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距离孟子还不算远的秦末（孟子去世之年距秦末约百年），项羽、刘邦，乃至为人佣耕的陈涉，在这种氛围熏陶下，都觉得“革”当代天子的“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做皇帝的味道自己尝试一下，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这种宣扬“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并对当代统治者形成震慑的思想意识，在儒家看来是对君主最有威慑力的，皇帝最害怕的莫过于下台，所以战国中期以后，儒家用这个道理来警诫各国君主，使他们的行为有所节制。
这种“革命意识”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到了汉代，它不仅没有进一步发扬、发展成制约皇帝胡作非为的系统思想，反而逐渐被消解了。学者们越来越少讨论这个问题了。
3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是打算从自己起一世、二世、千世万世地做下去，成为万世一系的，绝没有想到它二世而亡！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相约，废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可是后来还有“族诛”，还有“挟书律”，说明大部分秦法还是没有废除。汉初楚文化替代了秦文化，诞生于楚的黄老思想成了统治思想，黄老是法家思想的基础（《史记》把老庄、申、韩安排在一个传中不是偶然的），道家与法家是有一致之处的。
说皇帝（4）
汉代有过一次著名的学术争论。《史记·儒林列传》为汉景帝时的“齐诗学”博士辕固生作的传中，记录了他与信奉黄老之学的学者黄生之间的一场争论。黄生提出，商代的开国之君汤与周代的开国之君武王，并非是受上天之命才能建立新朝的，而是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们都是弑君的逆臣。辕固生不同意，他说，夏桀、殷纣虐待人民、扰乱天下，天下的百姓之心都归向了商汤和武王，汤武代表天下人民的共同的心愿来讨伐夏桀、殷纣，桀纣之民不为桀纣所使，而归向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称王，这不是受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反驳他说，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有上下之分。桀纣二君虽然失去了为君之道，但他们仍然还是君王啊！汤武就说是圣人吧，他们也是桀纣的臣下啊！君主有失德的行为，作为臣下的汤武不能在朝廷上以正确的言论矫正君王的错误，使他回归正确，反而借着其所犯的错误，起兵诛杀他，并取而代之，自己做天子，这不是臣子所应为的。
不能说黄生的话没有一点道理，但用一句俗语来形容，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昏君暴君允许你说话吗？殷纣王时期杀了多少劝谏他的大臣！不过黄生这种议论不仅倚仗着信奉黄老之学的后台窦太后，也是用以影射当今，以争取汉景帝的支持。辕固生有点说不过黄生，就直接联系汉代的发迹史了：如果按照你黄生的道理去推理，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真是一个两难选择。肯定或否定“汤武革命”，变成了或者是倡导人们敢于反对当今，或者是否定过去打天下时的理据（这有些令人想起前几年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时所遇到的尴尬处境）。这个“两难”命题，以旁观仲裁的汉景帝看得最清楚，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个“仲裁”很技巧：学者不用争论这个问题了，不争论照样承认你们有学问，一样评职称。但作为千古良史的司马迁最后写上了一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个惟一一项还能对皇帝有点震慑力的儒家思想，从此就很少有人讨论了。
后世主变的今文经学派认为，儒家的精华就在于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这些断绝了，其精华便失之大半（蒙文通的意见），皇帝的权威就没有能够制约的了。儒家越来越为现存的秩序辩护，这是不符合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面貌的。我想如果就“汤武革命”这个问题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玄妙的，只是个历史事实。但如果深入探讨这个命题，就会引申出如何建立预防机制和限制皇权的问题。不许讨论和争论，自然也谈不到发展出制度机制了。“道统”在“治统”面前再也神奇不起来了。
4左手管住右手
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谴说”。人间施政的错误会在天灾人祸中表现出来，所谓“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但这是模糊的，往往是无针对性的。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监督。
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道统和治统之间原本是存在一些张力的。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但最后皇帝没下台，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这种憨直儒者后世就很少见了。有些儒者把“圣人”的高帽给当今皇帝戴上，曲学阿世。皇帝成为道统的代表，治统和道统合一，使道统的监督作用流于徒具虚名。难道自己能监督自己？仿佛小偷左手要偷东西，右手不让他偷？皇帝头顶上“圣人”的高帽，等于占据了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变得更不能批评了。你一批评皇帝的错误，不仅不是批评错误，而且也不是批评皇帝了，而是批评至高无上的道统了。你把皇帝捧上神坛，自己匍匐在皇帝面前，在制高点上的皇帝就时刻可以用你交出的道统来打击你。
其次还有左右“言官”（即古代政权建构中的监督制度）、史官的监督。这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时就设计好了。周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而且史官所记有其褒贬含意在其中，这一点到孔子作《春秋》而集大成，是用客观的记载和善恶是非的评价来实施监督。后来的历代王朝里都有“言官”，如御史、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都是法定的具有监督皇帝职责的。可是这种监督职责一面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专制者握有无限的权力，那些有责任感的言官，送命者不知凡几。
“记言记事”的皇帝“实录”也可以改来改去。清代康熙末年的《实录》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涂，为的是掩盖其谋篡的真相。后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时代董狐那样的直笔了，董狐宁肯死，也要记载真实的历史，后代史官惟上意是承（即使有董狐那样的史官，也是被杀了，而且后世不得闻知）。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软监督。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些监督制度不过是专制主义的补充，甚至变成对专制主义的赞美机制。
说皇帝（5）
四、好皇帝，坏皇帝
1贤者固若是苦耶！
皇帝有那么大权力，又不能监督，那么皇帝无论是好是坏都只能由自己负责，埋怨不得别人。《韩诗外传》中有个故事说虢国亡，虢国国君流亡在外，一路上，他的车夫似乎对这次流亡早有所准备，国君很奇怪，问车夫：你似乎早有所准备啊？车夫说，看您所作所为，早就知道您要亡国了。国君说，那你为什么不劝诫我呢？使国家不亡呢？车夫说，您喜欢奉承而讨厌直言，我要劝诫您，恐怕我会死在虢国亡国之前！国君勃然大怒：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会流亡？车夫连忙改口说，因为您太贤明了，所以流亡！虢君转怒为喜：难道贤明之人就不容于世吗？车夫说：举世皆不贤，您这位贤明之人就要流亡了。虢君悲喜交织，“嗟夫！贤者固若是苦耶？”许多事都是旁观者清，虢君在位时的所作作为，指不定引起了多少人的怨恨和愤怒，可是由于专制极权，人们敢怒不敢言，最后导致了亡国。此时虢君应该有些反思了吧？不是，车夫刚一说实话就被他打了回去，车夫只能抛弃他，让这位至死不悟的君主独自受苦了。
2评价皇帝的着眼点
评价皇帝与评价一般人不同，他们权力极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计。评价一个统治者如何，关键是看当时大多数人们的感受，这是基本的；另一点就是对于后世的影响。个人私德或无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不是评价皇帝如何的着眼点。
给学生讲课时，我说如果从勤政和处理政事的手腕（只是对内，不包括对外）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以五分为满分），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她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奇变”，如果她生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其用人和处理政事的手腕，起码是个中主。而明代的除了开国的朱元璋、第二代永乐皇帝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之外，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他们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一些，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农村一些新经济因素的诞生就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员缺了也不补，甚至言官痛骂他的奏章也懒得处理，留中不发。政治仿佛停滞了，但经济社会有其发展规律，仍然发展。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就与皇帝不管有关。
3千秋难说误国罪
现在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清代的康雍乾，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实际上满洲入关南侵，是以落后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其野蛮的屠戮大大破坏了东南一带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年初北京电视台做的“北京八百年”纪念专题片中，竟称满洲入关占领北京后，马上挥师南下，消灭“南方的分裂政权”，不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还是从文明与野蛮区别的角度来看，把南方人们反抗入侵、反抗民族压迫说成是“分裂”，都是极端错误的），造成社会大倒退。康雍乾三朝的皇帝，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有学问、有能力、有手腕、谙熟统治技术技巧的皇帝，但其核心就是加强专制极权，用各种方法阻止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康乾太平盛世里，东南一带经济的发展长时间内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这些精明皇帝的严格管制措施，使得中国膨胀出的大量的人口（这与“永不加赋”制度有关），南面不能下南洋（当一些闯南洋的华侨在那里受到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杀戮，因为杀戮过多，荷兰统治者很担心，向清廷请罪时，乾隆竟认为出洋的老百姓都是“莠民”，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死在海外是罪有应得，荷兰殖民主义者替大清做了件好事），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北方发展，结果把几亿人紧紧地控制在中原、东南、中南这几块土地上，严重限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内部的自我发展停滞，走出国门寻找更广泛的世界的道路又被堵塞，中华民族怎么能不走下坡路？这些在当时被大多文明民族所采用的发展方略，清统治者都拒绝采用。
从康熙元年（1662）至乾隆末年（1795），这134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1688年英国政变，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统治的确立；1689年英格兰临时议会发表“人权宣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美国成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个期间，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突飞猛进，而中国这三位大帝都缺少新思维。1793年英国派遣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请求互市，乾隆根本不懂贸易为何物，以天朝上国自居，说“天朝无所不出，无所不产，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奉送一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人们谈到清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常说他们“卖国”，我以为清统治者之罪不在于“卖国”，而在于“误国”。大清国是清统治者的，难道他们不爱？可是他们头脑冬烘，妄自尊大，不学习进步的文化，没有世界眼光，与洋人打交道一误再误。清统治者的预防重点在于他们统治下的汉人，汉族士人只要有一点点民族意识（如乾隆初的杭世骏），都被视为“心腹之疾”，受到严厉的打击，而西洋不过是“癣疥之疾”。慈禧很坦率地说过，“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满洲贵族头脑僵硬程度远过于汉族士人，由这帮人控制的对外政策，不误国才是怪事。所以说清统治者的“误国”之罪远大于“卖国”，而“误国”早在康雍乾时期就开始了。
4好大喜功，百姓受穷
“好大喜功”的皇帝不少。人都有好表现的本能，但普通人没有表现自己的本钱。当了皇帝就不同了，他不仅有了本钱，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皇帝的荒诞妄为。皇帝的“好大喜功”给他自身带来许多自我实现的愉悦，于是便乐此而不疲。所谓“大功”又是青史留名的公共事业，能给皇帝脸上贴金。可是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花钱，而且它是无底洞，多少钱填进去连个声响都听不到。秦皇汉武被人们吹滥了，但他们都是好大喜功的始作俑者。在此以前，亡国之君、暴君的特征是多吃多占，为政暴虐，如桀纣无非酒池肉林，炮烙菹醢；从秦皇汉武开始，亡国之君和给社会带来巨大震荡的暴君的特征多是“好大喜功”了。秦统一六国后，本来可以给中国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但秦始皇没有心思弄生产，整天到处巡游玩乐，光他那个巡游车队，没有几十万人供给给养，那是不可想像的。秦始皇还实施了几个大工程，为此他调动了数百万劳动力，修长城、修驰道，戍守南粤，戍守边塞，修阿房宫，修骊山坟墓，造兵马俑……这些工程至少征调劳动力达300万人，再加上100万的军队，近400万人。而当时人口总共不过2000多万，被征调的占全部人口的1/5，这些还都是壮劳力，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战国时人们就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为什么叫“虎狼之国”？除了秦国在征战中以野蛮的武力杀戮为主外，其对本国老百姓也是如此滥用暴力，大规模屠戮，用今天话说就是“反人类罪”。为什么会有孟姜女的故事产生（孟姜女故事的核心就是控诉秦统治者的反人类的罪行）？因为这是当时老百姓的感受的集中表现。
汉武帝频繁地兴师远征，不时地登泰山封禅，劳民伤财，还好神仙之术，求长生不老药，糜费金钱。如《史记·索隐述赞》所说，“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汉武帝总结一生时，也说自己是“袭亡秦之迹”，把国家弄到危险的边缘，这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文景时代数十年的积累，被汉武帝消耗殆尽。从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这种铸就了一代辉煌的皇帝，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更多的是苦难，他们其实不如汉文帝那样兢兢业业的皇帝。汉文帝能够约束自己，节省开支，不搞大工程，不接受贡献，与民休养生息，奖励农桑，降低赋税，除诽谤罪，删除部分肉刑，与汉景帝共同造就了“文景之治”。生活在“文景时代”，要比生活在秦皇汉武那样的时代容易一些。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同清末怪人辜鸿铭《爱民歌》中所说：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说士节（1）
说士节（人之尊严的受难史）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此文的开头不能不对它做些解释。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