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该部所属的舰队和陆战队，由军统掌握运用，以作戴的后盾。这是戴的野心。
（二）戴笠和柯克勾结的情况戴笠经梅乐斯介绍与柯克认识后，在青岛招待柯
克，对柯克极力逢迎，投其所好。柯克喜欢玩女人，戴笠就找一些女人陪柯克吃喝
跳舞玩乐。戴笠并在青岛成立军统局青岛站，派梁若节为站长，专门在青岛与柯克
和美海军人员联络，供给他们情报。我听梁若节说，柯克在青岛时，每星期三到青
岛市来，由他陪同柯克吃喝跳舞。因为每逢星期六晚和星期天，其他美海军人员出
外活动的多，柯克怕他的部下看了不好，所以每星期三或星期四出来活动。柯克对
戴笠极为赏识，常在梁面前夸奖戴的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
1946年3 月中旬，戴笠与柯克相约到上海会晤，研究美方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舰
艇有关问题。柯克定于3 月17日抵达上海（我是听毛人凤说的，戴于行前电告毛）。
所以戴笠在这一天由北平到青岛转飞上海。飞机在南京戴山的山顶失事，戴笠被烧
死了。
戴笠死后，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由陈诚兼任，桂永清以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叫桂永清掌握海军实权，与桂和戴笠一道勾结柯克不无关系。
美蒋特务的特种技术合作
程一鸣
1941年，美国太平洋舰队想了解台湾海峡的气象，要求蒋介石提供台湾海峡的
气象情报。军统局在福建省沿海的敌伪占领区，都设有秘密电台，每日专拍发敌伪
的情报，也拍发福建沿海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军统局把每天的台湾海峡的气象情
报供给美国海军。美国海军认为这些情报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和日军作战有很大的
价值。
1941年12月7 日，日本的空军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给美国海军重大的
打击。事前，军统局已侦获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向美国透露过有关这方面
的情报。美国海军司令部认为中国的情报是捏造来企图挑起美日战争，因而置之不
理。后来美国的海空军经过这次严重的打击，遂决定和军统局加强合作。1942年4
月，美国海军部派梅乐斯来重庆和军统局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
称“中美合作所”，设在重庆市的磁器口钟家山。该所纵横20多华里，包括渣滓洞、
梅园、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等地，划为特区，不准他人进人，军统特务亦须持
有通行证始准出人。这个合作所，除了戴笠、梅乐斯的住宅外，建有能住1000多美
国特务的宿舍、办公厅。餐厅、跳舞厅、大礼堂，还有军火库、仓库、监狱等等。
在美国特务中，有美国海军战略局的特务，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主办过两
期特务训练班，中国学员1800名。其中训练骑术用的马匹，是我在兰州购买送到该
所的。还有警犬、通讯鸽等。
1942——1945年间，蒋介石曾亲到该所检阅两次。美国特使赫尔利去阅兵时，
我也在场。美国海军上将金开德和柯克，曾到过该所视察。
1941年1 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囚禁在该所的
监狱里。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一夜之间，蒋介石将该所监狱里的共产
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300 多人尽行屠杀，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97人。
中美合作所的组织，主任戴笠，美方主任梅乐斯；参谋长李崇诗，美方贝乐利
；秘书潘其武，美方史密斯。下设九个组，由中美双方的人员任组长。中美合作所
的业务，主要是和日军进行特种作战和心理作战，侦测日军无线电台的方位移动，
研译日军的电讯密码，偷听日军无线电话的对话和广播的内容，取得日军的确实情
报。
该所为了和日军进行“特种战争”，设有三个大队，分驻安徽朗县、湖南衡山
县和河南临汝县。
除了在沿海设立气象通讯站外，还在我国西北兰州、宁夏。五原设有气象通讯
站。并在安徽、湖南、陕西、绥远、福建、浙江、江西等省，分设十二个中美训练
班，先后调训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的武装特务三四万人。
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春，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为军
统局训练一批交通警察警官，如军统局高级特务郑锡麟、鲍志鸿、乔家才等。
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往台湾。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
为了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派庄士顿上校到台湾台北市和保密局合作。在台北市厦
门街设立中美联合办公处，简称联公处，刘镇芳任处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绳岛
也为保密局训练一批特务。同时，美国要求蒋介石支援侵朝战争，设立大陆工作处，
由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处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台北市郊区北投，设立
中美办公处（公开名义西方企业公司），企图在中国大陆进行特种战争。
1955年，国民政府设立国家安全局，美蒋特务合作成立中美情报会报，由此产
生一个中美情报协调中心，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这个庞大的美国特务机关，以
美国海军通讯辅导中心为掩护，向蒋特提供金钱、物资、技术的援助；以台湾为空
中侦察中国大陆的基地，侦察中国大陆的军事设备，摄取大陆的地形地物。从1958
—1964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从台湾起飞的间谍飞机有RB57A 型、B17 型、RB57D
型、RE10lC型、pV－7 型、U －2 型共10架。
从公审周佛海看蒋伪合流
刘子瑛
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算得上一件轰动一时的时事新闻。笔者当时是国防部军事
新闻通讯总社的新闻记者，曾有机会列席一次公审旁听。
1946年10月间，报纸上发表了要开庭审判周佛海的消息，地点在南京红纸廊朝
天宫。事先向各机关发出了旁听证，拿到旁听证的人可进入朝天宫最后进的正厅内，
开庭审判就在那座大厅内进行。大厅外和大门外都安装有扩音喇叭，没有旁听证的
群众，则聚在大厅外或大门外仁听播音。
一个薄雾浓云的阴云深秋天气，新凉初透，早饭刚过，人们从市区各个角落来
到朝天宫。厅内外，院子里，以至大门外，人群拥挤，等候着开庭审判。
约莫上午8 时左右，大门外开来了押送周佛海的囚车，周逆被武装法警从囚车
上押下走向大厅。周逆一路低着头，垂着手，走到被告席。他穿着一件新灰布薄棉
袍，灰白头发略显蓬松，眼皮浮肿，面色蜡黄。大厅正中上座首席是最高法院特别
法庭庭长石美瑜，两旁列坐陪审及工作人员。周逆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和章的助理律
师及随员列坐大厅左上方。新闻记者和党政机关代表散坐大厅左右两侧，有的仁立
在左右两廊。
审判是由检察官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主文开始起诉，叙述了周逆
从组织“低调俱乐部”破坏抗战，到随同汪道精卫叛国，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
反抗本国的一系列罪状。周逆对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着重辩解，诡
称他“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不是“图谋反抗本国”，在“保卫”二
字上大做文章，曲尽狡赖诡辩之能事。接着他还滔滔不绝地宣扬他那一套“曲线救
国”的投降谬论，列举1941年以后四年间与重庆方面军统戴笠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等
许多往来事实，为己辩护洗刷，说是“效忠党国，有利抗战”。尤其滑稽的是，他
还自我表功，说他组织了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
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重庆方面曾给予赞许等等，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周道
提出两个主要人证：一个是军统局长戴笠；另一个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
戴笠的死，周道十分惋惜，当庭失声痛哭地说：“如果戴笠不死，可以替我作证。”
经过复审，最后宣判对周佛海处以无期徒刑，监禁终身。不久，周逆病死在南
京老虎桥监狱中。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周逆的公庭对簿来追溯一下周佛海的汉奸历史始末，掀开
这一汪浊水，更可露出在蒋、敌、伪合流下的一堆污泥。
早在抗日战争前，周佛海就是国民党CC系的大将，曾任过一段时期的蒋介石随
从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委员长侍
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战争刚开始，他就主张妥协，反对抗战。他和陶希圣、高宗武
等几个人，躲到紫金山灵谷寺，秘密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胡说什么“战争如
果延长下去，中日双方都有困难，中国感到痛时，日本只不过有点痒痒；等到日本
感到有点痛时，中国已经痛得快要死了！”并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再战必亡”等
汉奸谬论，以配合德国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诱降。周佛海并向蒋介石建议，秘密
派高宗武去香港打听日方的和平条件。当时蒋介石因为日方所提条件过多地损害他
和英美方面的利益，而没有拍板成交。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对汪精卫一派伸出了诱降之手。这时
周佛海又伙同高宗武、梅思平积极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效力。
1938年冬，先由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身份，伪称外出视察，跑到昆明，
游说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随即汪精卫本人带同他的班底
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也到了昆明，再去越南河内。这时日本首相近卫又
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立即发表通电响应，这就是1938年12月29日的所谓
“艳电”，公开在香港各报发表。
蒋介石在汪精卫逃到河内后，发表“艳电”前，曾对汪施行软硬两手：先是派
谷正鼎携款50万元和出国护照，劝江出国去欧美旅游考察，阻他去南京上海与日方
单独合作，汪不听；接着，蒋就派军统特务去河内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了曾仲
鸣，吓跑了汪精卫。
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又随汪去日本与主子会谈商议，回国后，即着手筹
组江记党政机构组织。1939年夏，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0年伪
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汪道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
长兼财政、警政两部的部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国府主席，周佛海
任上海市长。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在他近七年（从1938年12月一1945年8 月）的卖国生涯中，
前三年，是大捧汪精卫的丑角，大拍日本主子的马屁，使出浑身解数替日、汪卖力。
可是他嗅觉灵敏，惯会看风使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主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周佛海看准风向，认为投靠汪精卫不如投靠蒋介石，讨好日本不如讨好英美。
所以在陶希圣、高宗武滑脚溜走，重新投人蒋介石的怀抱受到重用后，他也积极与
重庆方面搭桥牵线，另辟后路。而蒋介石也正好利用周佛海替他拉拢日、蒋亲善关
系，搜集沦陷区情报，打击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这就是周佛海在开庭审判时辩
解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保卫本国”。
1941年间，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从湖南接到贵州，要她
写信给周佛海，叫周要作忠臣（忠于蒋介石），才能算是“孝子”。从此，周佛海
就与蒋介石重新拉上关系，大搞蒋、敌、伪合流的勾当。
以后，周佛海与戴笠称兄道弟，秘密往来函电和人员。周一面在汪记财政部上
海办事处替戴笠设秘密电台，掩护军统特务搜集和发送情报；一面亲自为重庆方面
积极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还和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顾祝同拉上关系，给该战区人
员搜集情报，贩运私货，大开方便之门。还积极协助顾祝同、韩德勤部队破坏新四
军的敌后抗战活动。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到抗战末期，蒋介石一再要戴笠转告
周佛海，一定要打击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活动，阻止新四军靠近沪、宁铁路沿线，
严防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因此，周佛海把他控制的财政部税警团等武装扩大和
加强，与新四军对抗。这些汉奸武装，后来因“保护京沪国道”有功，抗战结束即
被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而为“忠义救国军”。
1944年初，重庆方面派军统上校专员周镐到上海找周佛海，被周委为汪记军委
会的科长，后升任江苏省镇江区行政专员、财政部警卫团团长等要职。1944年秋，
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亲自赶去办理丧事，替周充当孝子。周十分感激，更加卖
力给戴办事，为蒋效忠。
周佛海满以为狡免三窟，营藏有术，蒋介石一定会保护他。哪知蒋介石怕他这
种为蒋、敌、伪合流直接牵线的大汉奸揭露内情，以致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急派戴
笠把周佛海带到重庆，转往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周佛海以为有戴笠替他作证担保，
有恃无恐，不料戴笠坠机殒命，周才着急起来，伤心地哭了几场。
蒋介石一开始就判了周佛海的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审改判。于是，就导
演了一出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闹剧。周佛海在公审中，提出他早与重庆方面有往来
的事实证据，本想借此获得减刑轻判，哪知反而触痛蒋介石的心病，使其坚持非枪
毙周佛海不可。这时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亲自去找陈布雷，要陈代她转告蒋介石，
说她和周佛海早已把周在南京、上海期间与重庆方面往来函电，包括戴笠私人函电，
甚至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等件，都拍成了照片，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蒋
把周佛海杀了，她会去香港；就是把她杀了，香港那里也有人会把那些照片登在报
上揭露真相。杨淑慧使出这一着杀手锏，蒋介石招架不住，着了慌，赶忙约见杨淑
慧，亲口答应免周佛海一死。果然不几天后，报上登出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监
禁终身的消息。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王安之
周母狱中一封信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玩陵东乡杨树井人。“父早死，跟母亲长大。以后留学
日本，并参加国民党，历任中央委员和政府要职。1940年春，他同汪精卫一起，在
南京组织汉奸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等职。
当周佛海等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即将周佛海的母
亲从湖南玩陵老家押解到贵州，监禁在息烽县的军统秘密监狱里。
1941年12月8 日爆发了太平洋大战。战事起后的第二天，我在重庆接任军统局
上海实验区区长（前任区长毛万里调福建浦城筹组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后来，上
海区又扩充为华东区，主管华东沦陷区的工作。当时，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
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
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于是，我在1942年2 月初，用周佛海母亲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
容，只说她（周母）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
写上意思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
这封信，先经戴笠批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