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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电影《清宫秘史》应该批判，说：“这部影片五年来未批判，是欠了一笔债。总有一天是要批判的。”
十月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现象，他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毛泽东直接发动下，全国展开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的大批判。江青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直接依靠文化战线上的左派，使这场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点出：“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刘少奇、邓小平听取了周扬等人的汇报后，为他们不断开脱。刘少奇说：“《文艺报》的问题只是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今后要注意这些问题。周扬同志要多注意听取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自行其是。”邓小平说：“将来不管谁都要进行帮助，《文艺报》就是因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而引起了这样的麻烦。”
第七章 怪招迭出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李秀成这样的人物，这在革命斗争中屡见不鲜，不足为训。”他开始在学术上织网，从理论上寻找对手的弱点，先取得局部问题的胜利，从点上突破，然后再部署整体的反击战……＇
毛泽东重新把戚本禹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四期《历史研究》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翻开，仔细地又读了一遍。杂志上划了许多独特的记号，那是江青特意给他标出的重点段落，毛泽东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来：“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的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怎样看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侮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些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作序的周屯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
毛泽东把戚本禹文章里概括的六个观点列了出来，仔细推敲，这六个观点是：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关于“防鬼反为先”；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毛泽东带有欣赏地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话上用铅笔划上了标记，这段话是：
“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⒗滴墓庖约俺汕贤蚋锩绞浚」芩怯姓庋湍茄杀苊獾幕蛘卟豢杀苊獾娜钡愫痛砦螅撬羌岢至朔炊苑饨ㄑ蛊取⒎炊酝夤致哉叩亩氛泄嗣穹吹鄯捶饨ǜ锩氖だ倭说缆贰Ｋ窃诟锩乱翟馐艿绞О埽鋈说纳獾酵驳氖焙颍匀患绦氛槐浣凇Ｋ浅喑系母锩倚模蹴绲母锩牛诮准抖氛睦飞嫌涝斗⑸渥挪恍嗟墓饷ⅰＫ遣攀俏颐抢飞峡删窗母锩⑿郏颐怯Φ背屑痰恼钦庵止馊俚亩氛场＠钚愠赡兀克淙凰谔教旃锩飞掀鸸艽蟮淖饔茫撬詈笕瓷ナЯ烁锩冢撑蚜颂教旃母锩乱怠Ｋ淖允黾炔荒艽砦颐抢飞系墓馊俣氛常膊荒茏魑奈韬笕苏蕉返陌裱！�
毛泽东看完这篇后，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江青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很感兴趣地对他说：“这样好，给了戚本禹同志一个支持。我听说文化部的某些人还要利用这篇文章整他呢，他们简直是瞎了眼睛，自己为叛徒辩护，还要往死里整揭露叛徒的人。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说：“文化部和中宣部里有那么一批大大小小的阎王爷嘛。他们不整好人，就没有事情可干嘛。你看戚本禹分析李秀成的叛变要害写得多么好呀！”
从说着，毛泽东指着一段话给江青念了起来：“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思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请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市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大极了，你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天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漂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部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王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宏，我将我部收齐，其他各记（寄）话而从’……”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这些分析很有说服力，说明了这个人在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和我们的出发点一致的。你找过这个人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以由这个人来执笔搞。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在现实的政治态度上怎么样。”
江青轻轻地摇摇头：“我已经了解了，他在中央信访机关工作，接触人当然很广，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有接触，而且他说话比较随便，不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她看见毛泽东正在闭目沉思，又说：“戚本禹才三十三岁左右的年纪，是山东威海人，没有上过大学，是高中文化程度。”
毛泽东说：“不上大学也未必没有真才实学，那些上了大学的也不见得真有什么本领。有的人是越读书越蠢，现在的大学如果不加改造，是不会真正地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我和远新他们谈话的时候，就主张他们到农村、工厂去，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才是他们的主课。戚本禹搞历史研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经验，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你再往下看，他的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呀。”
江青接着看起了《评李秀成自述》的后一段：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匹）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帮筹为引……稳匪作乱，举手而平’，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为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遭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覆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彼，何不有乱于民？被园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平日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性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也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由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屡屡可见。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江青看到这里，对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人可以调到《红旗》杂志去专门搞理论研究。他就是杨问昆当年要打成右派的‘八司马’之一的人呢。如果审查可以，我主张培养培养他。年轻人嘛，将来也可能是我们的后备力量。事情总是年轻人干起来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这说明，他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在学术界准备大张旗鼓地对戚本禹进行讨伐的时候，江青对文化部和中宣部传达了毛泽东对《评李秀成自述》的评价：“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江青得意地对周扬、陆定一等人说：“从批判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以来，毛泽东同志就非经常重视理论战线、历史领域里的革命，对明显地投降变节的历史人物，他从来是主张要吸取经验和教训的。为什么你们就那么熟视无睹呢？你们是不是要压制戚本禹同志了，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继续坚持错误，我就要让戚本禹来领导你们！别以为小人物的文章可以不放在眼里。任何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开始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这时，又一封标有“绝密”的信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刘少奇同志就说：‘苏共二十大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周扬也马上宣传说：‘苏共二十大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打破了过去思想垄断的局面，现在苏联的文艺才真正达到了国际水平，苏联文化的方向，就是全体进步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苏联的毒草电影和小说在我国纷纷翻译出版，如肖洛霍夫、爱伦堡等等，被他们捧上了天！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季亚科夫的《亲身经历的故事》，被他们指定为内部出版物出版。特瓦尔朵夫斯基攻击斯大林的《山外青山天外天》、爱伦堡攻击斯大林的《人、岁月、生活》和他的《解冻》，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冈察尔的《小铃铛》，列昂诺夫的《暴风雨》，包戈廷的《忠诚》以及叶普图申科反斯大林的诗歌，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迅速出版了。周扬和林默涵提议指示：‘你们要扩大选题的面，除苏联的外，还要选别国的，东欧的、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反个人迷信的、色情的、有关战争的只要是有代表性的都要出版。讲修正主义蜕变的，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幕书也要出版。还有修正主义的逃亡作家、文艺界叛徒的作品，他们寄往外国出版的东西，都要注意出，包括色情的、虚无主义的、反斯大林的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