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顶。她认为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文艺界的许多人士都担心，江青这么估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背景？会不会发生什么大的风浪？
彭真不主张文艺工作者背这么沉重的包袱，他说：“江青同志的看法是她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中央，我看也不能代表毛泽东同志。你们还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凡事要看真理如何。”
江青自以为有恃无恐，不时地来找彭真，劈头就问：“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重要指示，为什么不见传达啊？”
“我们已经向市委常委和文化部、中宣部的有关领导同志作了传达，今年七月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就是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具体行动。”彭真不紧不慢地说：“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坚决落实，这是毫不含糊的。”江青鼻子一哼：“你应该知道，在北京市内搞京剧革命，可是非常艰难啊！要演员不给，借场地不给，甚至服装、钱都有意刁难，我希望你能给我作主。相比之下，上海市委倒比你们慷慨得多，柯庆施几次对我说：你还是来上海搞京剧改革试验吧，我们这里全力支持你。”她冲着彭真打了个手势，把嘴撇了几下，“人家可是将了你们的军了。北京的工作不要搞得大被动了，批判那个廖沫沙你们已经被动了，他的《有鬼无害论》是上海组织人马批起来的，你们至今被动得很！”
在彭真眼里，江青不过是个对文艺工作比较内行的厅局级干部，根本没有权利对自己发号施令。虽然她是毛主席的老婆，又多年担任他的秘书，但毕竟她在中央没有具体职务。尽管如此，他碍于毛泽东的面子，还是对她尽量显得热情、尊重，可他逐渐感觉到，江青是个十分难对付的女人，她爱慕虚荣，爱挑剔，稍有不周之处便会翻脸，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进行讨伐，弄得许多人都不敢接近她。即使如此，彭真还是耐着性子和她打哈哈，竭力不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弄僵。
“我已经对北京市的文艺队伍作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整顿。”彭真故意转了话题。
江青显然感了兴趣：“说说你的调查结果。”
当彭真谈完自己的看法后，江青连连摇头：“不！我和你们的调查结果不一样，大不一样！我调查的数字对我来说真是惊心动魄的。根据我的调查，全国的剧团，大的有三千多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另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你说对吗？”
彭真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应付地说：“看来你准备得很仔细，是动了脑筋的。”接着话题一转：“今年七月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欢迎你参与指导！”
“我当然要参加！”江青临走时，甩下这么一句话。
江青在和京剧界的代表座谈时，激动地说：“现在的形势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私营商店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或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在文化这块阵地上，就不是那样了。现在我们所努力和争取的，就是在文化战线上，在艺术战线上，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同样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志们，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
江青如此讲话，自然地把人们的思绪引导到了一九五六年。
那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草案。他在会上讲话时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制定这个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在同一个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幽默地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政府、党、各部门，这都是上层建筑，都必须起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譬如我们的农村工作部、卫生部就不是促进而是促退，我看应该把它叫做促退部。我们为了促进事业发展，必须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将来在我们的文化战线上，也要来这么一次大的革命。”
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任务在现在应该是当务之急。”
一月十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拿出自己的工厂跟国家合作的。这和外国的资本家不同。实际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并不是我们要这样的，是资本家自己要这样做的。我国的这种情况，就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成了经常现实的可能。”
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别人怎样说你们我不管，我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铁托同志领导的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很多，差别和不同的地方很少，在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都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加强合作。”
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在这次大会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开始大反斯大林和反“教条主义”，正式提出了一条“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路线。特别是苏共领导在党内开展的反对个人迷信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得到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连续看了几个晚上。
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说：“斯大林逝世后，我就感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又要出点事情了。现在我们应该实行以我为主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再轻易地盲从苏联。我的这些话对外不要公开，也要防止有人向苏联同志透露。总之，我们不能出现里通外国的人，这个外国从现在开始要包括苏联。”
二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给交通部的指示中，说：“你们提什么资本家的代理人，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就不是资本家了，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思想上有资本主义残余，就在我们这些干部中也有嘛！什么资本家的代理人，如果你们要找，就来找我好了。你们要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专家参加交通部的领导。不要以为那些人提拔起来一定比你们交通部的领导人差。依我看，现在领导同志中间没有懂技术的和以前长期有专业的人，只是一些打过游击的班子，我们有不自觉的宗派主义呀。你们不懂得技术，又不好好地虚心学习，怎么能谈得上建设？”
当有人提出最近几次防“左”是否提得多了些，反右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时，刘少奇马上反感地说：“右倾无非是客观变化快，主观跟不上罢了。有些人的脑子太热了，动不动就冒进了，这也要防止嘛。右倾有右倾的好处，就是稳重一点，不要都搞得那么左，到时候连个拨冷水的也没有了，岂不是一言堂了吗？毛主席就是主张我给他泼点凉水，他才能头脑保持清醒。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这也是好事嘛！”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刘少奇在给文化部党组的指示中，说：“文艺改革千万不能勉强，怀胎不够不要硬生孩子。现在我们的京戏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你们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戏可以改，但是不要大改，有害稍改，无害不改。动不动就要提京剧改革。我不知道要改成什么东西！同时，我主张让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影片也在国内放映，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的，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苏联的《天鹅湖》看了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性很高，也有教育作用。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但是你们可以不听。省委决议也有不正确的，都可以讨论，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实际上是放牛的出身，连什么是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还要横加指责，岂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神话。对他们的错误，你们也可以批判。在艺术团体和部门，可以搞高工资、高待遇政策，好演员工资就是要高些，吃得要好些嘛。这有什么不好？我主张搞民间私人剧团。不要把我们的艺术统统都由国家统管起来，这样弊多利少，你们想一想是不是？”
江青得到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记录后，生气地对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讲话越来越离谱了，他说别人不懂文艺，他懂得多少？怎么对什么问题都要发表一通议论呢？也不和你商量商量，就敢决定一些大事！我和他讲过一些意见，他半句也没有采纳。”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先后在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时，都着重指出：
“对斯大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否定一切。总的来说，他是功大于过的，对斯大林要有一个全面估价。我不赞成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
赫鲁晓夫对我们和中国的一些领导人说：“你们的毛泽东不同意我们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他很想在中国搞他的个人迷信。他有点像斯大林。”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这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点名地批驳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回击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言论。文章指出：“斯大林创造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月三十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致词，提出：“社会主义只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我们党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只有逐步增加个人的收人，改善个人的生活，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解释。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谈话中，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家争鸣的口号是别的同志提出的，毛主席不过是把它提高了，提到双百方针的高度。我们党内有很多东西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只不过加以总结提高。为什么要提百家争鸣？就是要反教条主义，不要一家之言，我们都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不要怕，什么都可以怀疑。在科学上就要有探索精神，以为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苏联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他在苏联肃反时杀错了许多人，我们过去也不晓得那么多的事情，听了苏联的同志的介绍，我都吃惊，真不敢相信是斯大林干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否定的。与其将来否定，不如现在否定。”
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实行双百方针，我看可以和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搞统一战线了，文学上必须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就是《红楼梦研究》也可以继续出，也是一家之言嘛。”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说：“现在大家讨论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依我看，你们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反而好一些。新闻报道的方针，你们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面对客观，不要动不动就讲阶级性，你们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会更好。总之，千万不能只强调政治性，强调立场等等。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导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导，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你们能不能让全国人民都完全相信你们的报道呢？如果作到了这一点，我看就成功了。”
刘少奇还建议：“你们在新闻事业中也实行自由竞争，新华社可以创办一种独特的报纸，创办一种每日新闻报，和人民日报竞赛。让记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干，可以让记者出名，让记者有名有利。”同日，刘少奇在对广播事业局的指示中，说：“你们可以办活广播，充分考虑到人们的各种生活爱好和所关心的问题。譬如说，时装展览会，虽然不必强调宣传，但是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提出了“开放剧目的意见”。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对京剧《四郎探母》发生了争论，康生质问：“怎么把美化叛徒的戏也搬出来了？”刘少奇出面对周扬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戏曲不应该采取禁演的办法。禁演戏，历朝历代都是不得人心的。”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说：“没有教育救中国就没有工业救中国。普及教育还不是那么要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问题。我们的全日制学校大概要搞一百年，二年，三百年。现在有的人提出教育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