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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三年级，就申请在乔治·H·W·布什的白宫做实习生。希尔斯代尔学院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紧密，我支持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几个月前，我捐出人生第一笔政治献金：给共和党国会委员会捐赠15000美元，这笔钱来自我父母很早之前给我购买股票的投资收益。
与此同时，琼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也在华盛顿特区给一家非营利性基金会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一有空闲就待在一起，很快我就坠入爱河，但是也以同样的速度对国家政治失去了兴趣。我来到国家首都，满怀期望地把这里当做为国无私奉献的堡垒。在我的家乡，里根政府被称颂为远见与奉献精神的胜利。这证明政府可以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通过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国内政策，以及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可是在华盛顿我却发现，职业政客和尸位素餐的官僚的存在纯粹是在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那些在政府身居高位的政客们。
我在当时被称作老行政办公楼的公众联络处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座装饰华丽的第二帝国时代风格的宫殿，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公众联络办公室是普通百姓给白宫提供反馈的一个主要途径——而我自己对这一届政府也有些看法。没过多久，我逐渐感到，布什总统在和有些人讨价还价，这些人想削弱婚姻的神圣性，用预算妥协来提高税收，并推动将给国内各大雇主增加不合理费用的环保政策。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固执任性。我向来直言不讳，这为我赢得了一次去白宫西楼的机会。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听说了我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就训斥了我一顿。
这是我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唯一一次见面，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我在白宫的实习生涯仅在5个月之后就匆匆结束了。不过幸运的是，一天晚上我与朋友们打保龄球的时候遇到了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Rohrabacher）。
现在是罗拉巴克作为南加州第48选区众议员的第13个任期。1988年罗拉巴克首次当选众议员，此前是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当他的演讲稿高级撰写人之一达七年之久。在白宫，罗拉巴克在制定总统的“经济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法案支持政府对自由市场采取很少的干预。他也协助打造了“里根主义”，这项激进的军事政策公开支持反共活动。“自由不是少数被选中者的特权，”里根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自由是上帝所有孩子们的普遍权利。”这些话让我深受鼓舞。当罗拉巴克提出让我给他当实习生时，我立刻抓住这个向他学习的机会。而引领我踏入下一段冒险征程的则是罗拉巴克的一位工作人员保罗·贝朗兹（PaulBehrends）。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8）
贝朗兹当时是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军衔退休——参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任务。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别感兴趣，我俩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话题。我还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时就溜出办公室，闭口不谈去哪里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去参加弥撒。贝朗兹在我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91年3月，我跟随他访问萨格勒布，见到了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他们讨论了脱离由塞族主导、共产主义统治的萨拉热窝的计划。我记得自己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看到了一排排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之后那个月里，我陪同贝朗兹前往尼加拉瓜，调查关于在该国发现大屠杀地点的报道。尼加拉瓜人权协会认为丹尼尔·奥特加一直在谋杀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奥特加1979年领导的军事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然后他就上台掌权。在首都马那瓜，我们不得不甩掉一个来自桑地诺阵线开着苏制拉达车盯梢的人。出城向北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农民的引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延绵起伏的山坡——那里有令人发指的证据。我们看见几十具农民的遗体。他们手腕被绑，头部中枪，都被扔进坑里。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碎骨头，一堆堆破碎的头骨在地上瞪着我。
我从尼加拉瓜回国八天之后，琼和我就站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圣玛丽天主教堂的圣坛前。那年我21岁，琼23岁。我们所有的亲友都出席了婚礼。准备婚礼最忙的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倒是省心，对此琼可能有点不满。尽管如此，我俩都为能在1991年4月27日结婚而兴奋不已。
婚后不久，我在国会的实习结束了，琼和我就去度蜜月。我们先去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我们称之为“波罗的海解放之旅”。从那里，我们又去了贝尔格莱德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石筑城堡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甚至在北非兜了一圈才返回密歇根。随后，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大学四年级，仍然是志愿消防员——仍然喜爱潜水和飞行，还有狩猎——但是我需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要遵守的承诺。在海军学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海军的海陆空三栖突击队——也就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海豹突击队。在安纳波利斯的退学面谈中，我告诉学籍管理主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并且不需要学院的帮助。他对此嗤之以鼻，我只是点点头。所以从希尔斯代尔毕业之前，我向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提出了入校申请，这是我重返海军必须要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在海军只待几年，好不好？”琼说道。
美国有八支作战的海豹突击队，每支突击队由六个排组成。一个排有16名海豹突击队员——2名军官、1名军士长，还有13名战士。我被海军候补军官学校录取之后，就立刻投身训练：每天游泳数小时，增加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的数量。在海豹突击队里，训练的要点不是你能举起多重的东西，而是你在陆地和水上如何自如地行动。每位海豹突击队员都必须是武装泅渡、高空跳伞、航行、爆破和其他一系列技能的专家。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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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最后一门大学考试的答卷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当——甚至都没去参加毕业典礼——然后马不停蹄地奔赴位于罗得岛纽波特的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报到。16周之后，琼和我再次举家搬迁，这次是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多，我要在那里的海军特种作战中心接受基础水下爆破训练。
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总共持续6个月，但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开始的“基础适应”阶段：计时两英里游泳，在柔软的沙地上跑4、6或14英里，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科目。这是一生中最可怕的训练，一周七天天天如此。正如海军所描述的那样：“由于训练要求特别高，很多考生开始质疑自己来这里的决定。”一次，一名队友和我因为偷懒而受到惩罚——当时，我们在海浪中冻得瑟瑟发抖，这位队友突发奇想，带头领着全班挨个儿排起来转着圈开跳康茄舞，还想以此显示我们的团结——教官罚我们当“搁浅鲸鱼”。我们不得不脸朝下趴在沙滩上，任由海浪砸在我们的头上，在一波海浪退去下一波扑过来之前赶紧吐掉海水，呼吸成了一件需要择机而为的事情，沙子进入身体最隐秘的地方。简直是苦不堪言。
我们第六周的训练被称为“地狱周”：要忍受着寒冷和疼痛，连续132个小时在泥里摸爬滚打。我们这些考生要跑200多英里，每天的体能训练长达22个小时。五天半的时间里才睡了大约四个小时。尽管每天摄入7000卡路里的食物，但还是没止住体重的下降；“地狱周”快结束之时，“跑步”其实都算不上在跑，而是强行蹒跚，因为肌肉已经僵硬，膝盖发软根本使不上劲儿。
我们班的训练比其他很多班更苦。按照传统，“地狱周”的训练在科罗纳多海军两栖基地里和基地附近举行。可是，在2月初考试之前的六周里，当地降雨高于平均值，这样一来圣迭戈湾和附近的海域里充满了地表污水、医疗废物以及从十英里以南的蒂华纳冲过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教官就带我们去圣克利门蒂岛的海军辅助着陆机场——那是圣迭戈以西60英里的一个阴冷的海峡小岛，往最好里说可以称之为“土气十足”。我记得这段经历主要是因为在圣克利门蒂岛上匍匐前进穿过的一片地里长满了仙人掌。我倒是宁愿泡在科罗纳多的污水里。
几天来，教练们都在嘲笑这些考生，不如承认失败，敲响一直挂在营地里的铜钟，结束这苦日子。我们班有120个考生，其中有将近100人敲响铜钟退出。退出的水兵中很多人继续在海军服役，而且很出色——但是他们将永远不能成为海豹突击队员，那些熬过训练的人们将在今后的人生中永不言弃。
“地狱周”结束后我回到家，收到父母寄给我的一份特殊礼物：一尊牛仔青铜铸像。雕刻家在上面刻着：“在农场不成文的律条里，至高无上的工作价值观依然存在。当你加入一家牧场时，你就要尽职尽责。真正的承诺怎能轻松兑现。”我很骄傲地接受这种道德观：如果需要，可以离家数月，风餐露宿，时刻面临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威胁。牛仔凭借勇气和智慧得以生存。他给受他照顾的人们提供保护。经历了“地狱周”的洗礼，我知道我的招牌将会是海军海豹突击队。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之一。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9）
训练结束后，我们在科罗纳多只待了几个星期。琼要在当地一所小学教完余下的课。我是已婚军官，不住在基地里；我们在城里的家就成为其他受训人员所熟知的“探戈旅馆”。在最后这几个星期里，琼遵循她母亲的意大利传统，给我所在班的海豹突击队员们烹制了好多千层肉酱面，量大得惊人。她在家里是性格外向的人——她能够也的确跟任何人交朋友。她带修女、军官和学校同事来家里吃饭，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到深夜，话题从时尚到哲学无所不包。虽然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几天下来精疲力竭，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边擦靴子，边看琼让一屋子的人为之着迷，直到我困得睁不开眼为止。
1994年12月22日，我的女儿索菲娅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比奇，她是我有幸拥有的七个漂亮孩子中的老大。一年前，我加入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琼和我当时就举家搬到这里。在索菲娅的洗礼上，神父邀请她的祖父在她的额头上画十字。我记得父亲用一根很粗的指头在我女儿的脸上比划着，当时父亲已经63岁，但仍然仪表堂堂。他专程从密歇根赶来，看上去精力和以往一样旺盛。可是不知为何，送别他时，我三番五次返回去跟他说再见。我亲吻了父亲。“爸爸，我爱你，”我说，“我很想你，我都等不及想再次见到你。”
洗礼四天之后，即1995年3月2日，埃德加·普林斯离开公司总部高管餐厅，走进电梯，然后突发大面积心梗。一刻钟之后，员工们才发现他，但为时已晚，他再也没有复苏。我的英雄就这样离我而去了。
之后的几天里，霍兰镇降半旗志哀。那时普林斯雇用了大约4500人。公司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对当地报纸表示：“大家觉得自己就像他的家人一样。当听说这个噩耗时，我都哭了，虽然我甚至都不怎么认识他。”1000多人来到基督纪念归正教堂出席父亲的葬礼。“埃德·普林斯并没有缔造一个帝国，”加里·鲍尔后来给家庭研究会的成员写道，“他缔造的是一个王国。”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回想起在索菲娅的洗礼上与他相见的情形，想起琼问他身体感觉如何。“你知道的，”我父亲说，“我就是感觉不大对劲儿。”父亲可是个永远都很乐观的人，我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第二次听到他这么说。
葬礼之后不久，母亲就召集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父亲留下的颇为丰厚的遗产。我在内华达州法伦参加的为期数周的战场搜救训练刚刚结束；我向指挥官请了假，两名海军战友开车把我送到机场。不过，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送机。我母亲已经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这架中型公务机属于父亲的机队。它降落在法伦机场，朝小航站楼滑行过来，我们三人站则在航站楼内。海豹突击队中没有人了解我的家庭背景，我喜欢这样，我跟其他人一样赢得了周围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可是，这架飞机尾部有我父亲的特选号码，那组号码以巨大的字母EP（我父亲姓名的首字母）结尾，当这一切完全映入眼帘时，我也吃了一惊。飞行员们停止滑行，从机舱里走出来。
“你好，埃里克！”他们朝我打招呼。
我的战友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终于，有一位战友脱口而出：“要是你不在海军，你就可以退休了吧？”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10）
几天之后，我在弗吉尼亚州又遇到海豹突击队的战友们。从法伦来的两位战友保守了我家庭的秘密，或许没准他们告诉了每个人，只是没人相信他们所说的。无论如何，1994年我依然跟随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部署到海地，这次任务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把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赶下台的行动之一。我们负责绘制登陆海滩图，并开展特种侦察，不过我们抵达时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次维和行动。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乘船返回诺福克途中的情形，就如同我们在海地时一样清晰：我们遭遇了一场来自东北的大风暴，这是我在船上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大风，人们不得不用链子把住舱甲板上的桌子拴住，防止这些桌子成为伤人的凶器。那天晚上我们吃的都是花生酱和果酱，因为根本没法儿试着做饭。
后来在1995年晚些时候，由于南斯拉夫分裂为几个相互交战的国家，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被部署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已是残垣断壁，街道满目疮痍，与我和妻子几年前看到的平静社区完全不同。我们海豹突击队员在那里执行搜救被击落飞行员的任务，或者直接对雷达站采取行动。
我在海外执行任务时，我和琼过得都不容易，尤其是家里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1996年5月，我妻子还怀着第二个孩子克里斯琴，却发现乳防有一个肿块。她当时29岁。我在海豹突击队服役到那年的年底，虽然非常期望执行将来的任务，但是我知道很快家里就会有两个年幼的子女，而她们的母亲则面临着与癌症的斗争。出门在外突然变得不可能了。于是我提出从海军退伍。
与此同时，家人一直在无休止地争论如何打理父亲的生意。父亲过世一年多后，我母亲、姐姐和我以13。5亿美元的价格向密尔沃基的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出售了普林斯的汽车业务。这笔钱分给了父亲的几个生意伙伴、持股员工、我母亲、姐姐还有我。我们保留了普林斯机械，以及父亲的房产生意卢米尔公司和租赁飞机的翼展租赁公司。江森自控有限公司重新命名了父亲在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