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朝廷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开始，他一直在与南匈奴、东羌、先零、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作战。凭借西北敦煌人天生的军事才能和年轻时游学三辅而养成的儒学境界，他成功地运用军事和怀柔两种手段，受到这些民族的畏服。由于他的仕途，是由征辟大将军梁冀府开始的，故而在梁冀倒台后，一度被禁锢在家。那时，他的师长和好友、帝国度辽将军皇甫规多次上书，举荐张奂代替自己，因而他又被拜为武威太守，再次镇守西北。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陈太傅的同志，宦官的对头。
以去年冬天大破东羌的功劳，张奂理当封侯。但他也明白，想封侯，就必须侍奉中官，而这又是他深以为耻的事。果然，在振旅还朝期间，朝廷颁布了对他的赏赐：赐钱二十万，家中一子为郎官。他推辞了这一殊荣，官场和战场，他都有些厌倦了。于是，他乘此机会，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更低级的但必须改变一条法律的要求：将自己以及家族的户籍，迁到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华阴地界。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也打破了边人不得内徙的律令。
现在，侯王的爵位终于放在自己的面前，但张奂却感到如鞭挞于朝市一样的难堪。他一连上表，非常坚决地辞去了封赏，只保留了大司农的职务。因为这是朝廷的职官，可以保持自己士大夫的身分和为朝廷效力的权力；再则，大司农之职所享受的禄秩为二千石，与护匈奴中郎将同秩；加之自己曾于孝桓皇帝延熹九年（166）担任过此职，因而也谈不上升迁。
就这样，他还是受到了朋友、同僚乃至门生们当面或书面的指责。他只是默默无言，杜门自省。他更在等待着机会，洗刷自己的耻辱，昭大白于世人。
这一年，刚刚进入初夏的季节，本朝历法的四月份，洛阳的天气连续多日异常闷热。二十一日壬辰这天，居住在老宫殿大梁上的一条青蛇，忍耐不住，下到殿中天子的御座上纳凉，把参加朝会的天子和大臣们吓得不轻。本朝以天人感应为信仰，因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作为制定和修正政策的依据。由于积世的衰微，因而每一点小小的怪异现象，都会被人们视作不好的兆头。
其实，天总是按其常道行事的。第二天癸巳日的下午，风云变幻，大风、霹雳、冰雹旋踵齐至，把个京师搅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负责撰写帝国日记的史官们，在风雨中掌起灯火，削简疾书：
“建宁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见御座。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
中黄门和羽林、虎贲骑士的马蹄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份份由尚书台起草的诏旨，被送到重臣家中及中央各官署，令公卿及下属各上封事议政。
大司农张奂，被霹雳震撼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堂前，将整整一大碗酒洒在阶下，对他的僚属们说道：“上天震怒，以申君子之冤。奂以此酒，奠大将军及太傅之英灵！”
百僚之中，张奂第一个将奏疏写好，封在皂黑色的帛囊中，送到尚书台。
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2）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瑁，也委政于岑晊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评议起人物来了。
他们有的是机灵，什么“天下模楷李元礼”，什么“不畏强御陈仲举”，什么“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把个京师搞得沸沸扬扬，以至有些公卿，为了讨个好声名，或是害怕落个坏名声，不得不屈驾亲往太学生的宿舍，和他们套近乎，攀附风雅。
除了编歌谣之外，太学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游行请愿。
早在郭林宗来太学之前，太学生就养成了这种习气。那时的学生领袖是颖川人刘陶、帝国皇室的宗亲、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
孝桓皇帝永兴元年（150），冀州黄河泛滥，淹没数十万户人家。一时饿殍横野，盗贼纷起。朝廷擢派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认为天灾事小，人祸事大，便放出风声，严惩贪官。出发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来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关照他们在冀州的亲党，于是他称疾不见。等到他渡过黄河，发现所到郡县的长官纷纷挂印而走，竟达四十多人。抵达州署后，又有几名官吏畏罪自杀。他还查得朝中大宦官赵忠之父，死后归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礼法，以玉衣入敛。即刻命人发墓剖棺陈尸，收捕家属。正当冀州人心大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