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战争危机渐趋恶化，而且，普遍地认为，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很快就要在隆美尔的刀光剑影之下陷落。墨索里尼确已准备飞往隆美尔的总部，打算参加这两个城市，或者其中一个的凯旋入城式。看来我们在议会和沙漠前线都将在同一时间达到困难的顶峰。当我们的责难者了解到，他们将要面对我们团结一致的联合政府，这时，有些人的热忱消失了，而且，动议的提议人提出，如果埃及的严重局势使公开讨论成为不合时宜的话，就建议撤销动议。然而，我们不打算让他们轻易退避。考虑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整个世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焦急地注视着日益高涨的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形势，不使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丘吉尔先生致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
1942年6月30日
今晨我把你6月30日的来信交与战时内阁，他们要我通知你，鉴于这种对政府的能力和权威的挑战在数日以来已传遍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将此事交付讨论，立即得出结论，为此，已作好各种安排。
辩论开始以前，海军中校金—霍尔起立要求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把他的动议推迟到当时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战事结束之时。约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于国家利益愿意推迟，他将立即勉强同意，但是，政府方面并未提出这种建议。我于是作如下的声明：
我已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感迟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势的紧迫和严重而发出呼吁，辩论或许可以推迟。不过，这种投不信任票提案毕竟已列入议程相当时间了，而且，已经很快地传遍全世界了。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所造成的强烈的激动情绪，虽说我们在国内的人对于我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我们今日政府的力量会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国内的舆论，绝不是在其他国家所能分享与感受到的。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一周多以来，这件事已成为世界每个角落的议题，依我看来，推迟决定比立即交付讨论将更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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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把我的发言保留到辩论结束之时，我有机会来考虑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我将遭到批评的一些要点。①
①当我开始7月2日的发言时，得到了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议院和全国，无疑都有着十分庞杂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明白，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绝不表示全国对新闻报导的普遍反应。同时，在莫尔顿补缺选举中，政府候选人在总票数约二万张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张，这种极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受到利比亚战局的影响，也显示出选举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并不认为选举人的情感在任何意义上是个人反对首相的情感，而是对某件事做错了而产生的一般不满情绪，要求毫不延迟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测到的而言，责难的情绪集中在下列六个主要问题上：
（1）·从·开·罗·来·的·过·分·乐·观·的·新·闻·报·导——诚然这些电讯绝非官方电讯，但是，这些电讯必然是受到军事当局提供给报纸的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于引导新闻记者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导，而官方公报又没有起到纠正作用，来消除这些过分乐观的情绪。一般所产生的印象是，军事当局并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而且，军事情报也不准确，常常会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这种报道的总方针，无疑使托卜鲁克的陷落和向马特鲁退却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2）·指·挥·的·才·干——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有较好的指挥才干，隆美尔可能已被击败，特别是在根据奥金莱克将军的说法，当时隆美尔已被打得筋疲力竭，处于危急万分的时机。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挥，而且，整个战役在防御战的基础之上考虑得过多，而在危急的时机，却没有必需的反击战的勇气。
这种责难使人们对于总司令或者陆军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也使人们想到，是否应当全部更换指挥官，代之以对机械化战争更有经验和才干的人员。
（3）·最·高·指·挥——上述（2）所述的责难反映出对于最高军事指挥当局的广泛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同样也不合时宜，不能掌握对隆美尔及其军队作战的正确方法。与此有关的是，空军与陆军的合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统帅部方面，也还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计划。
（4）·武·器——也许最强烈的责难是，在战争几乎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坦克与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是造成溃败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发·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装备竞赛方面，我们总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且，为了从这个战争的重要部门得到最大的好处，在组织方法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6）·空·军——人们对奥金莱克将军所说，我们在空军方面士气优良，可是却不能阻止敌人前进，不知道如何自圆其说。这导致种种怀疑，如各种精密空军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对俯冲轰炸机的整个怀疑和关于飞机型式的其他疑问。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不安，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型式存着过分僵硬的观点，这就使我们即使处于空中优势，也无法像敌人那样有效地进行空中的战斗。
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薄弱，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远程飞机？这里又产生了如何阻止敌方在利比亚的获得增援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各点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较认真思考问题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几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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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说，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开始了辩论。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希望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绝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我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负责皇家军队三军，……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要求为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于让海陆空军将领们按自己的方案从事工作而不受上级不适当的干预。最重要的，我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就应当引退。……我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既由于缺乏首相对国内事务的慎密的审查，也由于缺乏从国防大臣或其他掌管军队的官员——不管官衔叫什么——那里得到应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的灾难，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我们战时行政中枢存在有基本缺点而造成的。”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这番话很中肯，但是，他接着又节外生枝地说，“如果国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军总司令而无需担任其他行政职务，这将是一项颇合人意的动议。”这一动议对于他所提的议案是有妨害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项把王室牵涉到引起严重争执的责任的建议。此外，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的任命与王室公爵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几分独裁的意味。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冗长而详尽的控诉，就似乎失却了一些力量。约翰爵士最后说：“下议院应当明确，我们需要一位把全部时间用来争取战争胜利的人，来全权负责王室的各种武装部队；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请下议院给他权限，使他有权独立地执行任务。”
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由于被撤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深感不快，而且，由于他在职之时，我常常不采纳他的建议而更加不快；但是，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使他在攻击中有所约束。他的责难主要集中在我的专家顾问们的身上——当然指的是三军参谋长。“在他出任首相期间，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执行足以使两大战役的全局改观的战略攻击时，每次都由于他的法定海军顾问们惟恐担风险，不肯和他分担责任而遭到挫败，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一论点与原提案人的论点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斯蒂芬先生打断发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下议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凯斯海军元帅说：“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时，另一位工党议员恰当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罗杰爵士说：
“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因此，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虽然如此，辩论仍在继续，而责难者却越发争先恐后地发言。新任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校在论述对我们装备问题进行的控诉时，作了一段暴风雨般的发言，具体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保守党从他们的后排席位发出了对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发言。下议院的元老温特顿勋爵恢复了攻击的力量，并且集中攻击我。“谁是实际主持纳尔维克战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现任首相，当时的海军大臣。……没有人敢于责备首相，因为那样做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不问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灾难，我们都会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切勿责备首相；我们正逐渐接近德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状态：‘元首永远是对的。’……我在下议院三十七年的时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企图为首相开脱责任的情况。……在上次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可以与现在相比的一连串灾难。现在，看看政府用什么来开脱责任吧——因为‘元首永远是对的’。我们都同意，首相是我们在1940年勇气和坚定意志的统帅。但是，自从1940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如果这一系列的灾难继续下去，这位尊敬的绅士就应当执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现在坐在国务大臣议席上不止一个人宜于出任首相——并且建议其中一位应该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这位尊敬的绅士本人将在他手下任职。或许，他可以担任外相，因为，他在处理我国和俄国以及和美国的关系中是正确的。”
这些生动的辩论演说几乎进行到次日早上三点钟，我却不能听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准备次日的答辩；但是，我的思想却集中在看来是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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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的辩论，7月2日又精神饱满地继续进行着。当然，没有拒绝自由发言，也不乏自由发言。一位议员甚至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五六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我知道这是有损我们尊严的，但是，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直至我们能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来的时候呢？把这些同里奇将军具有同等军衔的人派出去，有没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调他们去负责指挥我们的军队呢？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这次战争，而我们的人却不知道；我认为，与其由我们自己无能的军官指挥而失利，倒不如让联合国家其他成员来指挥而取得胜利，拯救英国士兵的生命。首相必须了解，在国内人们流行着一种嘲讽的口头语，说如果隆美尔在英军中，他顶多不过还是一个中士。①是不是这样？这种笑话在军队中是普遍流传的。现在，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人——这表明我们在如何使用我们有训练的人才——名叫迈克尔·邓巴，他曾调遣十五万人越过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去。他目前是这个国家一个装甲旅的中士。他在西班牙是参谋长；曾在埃布罗河打过胜仗，而现在是英军中的中士。事实的真相是英军被阶级偏见所支配。你必须改变它，你一定得改变它。如果下议院没有勇气使政府改变它，事态的发展将会改变它。虽然下议院今天也许不会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下一星期，你们会这样做的。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定会想起我的话。批评政府的正是当前发生的大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发为呼声，也许说得不太恰当，但我们正竭力把它讲出来。
①这当然表明对隆美尔在两次大战中长久而突出的专业生涯全然无知。
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将此项反对政府的议案进行了总结。他总结道：“我们或许会丢失埃及，或许不会——上帝保佑，我们不要丢失埃及——但是，当首相说过，我们会守住新加坡，我们会守住克里特，我们在利比亚已击溃了德国军队。……当我读过他所说的一切，又在说我们将守住埃及时，我的忧虑就更大了。……对于那种一再错误判断的人，人们怎么能信赖呢？这就是下议院必须作出的决定。想一想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在一百天之内，我们已丧失了我们的远东帝国。下一个一百天，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每一位议员凭着他的良心投票吧。”
我在这个有力的发言之后，接着发言，以结束辩论。下议院挤满了人。当然，我所想到的每一点我都说了。
这回冗长的辩论已达到最后阶段。我们的议会制度在战争期间还能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这是多么突出的例证啊！凡是能想到的，或者能搜集到的例证，都被用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证明大臣们的无能，并且也用来削弱他们自己的信心，使军队不信任他们所得到的政府方面的支持，使工人对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制造的武器失去信心，把政府描写成为以首相为首的一批无用之人，然后，再来损伤他的心灵，如果可能，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损伤他。所有这一切都已通过电报和广播传至世界各地，使我们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敌感到快慰！我赞成这样的自由，在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样危急的时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也不敢运用这种自由。但是，事情不应就此打住；我现在向下议院呼吁，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过去两个星期在昔兰尼加和埃及方面的军事失利，不仅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势，而且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我们损失了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虏；也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尽管仔细安排了破坏，许多物资储备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隆美尔穿过沙漠推进了大约四百哩，现在正迫近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法属北非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现在尚无法估计。我们在此刻所面临的处境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丧失希望与前景的处境，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