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召开会议，认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考虑和照顾日共的处境和困难，同意按宫本的意见来发表声明。在将常委的意见报到毛泽东这里，毛泽东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他们同意，我可不同意！北京的同志怎么这么不讲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赫鲁晓夫的老调子，我们和日共谈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想投降苏修？”
江青则附和着说：“我早就看出他们不怀好意！有些人现在总是想跃跃欲试地搞点自己的名堂，好像这个中国的天下有其半了。”
毛泽东生气地说：“不是有其半，而是想统治整个天下！通知北京，让康生同志来汇报北京两次会议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决心把他考虑很久的想法付诸实施了。他在杭州一见康生，就问：“你把我的意见给他们阐述清楚了没有？我们和兄弟党之间来往是要给他们做反修的工作，而不是让人家来做我们的工作。日本共产党想在中苏两党之间搞平衡，搞投机，你们不去帮助他们，反而要和他们一道来欺骗世界舆论，究竟是何用？”
康生说：“我已经向少奇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坚决在主席修改的公报基础上来和日本方面谈，但是少奇同志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党，面对苏联的压力还感到困难，不要苛求别的兄弟党也和中国一样嘛，如果不妥协就要弄僵了。’这样我们……”
“放他妈的狗屁！”毛泽东把桌子一拍，对康生说：“反修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让他当中国党的主席好了，谁有本事让他站出来嘛。我的话说得明明确确，为什么不听？北京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要跟着修正主义跑？这是问题的关键。告诉少奇，宁可把中日两党的关系弄僵，也要反修！和苏共集团都不怕弄僵关系，小小的日本共产党就不要原则了，真正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推翻了关于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的最初决定，让宫本显治一行扫兴而归；同时，他主持起草了一封致苏共中央的公开覆信，严肃地说：“一个党开代表大会，邀请别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应当说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是，就在你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你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并且从上到下，直到基层单位，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华报告，煽动反华的歇斯底里。你们还向其他的党发出反华信件，策动他们同你们一起反华。你们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是‘好战’；‘假革命’；‘不反帝’；‘分裂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等等。你们还制造谣言，说什么中国‘阻挠援助越南’；‘中国侵略苏联领土’，甚至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这一系列的反华活动只能说明，你们这一次邀请是故作姿态的，是别有企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设想被你们看作是敌人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去参加你们的大会呢？”
毛泽东还觉得不解气，亲自口授了一段：“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你们一上台，就宣称你们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你们当面对我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中国问题上，你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你们不仅没有宣布撤销一九六三年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而且采取更阴险的手法，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毛泽东说到“更阴险”三个字时，几乎是咬着牙齿讲话了：“你们尽管玩弄了一些欺骗的手法，但是你们一心一意地追求的还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你们所说的一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话，你们所做的一些坚持反帝斗争的姿态，只不过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小骂大帮忙。这种手法你们心里明白，美帝国主义心里也很明白。你们叫嚷的所谓联合行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所谓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圈套，其目的无非要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你们一直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的问题纳人苏美合作的轨道。你们同美国勾结在一起，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一系列的肮脏的买卖。你们现在正在积极地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你们不但置身于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之外，而且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反对人民、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我们愿意明确地通知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一切准备完备，正在杭州的毛泽东通知中央办公厅，他要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列席。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周围戒备森严，毛泽东听到朱德和陈云请了病假，邓小平在西北三线视察，林彪也因身体不好不能赶来参加会议，常委中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参加明天的会议时，他对江青说：“你看，我们这个政治局常委再不采取措施就连会议也开不起来了。通知林彪，一定要来参加会议，不一定要天天出席，但是政治局常委会议要参加。”
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这次会议，我们先解决国际问题，再讨论国内的学术批判的问题，两者都是要反修，都是要解决避免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复辟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要出乱子。”
第二天的会议上，所有参加会议的成员讨论了中苏关系，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不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意见。这和毛泽东的预料是一致的，只要毛泽东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和他抗衡。刘少奇在解释他和政治局一些常委的意见时，说：“我们当时也是为了了解苏联的最近情况，以便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才主张派代表去参加他们的会议。现在想起来，还是主席考虑得比较全面。”
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周恩来马上说：“是小小的分歧，但是主席提出意见后，我们完全赞成主席的意见。原来是出发点有点不一致而已。”毛泽东说：“对苏共新领导人的态度上，你们不要心软。人家并不想对我们让步，而是要你们把我赶下台，像他们把赫鲁晓夫赶下去那样，来和你们一些人搞联合，建立新的霸王割据。”
林彪马上说：“苏共新领导人的这种妄想永远不会得逞。我们永远是把毛主席作为我们的领袖的，谁也休想取代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在我看来，现在我们中央里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资格取代毛主席的位置。对此，大家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于是，在首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学术讨论的若干问题，就在这天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眼光对准了吴冷西，说：“你那个人民日报登了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也是犯了错误的。这个你要心中明白。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期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习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们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你们的努力。你要不断地进步，否则就要垮台。我批评你是因为看你还有希望，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是从来不批评的。譬如对田家英，我就不批评他了，随他的便去吧！”他的目光扫视了其他人一眼，接着说，“你们人民日报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的坏东西，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只有三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我劝你要好好地学习一下姚文元的文章，他比你们多一些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学习和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关键是要改正。改了就好。人民日报也不是没有长处，现在就比过去要好得多了，但是要不断地进步。”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到学术问题和教育问题时，严肃地说：“这次关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使我们掌握了许多的问题。那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再不能置之不理了。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我们的报刊和文化领导权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的大部分也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着的。这里面已经有了许多的材料，你们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的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要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
这时，林彪插话：“这是阶级斗争嘛，我们的主席已经讲过多次了。为什么姚文元的文章有一个时间在北京和一些省市的报刊上不能转载，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当前的学术批判麻木不仁，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点点头说：“批判资产阶级时，不要放主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姚文元的文章，好多的报刊不予转载，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行动麻木得很，根本不想紧跟。但是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却很感兴趣。”
“臭味相投！”林彪又在旁边咕哝了一句。
“过去，我们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毛泽东刚讲到这里，林彪又插话：“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我们的人民就是从报纸上来听党中央的声音的。这一点，我经常给我们的军队同志讲。”于是，毛泽东转身对彭真说：“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成了吴晗、廖沫沙这些人的前线了。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这一点你知道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你管过没有？我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你们不管，那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要管。现在的北京，就是吴晗、廖沫沙那样一些类型的人说了算。”
彭真说：“现在我正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鼻子哼了一声，继续说：“尹达同志的这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就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就是喜欢压制别人革命，对年轻人的文章进行扣压，这种做法坏得很！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过去吴晗、翦伯赞这些人的文章是一路绿灯，现在我也不赞成不让他们发文章。对吴晗、翦伯赞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翦伯赞、罗尔纲这些权威！他们实际上是纸老虎，没有多大的水平。我们许多的年轻人写的文章，无论在质量和水平方面，都比他们强。为什么中宣部的一些人要压制年轻人的文章呢？因为一发表出来，那些权威就露出了真面目了，所以他们怕真理。”刘少奇把毛泽东所讲的尹达的那篇文章刚刚看完，里面共讲了三个问题，即：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二、史学上的阶级斗争；三、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尹达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的历史，系统地揭发剥削阶级歪曲、伪造历史的罪恶，把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按其真实面貌还给广大劳动人民。但是，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世界各国世世代代的剥削阶级御用的史学家，为其阶级利益，偕其阶级偏见，编写了大量的歪曲历史的史书。这些史书在世界各国长期流行着，已经形成为一种传统的力量，似乎这就是真实的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的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陆定一悄悄地对刘少奇说：“尹达的文章里充满着片面性和激进性，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我真不知道，主席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文章？”
彭真也当场看了尹达的这篇文章，注意到了里面这样的观点：“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史学遗产的批判，是无产阶级从剥削阶级手里夺取史学理论阵地的斗争，是兴无减资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里罗列了几种现象，正是这几种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在史学研究中，同整个学术领域一样，我们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经过反复争辩，逐步弄清是非，借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逐步消除史学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积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资产阶级史学家却企图把“百家争鸣’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不论他们‘鸣’什么，都不能批评。你批评吗？那就是妨碍了他们的‘鸣’，那就是不准他们‘争鸣’，那就是违犯了‘百家争鸣’。这里难道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吗？”
彭真看到这篇文章上陆定一的批示是：“完全是贴标签，把阶级斗争的标签到处乱贴！”这时，彭真听见毛泽东正好讲到：“要把中专、技术、半工半读，统统弄到乡下去。”他一怔，清醒过来，毛泽东还在继续说：“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写就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实践学。我们这些师长、军长不知道尧王、舜王，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的。”
这时林彪又插话：“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有简单一些的，也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从来照着书本打仗的人没有不失败的。”
毛泽东拍着桌子继续说：“还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搞四清，一种是半工半读。你们再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钢的东西，批得很好。戚本禹是中央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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