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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征求罗瑞卿本人的意见了？”邓小平问道。
“征求什么意见？难道他的问题还有假？你们不是亲自听到他的一些讲话了吗？”毛泽东一下子变了脸色，一段烟灰落到了他的衣服上，坐在他旁边的江青小心翼翼地给他拂去。
“很简单，”刘少奇说，“开会的时候可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不是和他对质，没有什么可对质的，而是批判，彻底的批判。只要我们解决得好，也许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么糟糕！”
刘少奇注意到，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手里就有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材料里写道：
“罗瑞卿一九六五年一月在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学习班讲话中，公开说：‘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那些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林彪说的四个第一是否科学？有四个第一，是否还有四个第二？他说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我看大比武是一九六四年军事训练搞得最好的一次，我们不能给同志们泼冷水，谁泼冷水都是错误的。’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罗瑞卿一面对别人说：‘这回我是看准了，跟定了，我罗瑞卿死了烧成灰，都是忠于林彪同志的。’转过脸来，他又要林彪同志‘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林彪同志……”
所以，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专门谈了反对折衷主义的问题，他说：“自从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和主张以来，一些人、不仅仅是罗瑞卿本人，还有一些身居中央高位的领导同志，不赞成林彪同志的主张。我认为现在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已经深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大有人在，譬如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就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人不太多了，他们学得聪明了，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了个折衷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呷了口茶水，劲头十足地说，“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率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第三种摆法是政治和业务都是第一。你们说，这三种摆法哪种是错误的呢？”
在场的人都没有要说话的，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着毛泽东的指示：
“首先说第一种摆法是正确的，第二种摆法是错误的。那么第三种摆法究竟对不对呢？有些人就分不清楚了。这就是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楚的缘故。”毛泽东一口气讲述了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让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缺点，既总结经验，也要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是一样的，是半斤和八两各占一半；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讲得非常好。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是人的因素是第一的，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是活的思想第一，等等。这就是重点论，有了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但是，罗瑞卿这些人的折衷主义就是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使人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他们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列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把事物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把人们引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
这时，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怪不得罗瑞卿要在大比武上栽跟头呢！
毛泽东接着说：
“折衷主义者的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主义，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就是要导致敌我不分、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要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等。这种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所以，我劝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不要和他们搞到一起去。”林彪这时插话说：“罗瑞卿就是这样的典型，你们可以看看他近两年来的讲话，充满着这样的货色。”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他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他们似乎以很全面的姿态出现，来反对正确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毛泽东说到这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用以观察一下在座的每个人的表情，然后继续说：“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事实上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少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一句突出政治的话后，唯恐人家把他的这句话听去了，于是就要紧跟着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不舒服似的。这些人总是拼命地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刘少奇听到这里，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这番话完全是有所指而且绝对不仅仅是在指罗瑞卿等人，甚至有更高层次的含义。
这时，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到了尾声：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只是单纯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我的总结是：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及其倾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的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的。我讲这么多，也是从理论上反击罗瑞卿这些人的错误的。能不能改，就看你们批判的结果了。林彪同志有什么话，也可以讲一讲。”林彪只讲了一句：“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在突出政治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在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的材料上，毛泽东又于十二月八日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是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考虑成熟，一场蓄谋已久的革命方案悄悄地开始实施了。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停地革新和斗争的过程，社会矛盾和人类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里。
第二十四章 一山二虎
＇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引发了一场大纠纷……＇
刘少奇看到田家英送来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哲学的谈话》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他打电话把田家英叫了过来，一块和他研究这篇谈话。刘少奇看得很仔细，在认真地品味着毛泽东的话：“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现在有个孙达人的，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进行了批判，我看批判得好。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里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又变为‘扶清灭洋’，这才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走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来。《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的。为什么有人要说它是爱国主义呢？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一些开明的措施。这些都是现象，没有看到本质。”
刘少奇看到这里，问田家英：“毛泽东同志没有讲是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吗？”得到田家英否定的回答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记得他已经好几次讲过这个问题了，是一般地讲讲，还是另外有什么所指？这个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文化方面的争论是抓得较紧的，主要有江青在那里叨咕。”刘少寄想了想后，又问：“这一次他没有提到他那九篇文章的事情？”田家英说：“好像略微提了一下，是对陈伯达和关锋同志讲的，说是那九篇文章暂时不发了，等他死了以后让别人来发吧。”
刘少奇点点头说：“那就等着他死了再说吧！”然后，继续往下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和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得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出身农民，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农村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这话说得很透彻呀，值得深思呀！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话我也没说过，但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象是看得见的，能够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本质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的见，就不需要科学了。所以，我们要逐渐的接触实质。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小本子，有些常识就好。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了。”
看到这里，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和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怎样解决呢？我考虑了再三，是要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上来考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是劳动制度，也是教育制度，农村办半耕半读学校，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彻底地解决一下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田家英说：“主席在谈话中可是没有提到你的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反而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刘少奇警惕地问道：“什么话？”
田家英迟疑了一下，说：“他说你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可以独立称王了。”刘少奇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在开玩笑，他和我当面也这样讲过。”于是，他们继续往下看毛泽东的谈话：“我会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学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叽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着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些小的概念。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我看大学的教育应该改革。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现在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刘少奇问：“这个姚文元，近些年来非常活跃，写了不少东西，你对他了解吗？”
田家英说：“他是张春桥推荐给毛主席的，我知道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他几次。详细情况就不了解了。但是张春桥这个人可是有问题的，过去写过许多有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转过脸来，问道：“你有根据吗？”
田家英说：“我带来其中的两篇。”说完从文件包裹取出两篇张春桥早年写的文章，一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韩复渠》，另一篇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在《大晚报》副刊上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刘少奇问道：“你认为张春桥的文章里有什么错误吗？”田家英说：“《韩复渠》这篇文章里的错误主要是替国民党反动派辩护……”
刘少奇放下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先看起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来：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渠写成一个对抗战有决心的人，我也就在这种信任底下，回到山东。当然我更相信的是山东的民众。但是，我错了：韩复渠使山东落在敌人手里。
“我是了解韩复渠这个人的。他脑子里很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的天真，有时候是腐烂与愚蠢。本来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老粗’，很天真的；加上以后生活给他的思想，就成了这样：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了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
“有一件事情表现出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像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即夏伯阳）。不过，却派也夫同志得到了正确的领导，而韩复渠没有得到。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济南师范的学生酒醉以后闯进山东省政府，要见韩结果被韩打了一个嘴巴。第二天，韩复渠把济南师范校长找来，‘进行谈判’，认为自己是错了，‘心里很难过’。要这位学生打他一个耳光。不然，就得接受韩复的二百五十块钱。（在山东打嘴巴叫做二百五。）这就是他原来的面目。学‘施公’‘包公’的‘私访’，自称‘韩青天’，是这一根本性的发展。所以，他可以用很多钱征求飞檐走壁的人才；相信梁作友那样的人了；相信相面的，自己也给人相面，所以常常闹很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