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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毛泽东在文艺上的重要助手和秘书的江青，反覆地把《意见书》和信件看了几遍。她对胡风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中期鲁迅和国防文学展开论战的时候，江青就想登门去拜访鲁迅，请教鲁迅几个问题，但是被胡风挡驾了。他仔细地打量着化了名的江青，接过她带去的她写的文章，说他将转交鲁迅，但是再没有下文。江青断定，那时正傲气十足的胡风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而她已经是一名对左联都保密着的地下共产党员。
现在，胡风的信件和意见书就落到了江青的手里。
江青知道，胡风是一个在文学上雄心勃勃，而且同样喜爱广泛结交文学新人和组织一些文学团体而充当文坛盟主的理论权威，他不大服人也不喜欢约束，他总是要在文学的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我，总是要以鲁迅的真传弟子而自居要压倒别人。他虽然厌恶江青同样厌恶的人如周扬等人，但他比起周扬等人来在某些方面更令江青所厌恶。
毛泽东在给江青交底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胡风里的身上有某种秘密领袖的气质，你要研究一下这个人，他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文人，尽管他的确是一个文人。他的许多的观点和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尽管他不是高岗、饶漱石。他的三十万言书说出来许多的心里话。所以，大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这篇东西已经成为一个典型了。我们要用它来作为靶子，以警告所有的类似者。敲山震虎、打草惊蛇，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的这个动机，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根本无法理解和想象到的。所以，江青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的胡风所有材料转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几乎没有阅读《意见书》，就连胡风的那封信也是简单地翻了翻，他只记住了胡风下面的一段话：
“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唯一的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的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虽然对于文艺实践情况的担忧和对于劳动的渴求总在咬嚼着我这个老工人的心，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中央对我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放弃过要依靠党来解决文坛的信心。一直相信斗争一定会展开，我的发言权和劳动条件一定会被恢复。然而，只有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受到了批判以后，我才无限痛切地感到非马上正视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因为这，非马上首先正视我自己，向党交代文坛，争取参加斗争条件不可。但由于我的问题是从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现象之一，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就只能直接向党中央提出我的报告……”
江青催问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此事的意见时，刘少奇也没有看完胡风的材料，只是听取了陆定一和周扬的汇报，就对江青说：“胡风这个人爱好组织小集团，我的意见是可以开个会来帮助教育他，对胡风不一定要采取打倒的态度。”
周恩来说：“胡风的工作问题可以考虑适当地解决。”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地开会，研究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时，刘少奇依然是粗粗地看了一下胡风的材料。江青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全面地否定和攻击毛主席的文艺理论和路线，把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说成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说他们的重心就是要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要求党中央全面地考虑解决他们的问题……”
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惊讶地连声问道：“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刘少奇点点头，承认道：“对胡风的材料我只是草草看了看，没有仔细地研究。”
毛泽东生气了：“你们都轻视了这个问题。文艺上的事情不能小看呀，这种形式和人民群众接触得太紧密了，一定要抓住不放。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军官服役条例”时，刘少奇和彭德怀主张搞军街制，刘少奇说：“这是我们的军队从建军以来走向正规化的标志，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元帅和将军。我们的军官素质并不见得比苏联低多少，应该和苏联差不多。”他们都主张把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引向苏联军队管理的道路。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这次会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党，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覆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
刘少奇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揭露和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是建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反党阴谋集团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紧要关头，是由高岗、饶漱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郭峰、马洪等野心家、阴谋家首先跳出来，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彻底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击退了高岗饶漱石资产阶级司令部猖狂进攻，从而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证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贯彻，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这个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高岗饶漱石的残余势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周恩来在和毛泽东、刘少奇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也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一个实际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英明地指出：彭德怀同志在高饶反党联盟中是一个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同志。’在粉碎高饶联盟斗争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予他们严肃的批评。当时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改，而没有加以深究。此外还有一些人也陷进去了，譬如陶铸同志、林彪……”
毛泽东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统统不深究了，彭德怀都不追究，那么其余的同志就更没有必要追究了。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举行上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林彪同志很年轻，能征善战，一贯善于辨风向、插红旗，在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党中央这一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正确路线。我们应该给他以应有的政治地位，让他在党的工作中继续作出他的贡献。”
一九五五年春季，毛泽东对《关于发展一百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发表了他的看法：“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把原有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仕，以做榜样。
总之，我是主张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我再次提出来，请诸位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这年四月底五月前后，在毛泽东领导和倡议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刘少奇和主持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四月二十日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发言道：“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区、乡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我看能够巩固住五十几万个，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主管力量控制不了的，要收缩。”
当邓子恢找刘少奇汇报时，刘少奇见面就问：“斯大林有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你看过吗？”邓子恢说：“当然看过。”刘少奇说：“我看我们现在就有点胜利冲昏头脑了。我建议你们好好写篇文章反一下冒进！”
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邓子恢提出了他的观点：“现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出现了三个超过，即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经验水平。现在的出路是赶快下马，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五月初，刘少奇在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之际，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他和邓小平等人研究后，制定了对农业社实行“停”、“缩”、“整”的方针，亲自批准了大砍一批合作社的计划。他们首先指示浙江省委砍掉一万五千个合作社，然后对其他的省份也实行这个方针。在两个多月时间，共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毛泽东得到消息，大发雷霆：“你们把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搞得乌烟瘴气，是否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压下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你们就是喜爱听邓子恢的鬼话，他那个人总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扭扭捏捏，像个小脚女人，你刘少奇怎么不听听其他书记们的意见？你的耳朵钻进臭虫去了，听不见好的东西！”
就在这年的五月至六月里，毛泽东集中精力对胡风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亲自作出部署进行调查，并写了一些文章和段落。他要亲自带头在全国展开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写道：“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刘少奇早在毛泽东写出编者按的原稿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内容。是的，他在胡风和周扬等人闹矛盾闹斗争中是支持周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一介人这场本来属于文人之间的纠纷一下子就提到了如此的高度。虽然周扬等人有点幸灾乐祸，却暗暗感到了自己的脊骨发凉。像舒芜这样的曾经是胡风的密友竟然能把他自己保存着的胡风的信件交出来，作为胡风反革命的罪证。这样的朋友难道不感到可怕吗？
刘少奇对周扬说：“胡风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是舒芜这样的人更可怕。我们这些人都要警惕像舒芜这样的人，一旦反戈，就会把你置于死地的。”
而毛泽东却是最喜欢敌对阵营的人内部造反，他以居高临下的笔锋写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确实，批判的锋芒对着是胡风，却使许多的人都感到了惊恐，毛泽东完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就连周恩来也不得不收敛了，再不提他的和胡风过去的密切关系了。胡风自己写了《意见书》亲自交给他和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反革命！他不敢设想，但是他不得不严厉地批判：“我没有想到胡风在我们的背后竟然干出那么恶毒的事情来，真是不可想象！”
五月二十四日，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再次为《人民日报》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毛泽东写道：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诬蔑中国共产党、诬蔑党的文艺方针、诬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刘少奇和周扬、夏衍等人谈话时说：“你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