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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听清了吗？”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满面春风地问其他的委员们，“赫鲁晓夫终于混不下去了。说是健康恶化，我看是假的，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主义的破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标志着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胜利。但是勃列日涅夫们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暗示，他们究竟要怎么办？是改弦更张，还是原地不动？”
刘少奇说：“原地不动是不会的，但是让他们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有困难。看来需要我们做点工作。今年十一月是十月革命的四十七周年，我们可以派代表团参加纪念活动，看看他们的动向。”毛泽东点点头：“可以这么定，就由总理为团长，反正有一条，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要和苏共领导们让步。现在是我们占优势，赫鲁晓夫总是不行了嘛。如果苏共新领导还是要奉行赫鲁晓夫那一套，我们奉陪到底！”
于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初，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成员包括康生、刘晓、伍修权、乔冠华等人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贺活动。十一月十日晚上，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一怔，随即摇摇头：“我们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赫鲁晓夫是实行了错误的路线的，我们没有错！”
贺龙马上把这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脸色一沉：“毛主席早就料到了！对苏共的挑衅，我们要严正谴责和强烈抗议。”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提出来，并说：“这是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颠覆行为，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
勃列日涅夫笑着说：“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你们不要介意。”
周恩来冷笑道：“酒后吐真言嘛，你们应该让他向中国党政代表团道歉。”
康生下来对周恩来说：“这个情况要向毛主席报告，警惕苏共领导集团对中共中央搞新的策反活动，这是一个值得高度注意的动向。我们要向党中央表示，如果苏共新领导不改变态度，我们将继续坚持原则，把反修斗争搞到底。”
于是，周恩来、贺龙、康生等人当夜就把招待会上发生的事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听到这些消息，微笑着对江青、陈伯达等人说：“看来，苏共新领导是希望中国也发生政变，把我赶下台。我看中国也的确有人想这么干。当初赫鲁晓夫是寄希望于彭德怀的，现在他是寄希望于他人。当然，周恩来是不会这么干的，但不等于我们党内没人想那么干，总是有人的。”
后来，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米高扬表示：“在对待中共和在其他问题上，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并没有任何的分歧，我们还是要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方针和路线的，在这些问题上希望中共没有必要等待什么。”
周恩来、贺龙和康生等人回国后，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在莫斯科的详细情况，毛泽东说：“我早劝你们不要对勃列日涅夫这些人抱什么希望嘛！他们看中的是赫鲁晓夫屁股下的权力宝座，而不是同他有什么原则分歧。看来他们是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走的还是老路。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继续进行到底！”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旗》杂志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了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社论。这篇气势高亢的文章，用犀利的语言写道：“赫鲁晓夫下台了。
“这个窃踞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鲁晓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为什么他混不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
“人们尽管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
“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篇文章在历数了赫鲁晓夫的所谓十一条罪状后，以肯定的语言写道：“当然，但是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词地为赫鲁晓夫‘招魂’，到处宣扬赫鲁晓夫的所谓‘贡献’和‘功绩’，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写了九篇批判文章，本来准备还要写下去，没料到赫鲁晓夫经不起我们的强大反击，九评他就下台了，只好写一篇关于他怎样下台的文章，作为这段斗争的总结。看来今后主要就是和苏共新领导进行较量了。我看还是有一场恶战呀！另外一个，就是把我们国内的问题解决好，使苏共领导在我们内部搞颠覆的阴谋不能得逞！”
随后毛泽东在和一些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谈话时，不止一次地问：“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这些风言传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彭真这些人的耳朵里时，他们认为毛泽东不过是泛泛而谈的笑话罢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和警惕。的确，生活中的毛泽东，在与身旁的人们交谈时，往往幽默风趣，不时地开些引人惊讶或大笑的玩笑。这也是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淡漠的一个原因。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前一个月，刘少奇根据一九六三年冬天到一九六四年春天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和他自己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亲自在湖南蹲点十八天的体会，在全国作了一个关于四清的讲话，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改草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搞的这个规定和王光美同志的经验，是对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前十条的补充和完善，那个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既不明确也不规范，有些方法已经过时了。按照那个办法，全国四清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是打了败仗的，都没有上了路，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四清没有搞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关键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经验，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文件。”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个文件，也有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刘少奇的一些言论。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我还是要作一些调查研究的，等我得出自己的结论后再说。反正事情放不坏。少奇同志不是要搞和平演变嘛，和平演变就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慢慢地树立他自己的威信，慢慢地贬低别人的过程。通过六、七年的当皇帝，他可能已经感觉到羽毛丰满，不那么甘心接受我这个婆婆的管理了，也要自力更生的嘛！那好，我可以给他腾位子！”
柯庆施听到毛泽东这个言论，急忙对他说：“主席，你可千万不能让步，刘少奇急于上台，快和赫鲁晓夫一样了。你要把位子腾给他，我们就都没有后路了。那个人可是喜爱搞团团伙伙的，一旦权在手，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
林彪也对毛泽东说：“如果毛主席把权力让出去，我这个党的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也就不干了！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干，没有多大的意思，还不如急流勇退！”
谢富治也对毛泽东说：“刘少奇同志搞的后十条里这样讲：‘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来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人，有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在扎根子。’中央的文件上这样定，简直把我们的农村当作敌占区了。这样搞下去，等于农村需要第二次解放。”
毛泽东沉思地说：“我再作一些调查研究后再说。”
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有些偶然的现象，会使问题的性质呈现出复杂的色彩。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强调了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政治挂帅的原则。他说：“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在这种条件下，“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显然是在为全党树立一个在独特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榜样。
二月二十五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转发贵州省公安厅开展“十无运动”的报告，要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全国搞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杀人放火放毒等犯罪行为的“十无运动”，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位变成“安全单位”，认为“就一个个基层单位来说，可以一年之内消灭阶级斗争。”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林彪说：“罗长子在吹牛！我就不相信这一套。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即将开展的这个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指示特别强调：“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当时，黄永胜仔细研究了这个指示，认为后面的这段话是整个文件的灵魂。后来全年的工作中，所有的党组织都是以此为动力的。
就在这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三月七日的讲话里，劈头就说：“现在，我们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个人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总是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他们有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斯大林是很欣赏高岗这个人的，专门送给他一辆小汽车。高岗每年的“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电报祝贺，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所谓‘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总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那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八级地震。”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发出了破除迷信，敢于革命的号召。这次会议上，批判了所谓右倾分子搞“反冒进”的错误，指出那是“方针性的错误”。经过讨论，毛泽东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应该成为党的总路线，要求“苦干三年”改变面貌。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发言时，几次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邓小平说：“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譬如对毛主席可否有不同意见呢？我们的回答是：可以！现在党内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不过是方法之争嘛！”
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回答：
“张奚若先生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贪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大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如果不迷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吃什么饭？我们的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是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陈其通等四人，除陈忻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卿卿咕咕，这是不好的。应该是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是不行的。例如明朝的三大案件，反魏忠贤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