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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那是不对的。我们比南斯拉夫落后，所以我们有个任务，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对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很满意，很羡慕。这是我们现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六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接见苏联青年代表团时，说：“目前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工、青、妇、和大学生等等运动，最突出最严重的现象是分裂状态，我们不能只责备右派。凡干什么事情都要团结中间派、右派，使群众都来干才能干好，就要让中间派发起领导。如果我们坐在第一排，人家就怕了，我们就要失败。所以要退后一步，不要太积极，要消极一些。这实际上是更积极。”
六月，刘少奇继续搞所谓反“冒进”，他指示陆定一组织写一篇反“冒进”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于是出现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是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邓拓等审阅修改而发表的。江青立刻看出了问题的性质：“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反冒进，是和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的几次批评相对抗的。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暗指毛泽东同志。不管作者怎样地辩解，起到的效果就是这样。如果像这样引导群众和干部，一定会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文章，立刻对江青说：“你说得很正确。要严厉地批判这篇社论。”
他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发了脾气：“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什么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计高了嘛。我不能说你们的社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但在你们那个‘但是’之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这就是现在机会主义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我看你们都要注意，不要搞得不像话了。”
刘少奇下来对陆定一等人说：“没有办法，听老板的话吧。不能不给他面子，这是大局。我们只能在我们尽可能的范围内，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
七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接见罗马尼亚大使时，再次说：“我国地主已经没有了，资本家也只剩下一点尾巴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要进行破坏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阶级斗争已经事实上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工作重心正在转变。”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中，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方针作了指示，他进一步阐明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指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该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创立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出：“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你们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过来，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有人给康生和毛泽东写信，揭发道：“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加紧进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阴谋活动，包庇大批叛徒，硬把他们塞进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部分党、政、军、财、文等单位，这将对革命造成恶劣的影响。据了解，早在一九五五年他们就强行销毁了北京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为一些人销赃灭迹。最近，他们又指使曾经写了自首书的安子文，专门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所谓‘如何看待自首问题’的会议，实际上是策划如何包庇叛徒。在安子文一手包办下，他们搞了一个《六条规定》，把叛徒分为：错误、严重错误，一度动摇、自首、叛变、严重叛变六种，极力为一些叛徒开脱罪责，使叛变行为合法化。刘少奇还指示对这类人：‘要赋予完全的信任，不要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如对邓拓我是了解的，这个人对敌人忠实，对党也忠实。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些放心的人，至于历史上的问题，没有多大了不起，那个时候抓住谁都可能有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在刘、邓庇护下，许多叛徒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都当上了八大代表。”
毛泽东看完信后，转给了刘少奇阅读。刘少奇说：“这是一些没有当上代表的人或者对使用他们不满意的人干的，少不了刘格平这些人。不管他们，让他们骂去吧，我们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办法办事。”
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起草《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指示安子文：“在知识分子中要大量吸收党员，规定好：只要是名人、专家、权威，不要过多的问政治历史就可以发展人党；同时对农村吸收党员加以限制，农村党员不能超过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不要把我们的党变成农村党。农村中的党员普遍文化程度低，什么道理都不懂，只能成为传声筒。”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我国在完全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又已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上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上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他们分别作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修改了中共七大党章的规定，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在他们提交大会的党章草案中，把原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也删去了。他们还在报告里说：“个人崇拜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刘少奇在《报告》中，反覆说：“剥削阶级在我国已不存在了，知识界也已是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
谈到国际问题，刘少奇对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理论和反斯大林的活动给予了肯定，对苏共二十大作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说：“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头脑清醒的人正在放弃战争政策，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也要与他们搞和平竞赛。”
就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一九五六年十月初，国际上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周恩来在苏联准备派兵镇压波兰政府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马上召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会上说：“现在波兰的军队和保安部队也做好了自卫的准备，苏联要出兵镇压。真是岂有此理！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武装干涉，如果开了这样的头，其他国家就都没有了安全感。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苏联这样的做法。”
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毛泽东这样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于十月二十日紧急召见苏联大使，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你们的武装干涉波兰的做法。如果你们不悬崖勒马，我们就要公开发表声明，反对你们的行动。你马上报告赫鲁晓夫同志，不要让他铤而走险。”
随之而来的是匈牙利暴乱事件。
毛泽东听到匈牙利发生的混乱情况后，说：“这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呀。没有想到在波兰问题上那么厉害的苏联，面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挑衅，却主张要撤兵。这不是要出卖匈牙利人民吗？”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报告时说：“这起事件，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一味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出卖革命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策划的反革命暴乱。匈于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是国际上反共逆流的猖獗一时。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也蠢蠢欲动。我们应该引起警惕和注意。”
毛泽东连声地说：“恩来说得对！恩来说得对！恩来的看法和我完全一致！”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指出：“对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做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匈牙利、波兰等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不能说和苏共领导同志反对斯大林没有一定的关系。”
从十月二十七日起，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连续四天，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说：“从今年六月以来，波兰的波兹南，十月起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地区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游行和示威等骚乱活动，一些人公开让共产党下台，要求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马上说：“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要求民主、独立、和平、提高生活水平的示威是完全正确的，无可指责。赫鲁晓夫要出兵镇压波兰，武装干涉根本没有道理。如果苏联要出兵，我们就发表声明谴责。但是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坚决不能撤兵，要协助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平息反革命暴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举行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他说：“匈牙利事件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
这次会议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并要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和国际青年代表团讲话中，说：“我们是主张比资产阶级更广泛的自由的。我们的方针是自由争论，也就是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也有驳斥唯物主义的自由。高等学校可以开设唯心主义课程，不这样，学生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唯心主义？谁也可能犯错误，就是毛主席也是经常犯错误的。只不过有了错误我们经常注意改正就是了。这一点，可以和我们的学生们讲清楚。前一段，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们也在闹事，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和自由，要求吃饱饭。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很好地解决的嘛，不一定非要采取闹事的办法。”
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再次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苏共中央的同志就是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损害了苏联的形象，造成了国际范围内的反共高潮。我们希望苏共中央的同志能够慎重地考虑一些问题。”
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在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机构有两种任务，一条是实现专政，另一条是组织社会主义生活。现在我们国家第一条愈来愈少了，不是愈来愈大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应该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放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再有了。”
十二月下旬，刘少奇在人经常委第五十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令毛泽东大为不满的问题：“我建议可以让资本家继续开私人工厂。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准他们盖呢？可以的，完全可以。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看也不怕，它是一个补充嘛！现在全国面临的整个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步子跑快了些，快一点，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十二月二十九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内容，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
江青在和一些笔杆子讨论的时候，说：“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强调指出‘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章再次肯定斯大林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揭露了赫鲁晓夫和铁托等人大反斯大林的真实目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战略号召。这篇文章是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的有力回击。我希望你们都好好地研究一下这篇文章，这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的战斗任务。”
江青认为有一段话非常好，即：“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个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爱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