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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悲剧走到了尽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忘了我们，而这几年恰恰也是阿富汗最凄凉的时期，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们明白，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它还要你举止端庄、态度谦卑、待人友善。我认为在这俗世，伊斯兰教义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正途，过着正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个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抚养成人，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妇女。
这些自称塔利班的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帮人开着卡车，扛着枪，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会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局部和谐。刚开始，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但很快这种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1996年
在伯尔万，我们住在哥哥的司机家。尽管他家并不富裕，但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一间附属楼内。他们不让我们亲自下厨，而是把所有饭菜烧好，让我们吃现成的。我们受到贵宾礼遇，根本不像是不受欢迎的负担。
喀布尔的形势继续恶化，于是姐姐和姐夫也逃难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姐夫是名警官，所以也有被塔利班抓获的危险）。后来我们决定让他们俩继续往北走，到一个叫普勒胡姆里的地方找栋房子，然后我们大家再过去与他们会合。伯尔万虽然眼下还算安全，但是距离喀布尔太近，安宁的日子不会很长。在北方，没有人强迫你穿蒙面长袍，对我来说，有这么个重要的理由就够了。
我的姐姐和姐夫到了普勒胡姆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但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而塔利班在伯尔万节节胜利，步步逼近我们的住处。有一晚，我正在熟睡，米尔沙卡伊把我摇醒，大声说我们得马上上车。当时，游击队员封锁了萨朗关口。这是世界第二高关口。当年苏联人在山中央炸了个长达五公里的隧道，建成了这个关口，堪称工程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条单行道，也是通往阿富汗北部的大门，只有在干旱季节才能通行。
游击队担心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北部会招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也怕人群里混杂着塔利班分子，所以他们封锁关口的决定虽然残忍，但也是出于军事策略需要。可这么一来，两边的人都无法走动，也意味着我们无法跟普勒胡姆里的家人会合。
哥哥从北方盟军指挥官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两辆车经过关口：一辆载着我们，另一辆给随行警卫人员。我们一行人中有个妇女没有蒙面长袍，也没有遮蔽面纱，我就把自己的面纱给了她，自己只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战场就在附近，万一塔利班发现了我，我就会被打得半死。
随行的警卫汽车也是红色的，是一辆海拉克斯牌汽车。这样的颜色很有讽刺意味，我禁不住笑了。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把我们变得更显眼，尤其是我自己。从家里出来，我们径直开向街道。到处都是逃亡的人们。有一辆大车朝我们开过来，车上塞满了人，个个面带惊恐的神色，有三四个人挂在车窗外，还有好多人直接躺在车顶。这辆车活像一个蜂窝。
车子开出村子，上了大路，融入了逃亡大车队。成千上万的人都因即将到来的塔利班而逃命。车子上全是人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毯子和家禽，有什么都带什么了。汽车的边上也都挂满了人，能挂的都挂满了。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名男子。从外表判断，他是乌兹别克族人，圆圆的脸，杏仁形的双眼。他很像个游击队员，他的一条腿上鲜血直流，接着他跳下车，显然是抓不住出租车了。然后他朝我们的车子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他挥了挥枪，命令我们停车，但是司机没理他。于是他就瞄准轮胎开了一枪。轮胎马上就爆了，车子来了个急转弯，几乎要撞上这个男子。我坐在车子前部，担心他过来拽我下车，可是司机很冷静，依然开着车前进。那男子朝后面的车子拼命地射击，我不敢回头看他是否杀害了某些无辜的家庭。
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命，只想出城。时值初冬，去往萨朗关口的路上，寒气逼人。因为纬度高，呼吸困难，车内的寒气把我们的脚指头手指头冻得生疼。关口已经封闭，没有通行证的家庭要么待在冰冷刺骨的山头，要么开车回去直接进入塔利班前线。即使有通行证，穿过关口也要好几个小时。指挥官不想让关口另一侧的战士看到有大批难民涌入，不然就等于在说他们已经败退，所以每次他们只放行一部分车辆，尽量让一切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在车队里，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刚刚结婚，和丈夫以及一个星期大的婴儿坐在车子里，神情恐慌，原来他们没有通行证。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如果走不了，婴儿必死无疑。因此，我们决定把警卫车先留下，让他们的车顶替。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警卫车里：行李包、钱、珠宝，把守关口的人说警卫车过会儿就放行。
安全通过关口后，我们沿一条环山公路上山，车子在悬崖峭壁上颤悠地爬行。通常我对这么高的破旧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却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终于成功摆脱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终于成功找到一栋房子，房间不多，而且已经住了60号人。他们都是我哥哥的部下，以前都是警察，现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有那么多非法武装力量的原因。一旦政权倾覆，他们就没得选择，只好跟从老领导，组成一支武装力量。但是，我哥哥并不想让我们被一大群男人包围，所以就遣散他们回家。
午夜时分，警卫车辆已经通过关口，将我们的所有家当运达。等行李包一被扛进屋，我就上前一把拿了过来，心想，里面的珠宝一定不见了。这帮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已把它们全部掳走，他们是当地另一名指挥官的部下，派他们来护送我们过关已经是给我哥哥面子了，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嫂子把行李包搜了个底朝天，就是找不到珠宝。她几乎要哭了，而且有点歇斯底里，接着她搜出一条手绢，大声擤鼻涕。我禁不住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出来，除了笑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只有手绢跟她打包时差不多。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总算安全了。
家国之殇再次让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当医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塔利班已经全面禁止妇女上学，即使喀布尔足够安全（但事实上显然不安全），我回校念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我整天待在普勒胡姆里，烧菜做饭，打扫卫生，在花园里喝茶。这是我母亲和姐姐们忍受过的生活，也是我努力摆脱的生活，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沮丧。白天慢慢变为黄昏，进入漫漫长夜，接着又是慵懒的早晨。我只想闭上眼睛，挡住黎明的阳光。
这个时候，许多男学生、教师和教授都已经逃亡到国外，所以上大学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塔利班的统治已经将喀布尔从一个饱受战乱的城市变为一座死城。说实话，我也说不准两者孰优孰劣。
人们稍有不端的行为就要被拘禁或毒打。塔利班挨家挨户搜查，要求居民交出武器，他们不相信喀布尔会有人不藏武器，根本不会把“没有”当作回答。如果谁不交出武器，或者真的没有武器可交，就会被拘捕，关进监狱。有些家庭只好出去买武器，交给塔利班，为的是让他们释放被关押的亲人。
最恐怖的要属被带到“恶习与美德部”，一提起这部门的名字就足以让最勇敢的人心石化。一幢白色的水泥别墅，坐落在一个叫做舍尔诺（新城）的地方，外带一个花园，里面长着茂盛的葡萄树和芳香四溢的玫瑰花。被指控犯有亵渎宗教罪的或道德罪的所谓犯人都被带到这里来审判。胡子不够长的男人、没穿蒙面长袍的妇女统统被抓来，被塔利班分子用钢丝绳抽打脚底心，屋外的塔利班分子气定神闲地坐在玫瑰花丛中呷着茶、讲着笑话。在这里，受到惊吓的喀布尔妇女被指控不道德，接受从阿富汗南部保守的乡村来的毛拉①的审判。喀布尔与这些乡村一直以来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上简直是两个世界。几个月前，以穿着最时尚的服饰拿着书本上大学为荣的女性现在却遭到不洗澡不识字的文盲的审判。
奥林匹克运动馆，一座大型圆顶建筑，曾经回荡着板球和足球观众的掌声，如今却成了一种新运动的场所——公开行刑。在这里，通奸犯和小偷被石头打砸，要么就是当着欢呼的人群被砍去双手。这种种残忍的场面让人不禁联想到古罗马竞技场。犯人被装进皮卡带到场馆中心，拖下车，绕着馆子走一圈，供人群娱乐。接着他们不是被子弹打爆脑袋就是被活埋至半身腰，然后被人活活用石头砸死。无论是审判的人还是第一个扔石头的人，他们是从来不管场馆内的贼犯的是什么罪的。对他们来说，那贼偷了一块面包给饥饿的孩子吃或者那所谓的通奸犯实际上是被人强奸的受害者等事实，统统与他们无关。
如此种种表面上看都是以真主的名义执行的，但是，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真主的旨意。我敢说，即使真主见了也会掩面而泣。
大量的塔利班支持者涌入喀布尔。超级保守的阿富汗南部家庭搬家到喀布尔，从那些准备逃跑的人手中以超低价购得房子。维齐尔阿克巴卡恩小区曾经是阿富汗最漂亮最令人羡慕的小区，里面的房子全部由现代设计师亲自打造，带有美丽的花园和宽大的游泳池，如今成了众所周知的“客人街”。与塔利班领袖有关系而又受宠的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士兵抢占了这里的房子。如果房子空着，他们就直接搬进去，据为己有；如果还有人住着，他们就拿枪将房东赶出去，让“客人”住进来。
至今还有许多家庭没能收回在这段时期内被侵占的财产。2001年塔利班被美国和北方盟军击败之后，许多在欧洲和美洲的阿富汗难民重回祖国家乡，想取回被夺走的财产。但是，由于没有证件证明，加上战后混乱，政府腐败，他们发现想要回财产无比艰难。我就亲自遇到许多来找我帮助追溯财产所有权的人们，结果都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的。过去几年里，阿富汗兴起了建房热潮。这些建筑往往破坏了当年那些典雅美丽的别墅，就连别墅内的果树和葡萄藤也遭了殃，真是叫人痛心。别墅推倒之后，在上面建起了所谓的“罂粟之宫”。这种建筑具有巴基斯坦和伊朗风格，装饰华丽，安装了烟灰色玻璃和奇形怪状图纹的瓦片，样子丑陋，一点儿都没有阿富汗文化的内涵，纯粹凸显了战后的暴发户心态，而修房子的钱往往来自腐败或者海洛因交易收入。
如今，各色各样的“客人”入住维齐尔阿克巴卡恩小区，这些房子在战火中幸免于难，也没有被开发商拆掉，还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看起来跟当初刚建成时几乎一样时髦。住在里面的是国外援建工人和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国24频道等。生活、工作在这么个经常发生自杀式爆炸的首都城市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点可以从他们住的这个小区设置的防护装置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绿色区域”，街道围上了水泥栅栏，设置了哨卡，目的就是将自杀式爆炸挡在门外。没有身份证或者相关的通行证非但人不能进去，车子也不能开进。这一措施经常引发交通堵塞，成了喀布尔居民愤怒的由头，也常常令居民们倍感沮丧，他们认为这都要怪这些外国人。
英国大使馆接管了一整条街上的房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地，他们将街道两头的入口堵死。过去，这条街喧闹繁华，孩子们还可以上街玩球，如今却成了一座堡垒，禁止大多数的阿富汗人入内，除非他们到那里真的是有事情要办。
在普勒胡姆里，我们不知等待了多久，只希望战事快点结束，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能早日回到喀布尔。战争前线和塔利班或者马苏德的地盘老是在变化，但很明显的是塔利班的地盘越来越多，一步步将马苏德逼回去。
不知道哈米德是依然住在喀布尔还是也和家人一起在外逃亡，我一直在想他，但也明白兄长仍然反对我们的婚姻。一天，我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远方的高山上下雪。我正渴望回到喀布尔去，还在想不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气，突然，哈米德的姐姐，她的孩子还有哈米德的一个叔叔出现在我家门前。
原来，哈米德去找过我们，发现窗帘拉上了，没有人在，就到处打听，得知我们已经走了。他认为我们还是走了好，因为如果我待在游击队控制的领地上，到处都是各种军队和指挥官，遭到强奸的可能性也很大。哈米德知道，我哥哥要保护自己的两个妻子就已经够他忙的了，现在还要担心我的安危，所以他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哥哥或许会对我们的婚事网开一面。
所以哈米德派了姐姐来提亲。她这次还带上了叔叔以及她的几个三四岁的孩子，从喀布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再次向米尔沙卡伊提出这门婚事。这段路险象环生，除了凶险的炮火，他们差点儿还被一场雪崩埋藏。那一夜，他们就是在冰天雪地里度过的，他们差点儿送了命，而我也在心里暗暗责怪哈米德让他们为了我经受这么多苦难。尽管如此，他对我们的婚姻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决心还是让我暗地里非常高兴。
正如哈米德所料，我哥哥不再拥有在喀布尔时的权力。他疲惫不堪，压力重重，但也没有马上答应的意思。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你想礼貌地拒绝某人的求婚，通常不会直接说，而是向对方提出一大堆无法满足的要求。我哥哥知道，为了提亲，哈米德的家人已经冒着生命危险不远千里而来了，总不能狠下心直接打发他们回去，但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门婚事。于是，吃完饭之后，他悄悄告诉他们说，如果要结婚，哈米德家要以我的名义购买一套房子，赠送大量的金银珠宝外加两万美元现金。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他那样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尽管他家不算赤贫，但绝对不是富裕之家。当然，我是不能参与这样的谈判的。哈米德的姐姐和我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俩竖起耳朵，贴着墙壁试图听听他们商谈的进展。当听到哥哥提出的条件时，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哈米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