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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班辈究竟怎么个“不良”，沈榜是当知县老爷的，该知道很多，也该相瞒不少，但《 宛署杂记》中仍有“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考语，大体是“每民间有事，应与拘送，则 有‘鞋脚钱’；或已就拘执，两愿和息，则有‘酒饭钱’；奉檄踪迹奸宄，未得而株连之， 则有‘宽限钱’；已得而墨覆之，则有‘买放钱’；城内每月每家有‘灯油钱’；买卖房契 有‘画字钱’；各巷搭盖披檐（即“违章建筑”）有‘隐报分例’；相验 有被犯法 物；每初佥及年终，置酒邀会，每家银三五分，则曰‘打网’、曰‘秋风’；……巧立名色 ，莫可枚举。”以“宽限钱”为例，又叫“贼开花”，清人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里， 对此有描述：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 ，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戴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 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 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 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 / 除非贼案不开花。”
李伯元《活地获》中，用了许多篇幅，专述清代安徽天长县捕头吴良勾结窃贼玩弄“贼开花 ”的事迹。在这里，“警察”与小偷的对话是：“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你尽管去做生意 。可是做徒弟的规矩，是个三七分红。你做了买卖，我是扣一个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 。……还有一样，你去偷东西，总要把人家的门同房屋记清了，碰到嵌儿上，也可以攀他一 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
李清编《折狱新语》里，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卷5《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 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 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 如卷4《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 未厌，又益以二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便发作了，至多是“杖治”，而执行者又是 他们的皂班同行，到底有几下“着肉”的，不言而喻。“不良”丧尽天良的极端行为，是养 寇自重或干脆自己也当盗贼，县令县尉等老爷追比急迫时，就胡乱抓平时有仇隙的人抵罪， 甚而有比这还骇人听闻的。徐珂编《清稗类钞》上就记有一事：清朝咸丰时，“河南多 盗 ，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 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有个镇平县捕快胡体安，阳为胥役，阴为盗魁，有一回唆 徒党去邻近某县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体安当主谋后，上控到守道衙门，当时正值涂 宗 瀛在河南当地方官，马上指派有司去镇平拘人。这个胡体安竟买通来抓人的邻县捕快，把自 己掠来的一个小伙夫王树汶充胡体安名字带走归案。“（王）树汶初不承 ，役以非刑酷之，且 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读者或许要问老爷干什么吃的？这也有记载，“县令马翥闻 （胡） 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涂宗瀛在清代官员中，也算是以能 干著称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这等事情，足见“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 役用铜钱串接起来，何惧区区涂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叹：“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 而知之？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
狐群狗党《衙虎谣》（3）
“狐”是壮班，区别于知寨、守备等统辖的正规驻军，是专用来警卫州县衙门的地方治 安武装，亦常承办押解犯人、护送粮饷、巡行地方等差使。清朝著名诗人袁枚（随园 老人）当沭阳 知县时，某日校阅壮班武艺，“发矢，矢旁决，ND021火器，器闭。诸丁伏地请罪。” 这便是这 班人的“军事素质”，可是平时在老百姓面前则个个耀武扬威，所谓狐假虎威，故名之狐。 《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朱仝、雷横及其统率的四十个士兵、弓手等，全属壮班概念。朱仝 系本地富户，雷横则杀牛放赌，恰能补充说明衙役三班的性质。快班和壮班与皂班统归知县 调度，但区别又在于前两者和粮马县丞、捕盗县尉之类的专职州县佐的关系更密 切一点。 例如小说中朱仝、雷横奉知县时文彬命令去搜捕晁盖时，便是由县尉牵头带去的。孰知两个 领班都受过晁盖好处，卖人情放走了通缉犯，县尉道：“走了正贼，怎生奈何？”朱仝答道 ：“非是小人不赶，其实月黑了，没做道理处。这些土兵，全无几个有用的人，不敢向前。 ”作者以为这些描绘很生动，一来表明进士出身的县尉以文职统带武役，实际上很难有施展 ；二来可见这些士兵们全靠卖人情过日子，晁盖给过他们钱，后来宋太公也给过他们钱 ，那就很难指望会抓到晁盖、宋江的；三呢，假如没钱给他们，就有颜色给瞧了。小说上的 介绍是，“县尉只得捉了几家邻舍去，解将郓城县里来。”这同后面描写快班故意放 跑宋江的情节，简直如出一辙——“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 不担阁。把他横拖倒拽，直推进郓城县里来。”试想，在这些“公人”心目里，“公”字值 几个小钱？
说到押解人犯，自然又是壮班的油水之一，出差辛苦，就用索贿相抵。董超、薛霸、张 千、李万之类的文学形象，读者们已很熟悉。若问受嘱贪贿害死人犯的事究竟有没有？完全 可能，一般犯人不说，宋徽宗时，曾有“隐相”之名的大官梁师成，就是在被贬谪去彰化的 途中，被押解的胥役们用绳子勒死的，回开封后谎称暴卒于途，居然没事。还有比这更离奇 的：清朝时，常发生“胥役囚徒互相狼狈，以亡命横行为利薮”，就是在押解途中搞抢劫活 动。那是什么心态，作者亦捉摸不定，抑或在衙役看来，应该用这种赃款来抵偿他们的辛苦 ；而在囚犯看来，反正有案在身，何不放胆再干几回，亦可改善待遇吧？乾隆十四年 （1749） ，正在家居丧的太仆寺卿陈星斋坐船赴淮，准备替一位道员坐馆，“舟泊丹阳，遇秋审解犯 数船，自镇江往苏。两船偶触，解役突率众囚徒入船，各持器械，杂手中铁链，指挥劫夺， 罄所有以去。太仆方与客对弈，猝被一囚连殴三链，头颅脊背受创极重，流血昏晕。”不过 这次他们没料到苦主是一个暂时退居的大官，结果陈星斋苏醒后，立即告到丹阳县，连乾隆 皇帝也知道了这件事，“立置重典，嗣是此风稍戢矣”（《清稗类钞·胥役门》） 。但是我看 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又有不少类似记载，足见这风气是与中国古代州县衙门相 伴迄终的。
三班以外，属于衙役辈的还有狱卒、仵作、刽子手、仓斗级、扦子手等，再宽泛一些， 如里甲、保正之类，也可算在里面。有些嘴脸，在本书的第六章里还会提到，这里就省点篇 幅了。最后摘引一段清人张维屏所撰《衙虎谣》，略见这一伙的整体风貌——
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至今此辈安能无 ？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驭难言威与德。莫矜察察以为明，鬼蜮横纵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 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
“自家人”体制
明朝崇祯年间，浙江宁波闹出一件衙门丑闻：奉化县衙门的管门大爷胡美卿，奸占本县 平民朱邦祁的老婆徐氏。朱邦祁慑于胡的淫威，特地赶到邻邑鄞县去告状，鄞县的县太爷知 道此案难断，便往上级衙门宁波府申报。果然，上头还没开审，奉化知县李某人就派人去府 里找推官李清说情了。偏偏李清不给他面子，在判语中直斥“门子无奈太横！岂倚公门为 吓 虎，而傍朱衣为媚狐者？”最后“合断朱邦祁领回（徐氏），仍杖胡美卿以儆。 ”（《折狱新语》卷5）自然，没定他一个奸占民妻的罪名而判徒流，仍算是客 气的。
为什么小小一个门子，竟然能叫朱邦祁投鼠忌器，专门跑到鄞县去告“隔山状”？又为 什么这么一桩很容易了断的案子，居然会使一个知县不敢承办，一个知县出头求情？
原来这位胡美卿并非普通皂隶一辈，而是李知县的“自家人”。看过本书第四章后，不少读 者大都会不胜骇异：倘若天下州县衙门全被猾吏悍役盘踞住了，真无从想象朝廷除授的官 老 爷们，还有何能耐施展？就算是同流合污“共天下”吧，只怕双手难抵众拳，也没这本钱去 “共”哩。别急，“山人自有妙计”，当官的爷们，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套对付胥役的 办 法；到了明清时，最盛行的现象就是于“吏人世界”、“公人世界”之外，再造就起一个衙 门里的“家人世界”。不过，这套针对性特别强烈的“自家人”体制，究竟是更有利于政府 统治抑或老爷本人呢？还得一层一层掰开后，由读者自行判断。
闷讲长随行藏（1）
“自家人”的最基层叫“长随”。他们和官老爷的关系，既不同于胥吏和长官，更不同 于属员和上司，而是一种主仆性质。但是这一类“仆”，也不同于寻常厮役奴仆、家丁书僮 一流，最要紧的区别便在于：“须知官场中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何事有益于民，何事 有碍于官。凡升调署补，或省委初任，或科甲捐班，各有来历。至上宪饬行，明文办案，缓 急限期，州县治下，额征钱粮，仓谷地丁，实存未解若干，如何报销，接收交代，条款 分清。民情土俗，出物土产，宪纲舆图，水陆 路程，驿递差徭，种种各事，探悉胸中。”要之，便是事理兼通，人情练达，官场上的事务 ，衙门中的规矩，全搁在肚子里。要懂这么多干吗？这就都成了老爷的耳目与手脚了，老爷 把他们带进衙门里，“分兵把守”，尽最大努力别让那些杂职和吏胥们把主人给瞒了欺了。 吃私人的食，办“公门”的事，这事情是否有些矛盾？说穿了也很简单，中国社会里，讲究 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又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仆人替主人用心把关当差， 主人得仆人之助把“公门”的事办好了，仆人既有眼前过手分肥之利，又有日后亦步亦趋之 望。一根“利”字藤儿，把这些瓜儿全拴在一起，要不咋叫“公门中的自家人”？
当然，真 要从制度上追究起来，让“自家人”跟进衙门“办公事”，没有会典上的依据。可是中国官 场上的又一个传统，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做规矩，谁也不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事儿。比如康 熙二十五年（1686）时，干脆由朝廷宣布：“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 子外，汉督、 抚准带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带三十名，同知准带二十名，通判、 州、县准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准带十名。”（《清稗类钞·礼制类》） 这就更好 了，索性把默认的惯例，翻成公然的制度。就算是大家都恪守这个定额限制吧，算一算看， 县太爷带进20人，县丞以下佐NB032杂职等各自带进10人，加拢来又是个什么数目？而在 州县实践中，起码从县太爷这边来讲，“准带二十名”的限制，总是大大突破的。冯友兰 先生回忆他父亲署理崇阳知县赴任时，“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总共算起来，总也有三 四十人。他们的生活、工资都由官负责，他们都是官的私人，与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可以说 ，他们都是跟着官来吃崇阳县老百姓的”（《三松堂自序》）。
这么多“能干”的家人从何而来？以一个七品芝麻官八品绿豆官的原有家底，当然置不 起也不需要这么些奴仆，况且真是那些被人身依附关系所束缚住的“家生子”、“典身奴” 之 类，也不具备这等“凡衙门中规矩皆知”的火候。所以，这些个“自家人”，绝大部分全是 老爷步入宦途后才跟上的。来历多样，有同年同僚上司座主推荐来的，有同乡会馆招聘来的 ；也有从本宗本族或同乡中挑选出带来“历练”的，甚至有实际身份是债主儿跟着来的，这 叫“带肚子”或“带驼子”。这话儿咋讲？原来许多州县小官本无家底，刚刚得到一个官职 ，从置办礼物行装、应酬各方关系，直到上任盘费和排场，都少不了一大笔开销，这就要借 债，拿什么做抵押担保呢？最让债主放心的就是让他跟着去上任，做一个“长随”。做了“ 长随”，就是老爷的“自家人”了；“自家人”经手的差事，都关系到一个“钱”字，本利 追回 不算，还能寻空头事额外赚取好多外快。大抵这种“带肚子”的家人，同老爷的关系便更加 非同一般了。比这更离奇的事还有没有？也有，叫“捐班哈哈”。明清时代，捐赀为官盛 行，那些想当官的，一个人凑不起一大笔买官的钱，就找几个人拼份子，按份子大小，先讲 明到任后什么差使归什么人干，这不就是老爷是捐来的，家人也是捐来的吗？“捐班”的“ 长随”，人前是老爷的仆人，背后与老爷是平等的，打个“哈哈”便可将这暧昧关系掩饰过 去，结果就得了“捐班哈哈”的雅号。
说到“长随”这个正称，也是大有来历的。据说北宋开国后不久，某夜太祖赵匡胤冒雪 去宰相赵普私邸，见有家人一名随其左右，恭敬得很，便打趣说，这是你的“长随”哟。 从此，“长随”一词便成了“钦赐”名号，赵普的那个家人，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 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缘起。不过这个人虽然有了官身，依旧在老赵的私邸当差 ，故又名“堂官”。到了明清时，凡督抚、提镇、司道等中高级地方官的家人，俱称“堂官 ”，凡府厅州县佐NB032等基层官员的家人，皆唤“长随”，退一步说，就是“小堂官 ”了：在 老爷跟前，他们是听使唤的仆人，在胥吏和百姓面前，他们又是老爷自己任用的“私堂” （签押房）里的“官”。
闷讲长随行藏（2）
长随之第一档次，称“门政大爷”、“笺稿大爷”。这“大爷”的称呼，是随“老爷”挣 来的，老百姓按顺序排着喊，不必细表。
门政大爷，就是专管八字衙门前号房里一应事务的，原先有定额吃工食银的那几个门丁， 只配替门政大爷当当杂差。《红楼梦》里说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时，不敢走大门，“溜到角门 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姥姥上前纳福陪笑， 陈明来意，“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读者 们尽可比照这模样儿，想象州县衙门的门政大爷们的威风。
门政大爷的执掌，分“司差门”和“司执帖门”两项。“司差门”就是每日照应各道门 户启闭出入，老爷出门了，早传伺候，唤齐轿马跟班；有官员或公差经过县境了，要把差使 性质问清了，回明老爷和账房，再分派值日吏胥帮着寻公馆备灯彩、送酒饭及应酬夫马等。 他得熟悉应付各种出差的事务，比如是纲银过境，他得看明兵牌、勘合银两数目，再催兵房 接洽护送；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