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作家、文艺界叛徒的作品，他们寄往外国出版的东西，都要注意出，包括色情的、虚无主义的、反斯大林的多方面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充斥着我们的书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上重重地划上了记号。
第八章 深谋远虑
＇在毛泽东眼里文艺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都是和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分散的孤立之“敌”的歼灭，既可以作为随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把柄，又可以暴露“后台”的问题。于是，他的每一步高棋都走着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视，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上海的问题也批给北京？他把这个重要指示反复研究了很久，决定批示给有关部门，让他们照毛泽东的话办：先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那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他却打趣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罢了。你们决定了的事情，我来做。”
在调查过程中，他听取了很多人的意见，其中包括江青的看法。
江青说：“整个文化战线，几乎是牛鬼蛇神专了我们的政。”
彭真很不以为然，他说：“那不等于把我们的工作都否定了吗？”
江青说：“整个文化战线上都有一批很坏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反对派，过去我们太重用他们了。现在这些人很活跃，譬如你们市委有个叫廖沫沙的，三十年代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人我认识他，发表了许多错误观点的东西。你们应该注意他。”
彭真皱了皱眉头，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很好地分析。凡属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搞清楚，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是真理就坚持，是错误就纠正。有些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或者是已经过去的事了，提起来是千斤，放下不过是半两，我的意见，大家对这类问题不要老是斤斤计较，死扭着不放，以致妨碍我们的团结。大家要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信任，不要互相猜忌。”
江青给了他有关廖沫沙、吴晗等好几个人的材料，让他查办，彭真都压下来了。他给一些人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闯了很多乱子，结了很多旧仇夙恨，造成了很多隔阂。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十分小心，认真努力地做好团结工作。对一些人的定性一定要搞准确，不要吹毛求疵。”江青在彭真面前是从来不客气的，她当面顶他：“你的许多的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相抵触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有个估计，你知道吗？好，既然你不知道，我可以给你转达一下。毛泽东同志认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彭真回答：“毛主席的这个意思，我很清楚。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同样的内容。”
“不对吧，”江青迟疑地说，“毛泽东同志还有批评呢，他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
彭真哈哈一笑：“毛主席真会开玩笑，把问题说得非常幽默。好，这个问题我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认真地改正。”
但是，经过他们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文化还是艺术战线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好的，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坏人和不好的作品只是极少数。所以，彭真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都只能服从真理。他到处说：“我们对一个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属于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什么不尊重，那就是把尊重庸俗化了。学术界、文艺界也应该这样，有意见就畅所欲言地发表，共同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看二帮。”
彭真的这些提法和主张，受到了文艺战线一些人的欢迎和赞赏，可是也有不少的人反对，江青就是其中之一。江青在一些场合公开说：“你们的彭真太傲气了，不但你们的意见听不进去，就是主席的意见他也不听。当然我的话就更不在他的眼中了。他想干什么？只有鬼晓得。”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当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列席会议的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面，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今天我让你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批评你，批评你人民日报带头提倡鬼戏，提倡修正主义的东西。你们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漠然置之，麻木不仁。”
彭真望着脸色严肃的毛泽东，隐隐地感觉到了压力。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从一九六一年发表了吹捧京剧《李慧娘》的文章后，直到现在没有检讨，其中我让江青给你们打过招呼，为什么不听？你们不批判那个反动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但是你这个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对内却是不讲阶级斗争，甚至是搞修正主义，对提倡鬼戏的东西搞联合，搞合二而一，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这就必然要使人民日报处于自相矛盾的地步。你吴冷西搞中苏论战的文章，一年多来没有抓报社的工作。这回你可以到报社去，把这个问题公开摊牌，给大家讲一讲，也和新华社讲一讲。在文化艺术方面，狠狠地抓一下理论工作。你们的学术研究版面，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你们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什么报纸上发表的东西要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骗人的。你们想学苏联的《真理报》，但是《真理报》现在不是走向了反面了吗？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吴冷西你可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呢。”
到了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宣部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整风的文件上又作了一个指示，他的估计显然充满了忧虑和愤怒，他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没。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显然是蓄谋已久的讲话：
“我看我们要在全国展开一个反修防修的文艺革命，不然中国也必然地会走苏联的老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文化界的领导权我看基本上不是在我们的手里，而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手里。我们已经在国际上开展了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如果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不开展一场新的革命，苏联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重演。现在是要自上而下地加强领导权的问题。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彭真被震动了。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毛泽东的脉搏了。但是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党的纪律而言，他懂得自己必须维护大局，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多的精力来抓文化艺术战线的工作。他对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说：“我们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认真抓一些反映工农兵火热生活的现代戏，要搞现代戏调演。在我们党内，我说我这个是真理，你说你那个是真理，怎么办？怎么行动？我看在一定的组织里面，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可以声明，在行动上服从上级或多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自以为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一切人，不管是谁，都应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谁都听出彭真此时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但是，江青对康生说：“你注意到彭真同志的一些讲话了吗？显然是很有情绪的。他在重大的问题上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应该注意。我对主席多次提起了这点，但是主席总不吭声。看样子，他是胸中有数，就是不明说而已。”对此，彭真也有点担心，他曾经问田家英：“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许多观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他调查所得，还是听了什么人的流言蜚语了？”
田家英说：“全是听了江青的结果。江青这个人在三十年代搞过戏剧，建国以后她经常在文化工作中发表一些观点，直接在影响着毛主席。她在建国初期，就给毛主席建议要改革旧文化、旧教育，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看法，当然也符合毛主席的心意。江青竭力要把文艺彻底地变成她满意的形式，始终认为我们现在的文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又有了一个帽子，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建国以来我们党开展的批判电影《清官秘史》、《武训传》，批判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就连一九五五年大破文艺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都是江青在起了很大的作用。以我看，要想削弱江青对毛主席的影响，只有你们这些战友们多在毛主席面前进言，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不是，才能消减她的影响力，否则我们这个党岂不是要开成夫妻店了吗？”
彭真觉得田家英这个人对自己说话很大胆，也很坦率。
田家英还说：“我经常给毛主席说：你千万不要落得死后被人骂。死后落骂名是最不好的。”“是吗？你敢这样说话？”彭真似乎不相信了。
田家英哧哧地笑了：“将来你就知道了。”
对毛泽东来说，一九五五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杨献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的文章。康生立刻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致信毛泽东说：“这个所谓的总结，竟然把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伟大的哲学著作排斥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外，说什么党校教学‘今后的方向也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接受苏联哲学教学经验的问题。’据我掌握的情况，杨献珍早在去年曾经把这份经验送给苏联高级党校审问。苏联哲学家格列则尔曼十分欣赏他的经验，在给他回信中，把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说成是‘简单化’、‘庸俗化’。杨献珍自己吹牛说他曾经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同志看过，刘少奇也很赞成他的观点，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此事请主席过问一下。”
刘少奇在和胡乔木谈话的时候说：“你们写文章或社论的时候，引用主席的话或者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呼，主席的话不要用“教导”等语，这样不好。我们没有听说把列宁叫列主席的。”胡乔木把他的话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些人作了传达。
还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著名作家胡风把他花了三个月写好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亲自交给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请他把这个报告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他还交上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说：“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我作了反覆的考虑和体会。我反覆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当我逐渐明确地感到了我的体会同时也是对应着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这才真正打痛了我自己，也终于解放了我自己。在我走过来的路上，由于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于革命斗争发展的感受，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通过对于四中决议精神的体会，这才比以前数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享到的一分胜利光辉就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
对于一个非党的著名作家三十多万字的《意见书》和写得隐晦、曲折的文字，任何非关心内幕的行政领导人都不会有耐心读下去的。更别提担任领导整个中国大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但是，毛泽东读完了，而且读得格外用心，对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和信件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让江青看看，江青也看得特别认真。
她尤其注意到了胡风写自己经历的那段感受：
“如果不是把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看作同一的内容，如果不是对于集体主义的信赖，那我就无法得到这二十多年的路上走了过来，坚持了过来的基础。如果当我一度排出了革命阵营以后不是抗战一开始就找到了党的领导，得到了一些同志、特别是周总理的带领和关注，带着我通过一个一个的包围圈斗争了过来，逐渐提高了我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和信赖，我就很难在那样复杂诡诈的环境当中争取到一些工作条件，在党所领导的总的要求下面做了一些微小的斗争的。正是因为这，当正视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所造成的失败和失责，无论是对于党或是对于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负债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和实践情况上反而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但到了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