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要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学家聘为“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课题的负责人，并主持“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这一专题的具体研究任务。
当张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后，除组织安排“武王伐纣”这个大课题的相关事宜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的研究之中。由于刻有“乙酉夕月食”记录的两版都是龟腹甲，而“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食时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尤其重要。但记此食的两版甲骨均藏于英国博物馆，按张培瑜的设想，如果通过协商或采取合作的方式，争取到英国取一点“庚申月食”的卜骨进行14C测年，无疑会对这次月食年代的确定，起到重大的互证作用。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关于甲骨月食年代的确定，只有靠中国人根据现有的条件自己解决。为了排除日常琐事的干扰，他打破正常的作息规律，吃住都在紫金山天文台，在山上一呆就是几个月，对专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反复研究，仔细求证，在一层又一层的迷雾中，逐步廓清历史的真相……
根据对卜辞的分期分类，工程专题人员彭裕商、黄天树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作了排列，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认为“癸未夕”月食最早，“乙酉夕”月食最晚。从字体分析，五次月食发生于商代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由于文献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商代灭亡，其间不足300年，张培瑜在天文计算中，将这段时间前后延长200年。于是，以“日界”从半夜开始，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可排出在中国全境包括安阳在内的44个城市可见的日食情况和月食表。月食表详细列出了安阳的见食情况。结果标明，在安阳可见的月食中，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300年中，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且这个结果正好在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具体数据如下：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关于“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的精确时间，张培瑜的计算结果是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22点51分。但是，甲骨学家常玉芝却另有别论，她认为“日界”应从天明开始，并以此推算出“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发生在公元前1166年8月14日早晨5点之后。这个结果同张培瑜的推算相差26年。
盘庚迁殷与列王的年代鉴于甲骨五次月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夏商周断代工程曾几次召集相关的学者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学者们对“日界”的问题以及“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格外关注。“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席泽宗，曾向学者们介绍了天文史学家江涛所著的《论我国史籍中记录下半夜观测时所用的日期》一文。按此文的观点，在中国的史籍中，记载下半夜观测，85％用的是上一天日期，15％用的是下一天的日期，如果用的日期是下一天，则绝大多数天象出现在本地时间3时之后。席泽宗认为此文颇有道理，并倾向于“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一次带食而没的月食，这样，常玉芝推算的1166年最可取。另有学者范毓周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认为“日界”问题应重视民间传统，以鸡鸣为日始，春夏秋冬有差别。同时，刘一曼、曹定云、葛英会等学者也主张商代的“日界”应定在天未亮到日出之时较为合理。也就是说，常玉芝的推算结果是可取的，而张培瑜的结果不可取。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8）
参加“工程”的古文字学家黄天树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认为“旦”之前的“夙”应该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裘锡圭也认为，一天的开始至少不会晚于夙。也就是说，“日界”不会是在天亮之时。
按张培瑜的解释，月食的时间计算，涉及地球自转改正值的取值，他所推算的食甚在夜里22点51分的结果，采用的是过去通用的地球自转改正值。如果采用现在新的地球自转改正值，月食时间应该推后2个小时左右，这样就更符合月食发生在两天的分界之时。以此推算，常玉芝所主张的早晨5时之后，已成为晨7时或者8时左右，已经是天大亮且太阳升起的时候，很难说是上一天和下一天的过渡阶段。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从字体上看，五次月食的距离不应该拉得太远，应在30年以内较为合理。常玉芝的五次月食推算，有将同一贞人拉得过长的问题。
就以上两种不同的结果，经古文字学家和天文学家反复论证后认为，商代的“日界”应从半夜开始，“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发生在己未夜并向庚申的前夜过渡的一次月食，天文推算结果应以张培瑜的推算为是，即商代武丁晚期到祖庚二王之间所发生的五次月食在公元前1201一前1181年共20年这个时间框架之内。
至于武丁在位年代到底属于哪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根据《尚书·无逸》、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皇极经世》等文献可以看到下面的记录：
从以上四种记载中可以看出，武丁在位59年应是可信的。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在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年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张培瑜等研究者认为，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确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应该是较为合理的。这个意见最终被“工程”专家组采纳。
武丁的年代范围已经确定，利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还可推算出殷商最后两个王——帝乙、帝辛的年代，所依据的方法则是——周祭祀谱。
从可考的材料看，远古时期，人们采用多种方法纪日，如结绳、刻木等等。当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法了。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后，排尽所有组合，共六十对，以甲子开始，癸亥结尾，可以不重复地记录六十年，六十年以后再从头循环。
干支纪日的方法与干支纪年一样，每天用一种干支表示，六十天一个周期，循环往复，可以无穷。这种干支纪日法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它的优点就是用干支纪日不会发生错误，也不会造成重叠。此种纪日法从悠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未间断，可见它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十数万片甲骨刻辞中，记有干支日的甲骨为数众多，从特点上看，殷人纪日虽然绝大多数是天干地支均书，但也有不少只记天干而不记地支，这种纪日法在历组卜辞中最为多见。
到了商代晚期，商王及王室贵族每当遇有重要事情需要进行占卜或铸铭纪念时，往往都要在刻辞和铭文的最后部分附记上当日的周祭祭祀，以此作为一种纪日的方式。由于以周祭的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需要的时间是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相当，所以一般在没有闰月等情况下，一种祀典对一位祖先的祭祀在一年中只会出现一次。因此，学者们称为周祭。用周祭祭祀纪日与用干支纪日同样方便，但商人往往是将此两种纪日法结合起来，在卜辞和铭文中前记干支日，后记当日的周祭祭祀。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9）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帝辛的周祭材料较为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从而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这6件青铜器关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殷商历法研究专家常玉芝对此排出了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这个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相关学者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年等多个年代。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较为合理。
按过去学者们的研究，从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这段时间的周祭祀谱和月份。常玉芝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如采用帝乙在位21年，则帝乙时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如采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周祭与季节基本对应，故以帝乙在位26年较为合理。“工程”决定采用帝乙在位26年这一方案，并由此推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
既然武丁、帝乙、帝辛等三王的在位年已推算出，那么著名的盘庚迁殷之年又是多少呢？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见于《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由此看来，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饶宗颐所论，“亦乏依据，盖其确数靡得为详”。也就是说单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273、253三说之正误。
因为已定周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被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工程”专家组认为以253年说较妥，由武王克商的1046年上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据宾组月食记录，武丁元年定为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有50年，这50年内应包括小辛、小乙两个王。据《无逸》记载，武丁在位59年。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和文丁分别在位35年和11年。故取武乙35年，取文丁11年。据商末周祭祀谱，帝乙为26年，帝辛为30年，由此可得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如下：
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共50年。公元前1300—前1251年。
武丁：59年。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共44年。公元前1191—前1148年。
武乙：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11年。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26年。公元前1101—前1076年。
帝辛：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
从以上得到的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来看，被推断为武丁时期至祖庚、祖甲时期的殷墟第一、二期的年代，同宾组五次月食推定的武丁年代（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基本一致或相当接近，整个商后期的积年和王世排序，与商前期以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序列自然衔接，没有明显的矛盾。这就说明，“工程”对商代晚期年代的研究所建立的年代框架是合理可信的。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10）
既然整个商代前期和后期的年代已有结果，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在“工程”中处于大厦基石地位的、至关重要的武王克商之年，即1046这个年数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第三部分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1）
牧野鹰扬唱大风
据相关的史料和传说，作为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的纣，执掌权柄后，恣意妄为，腐化堕落，恶贯满盈。他大造离宫别馆，在殷墟都城外的朝歌又劳民伤财建造了一个专门贮藏金银珠宝的高大的“鹿台”，在矩桥兴建了一个专门贮存粮食的仓库。为了满足自己寻欢作乐的欲望，他派人搜寻天下美女，贮存于自己的床前帐下，可谓妻妾成群，歌妓盈门，同时命乐师制作靡靡之音，日夜歌舞不休。更为甚者，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命宫女歌妓们赤身裸体追逐其间，供自己和宠妾妲己开心取乐。他甚至荒诞到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在腹中如何养育的境地。……荒淫无耻的生活，闹得百姓怨声载道，诸侯众叛亲离。对此，商纣王非但不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制定了许多残酷的刑法，如“肉脯”，即把人杀了切成肉片晒成肉干；“肉醢”，即把人杀了剁成肉酱。还有“蛇坑”等酷刑，专门对付那些敢于指责他的臣僚。最为残酷的是，他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炮烙”之刑，即把一个空心铜柱子烧得通红，然后将受刑人绑到铜柱之上，致使受刑人被烙焦而死，其状惨不忍睹。
殷纣王滥施酷刑，诛杀无辜，堵塞言路，弄得庙堂之上人人自危，君臣之间离心离德。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局，纣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穷兵黩武，不断用兵向外扩张。商王朝已是日暮途穷，面临着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在沃野千里的黄土高原上却吹拂着和煦的春风——一个历史几乎与殷商民族同样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从先王弃开始的周族历经坎坷磨难，惨淡经营。在“重农慎狱，敬天保民”的旗帜和号令下，周族全体上下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同时，扶弱济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赢得了众多方国的尊敬。周族的见贤思齐，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趋之若鹜，纷纷来附。
与殷纣王同一时代，且被纣王没计弄到商都囚禁过10年的周文王大难不死，侥幸脱离虎口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励精图治，开始了灭商的大计。他请来了具有大智大勇之才的原朝歌著名贩牛专家兼屠夫吕尚（又称姜尚，姜子牙）做他的助手，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在吕尚的扶持下，周族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荡平了周边的数个小国。第六年，周族出兵大举伐崇，把战火推进到殷的腹心地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崇国被灭，最终使周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战略格局，并渐渐完成了对殷都离宫朝歌的包围。在这种情形下，周文王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把都城由岐（宝鸡岐山一带）迁至丰（长安县南沣河一带），为灭商做了最后的准备。遗憾的是，就在大功垂成之际，周文王不幸与世长辞。继位的武王姬发继承父亲的遗愿，决心完成文王的未竟之业。
此时商纣王的荒淫残暴日甚一日，域内域外烽烟四起，诸侯纷纷叛离，东南两处，刻无宁宇，殷商王朝的大厦已是风雨飘摇，几欲沉坠。
眼看伐纣的条件业已成熟，但武王还是没有轻举妄动，商王朝毕竟经营了数百年，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