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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五0《国闻掁》，《戊戌变法》（三I第4101， ^ （戊戌变法》（一、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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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现在 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 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 场运动，挡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决定运动成败的， 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 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倒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 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 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 “奉行新政独缓，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 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 矣广〔1〕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 躁愤激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 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
糊涂口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洽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 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 人人数非常少。日本明洽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回忆说，他 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 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 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500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 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渐愧地答说只有11人。”⑴经过几十年 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11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 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
〔1〕罗振玉：《贞松老人遺稿》，《戊戌变法》（四、第250页
〔2〕转引自井上请《日本现代史丨，第一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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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身的努力，囫囵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 大势粗有所知。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 位较低。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 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人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 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 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变，但怎 么变法他们心中也无数，无论怎样变他们都不希望触动现存的政 治结构6这部分人又分成三种’ 一种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 文廷式、志锐这些所谓的“帝党”，又包括孙家鼐、王文韶这类所 谓的“后党”，他们对于变法虽有急缓的态度之别，但立场、观点 都差不多；一种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前期洋务派（不是说这一派里 人人都是老资格，主要指淮系最后一种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 洋务派。而洋务派的见识与学识（主要对新学而言）又要超过在 朝的官僚。问题是他们之间矛盾颇大，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帝 党与后党之间常有水火之势。
第四类人是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官僚。他们就像粱启超分析的 那样，虽然也知道中国目前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 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娇妻美食和黄白之物，既无传统的济世之志， 又无现时的救国之心，只要旧有政治体系的惯性能使他们向前滑 动，他们就不愿费心费力改交自己。
第五类人是一少部分死守旧道德，头脑冬烘，不知变通，但 具有慊家理想人格的官僚。李秉衡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如果 不计较他们的立场，其实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是些真诚的守旧者。 第六类人是标准的顽固派，他们的立场与第五类人相同，只 是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他们反对变法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宁愿看到日后的亡国的场面，也不愿意眼 前因变革而失去权力，从而破坏了昔日的生活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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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类人（主要是洋务派）是至关重 要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群保 护中立，使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声势和较坚实的基础，反之，就会 使大多数官僚跟着顽固派吠声吠影，造成满朝抱怨反对声充盈的 局面，甚至会动摇一部分本来对变法很热心的但与洋务派关系密 切的开明士人对变法的支持。
与曰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 随着变法的深人七零八落，四处走散，而反对者的声势却越来越 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龢也被反对派驱逐时，本来应 该成为同盟者的李鸿章落得只有叹气的份了，因为他知道，变法 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在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寄于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维新元 老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变法失败后他发表评论道：“惟仆察彼所谓 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 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逮于有以数千年所 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 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 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显然，在他眼里，中国的维新派和 光绪帝还都谈不上才识卓拔和英迈逸群。当然，这也难免。
三、启蒙与变政
戊戍维新是学习西方的变革运动。众所周知，由于东西方两 大文明体系的隔膜，也由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优势和中国 人在接触和吸收西方文明过程中伴生的种种痛苦的遭际，中国人 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是充满荆鰊和充满矛盾的一串连挣扎。他们
〔1〕汤志钧：《乘枰新获从戊戌到辛亥》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3页， 110
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惧。中国士兵对于洋枪洋炮， 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开枪时常常不雎准被射物，而是转过脸去， 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国士兵以射击不准确著称。中国农民乍一 见到大工厂时，竟有人害怕被大烟囱吞掉，没人敢去工厂做工。士 人也是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所遭的全国 士人的冷遇。
尽管不断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势，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学，士 人的大多数也从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动地对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 甲午之前，向西方学习还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广大士人〈且不说 一般老百姓）对西方，对世界，对今后中国赖以进步的新学，还 处于懵僅无知的状态。北京强学会成立时，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 界地图，好不容易从上海搞到，“会中人视同拱璧”。因而，对于 戊戍维新这样一种较高层次的近代化变革，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 显得格外艰巨和繁难。由于中国人历史包袱太重，时间耽误得太 多，启蒙的紧迫性到了甲午战后也相当突出。从仇视西方到学习 西方的思想弯子需要转；在长期反洋教过程中积累的对西方文化 的种种疑惑和误会箱要解释『乐于学习的需要输人译介和点拨，不 愿学习的需要启发说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训练。梁启超说：“今 0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 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 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 奴也。”〔1〕救中国依赖启蒙，而政治变革也霜要启蒙，梁启超又说： “今日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旦夕 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1有六七 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权：〔2〕
〔1〕《湖南时务学堂遺编》，第1集…
⑴粜启超：（上陈宝箴书》，《戊戍变法》（二八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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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身二任的困境
应该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对于“开民智”即启蒙是相 当重视的，他们也确实为启蒙做了大量的工作，办报与兴学。变 法失败以后，他们所有的政治运筹都灰飞烟灭，但启蒙的成果却 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中国的几代风云人物都或 多或少地受到过康梁以及其他维新志士思想启蒙之惠。但是，问 题是在当时，变法的政治操作者和变法的思想文化启蒙者都是同 ―群人，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难题：一是变法的政治操 作与变法的思想文化启蒙哪个优先？ 二是启蒙宣传的口径与变法 的政治策略会不会相沖突？
从理论上讲，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 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沖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 承担。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操作和思想启蒙分别由两种人来千，他 们具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拥有像大久 保利通和木户允孝这样的政治家。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虽然也 有专心做启蒙事业的人像严复、黄遵宪以及张元济、严修等等，但 是他们这些人在启蒙上的知名度都远非日本当年的吉田与福泽所 能比拟，或者是还没等到具有知名度，中国就已经到了非变法不 可的地步，只有能够登高一呼，领袖群伦的人物才能吸引国人的 注惫力，一时间，思想大启蒙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出尽风 头的康梁头上。但是，他们却并不甘心长期把自己定位在并不显 赫的启蒙思想家上，他们更热衷的是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为 帝王之师，为冶世能臣。他们更希望在变法成功后，利用官方的 权力来淮行“开民智”的工作。因此，他们将运作的重心都放在 了政治操作上，从而，幸运而又不幸地成为一身二任的时代弄潮 儿。
客观地讲，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不是高明的政冶家， 戊戌变法的事情姑且不论，从这两人以后的政治实践看，二人所 112
做所为的确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康有为居然没有看清张勋复 辟的闹剧面目，…脚踏进，当了 “复辟祸苜”。梁启超民初热火朝 天地搞政党政治，连当了袁世凯的工具都不知道，等到他们为袁 世凯火中取栗赶走了国民党，才发现原来他们的舞台国会也连带 被自家一手完结了。后来加人人才内阁，本想一展身手，却落得 个骂名。最后还是乖乖回到他本来就应该去的教育家位置。梁启 超曾说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冶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 行者，不如谓之理想家。”。〕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很尬尴的结果，不擅长的事热心去 做，而擅长的事却又投人椿力不多，事实上是两误。
二、言论的尺度
其实，在维新运动中最令康梁诸人难堪的，往往不是他们能 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们一身二任这种境况两种角色之 间冲突造成的问题。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尽可以激烈一 些；出袼一些，无论怎样危言耸听，煽动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 为启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打动人心，争取 群众启迪与教育群众。角色要求他们无论情势如何都要发出声音 来，必须扉利地抨击时弊，渲染时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机，鼓吹 变革，对于新学不仅要介译引进，而且还要大力为之宣传与颂扬。 就是由此面被捕人狱，也是这个角色内涵中的应有之义。启蒙思 想家不是不需要考虑策略，但策略的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他能够 出声音，出不来声音，这种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严格地说，启 蒙思想家的言论尺度的限度并不取决于统治体系所允许和容忍的 范围，而主要取决于当时公众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为官 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启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国屡见不鲜，被捕、放逐 乃至杀戮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因此面消失。
〔1〕《戊戌变法》（四、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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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许思想家们尽可以利用租界、 港、澳来发表思想，传播观念，地下的流通渠道无论是谁也控制 不了的。当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讲坛合法渠道，这是要尽可能地 利用，因为合法途径的传播而还是要比非法途径大得多。
但是，政治家或者说政坛上的操作者们就不同了。无论是传 统政治还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随便说话，更不能率兴而为 随意表达自己的本意、真意。这样做，就意味着会葬送他的政治 前程。在传统政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随意说话更是大 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丢了前程，还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清 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名言“多磕头少说话”，如果剔除明哲 保身的内涵，倒也是为政的要诀。退一步说，就是我们不理会曹 振镛的官诀，在传统官场中的正人君子中，少说话多做事也是一 种美德。说得多的人，即使他干得也不少，而且说得也都是有益 有用的话，那他也可能会讨人嫌。中国传统政治氛围中最受欣赏 的是那种不露声色运筹帷幄的智者形象9
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操作者并非没有声音的哑人，他们也 要在官场上说话（以公文邸报和其他形式，虽然不是演说和答记 者问夂但是他们的声音并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们的心里话， 他们的声音永远是策咯的奴隶。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心里想的 事情，甚至于他的理想，不到环境、时机允许的时候他是决不会 吐露半句的，他所说的往往是违心之言，或者说，是合乎当前政 治需要的话。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 告之外听到的就是圣谕广训。进人近代以后，虽说外国人掺合了 进来，但是中国政洽的运作形式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有极少数 人，如奕诉、李鸿章才在极少的场合与外国记者谈过话，而且这 种谈话也是发表在外文报纸上，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可能知晓。政 治依旧是黑幕重重，人们所能看到的，还只是邸报和京报上的官 114
样文章。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后，情形大变。他们以改革者的锐气打破 了传统政治习惯，一群人（尤其是梁启超）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 表文章，以宣传家和启蒙者的姿态向国人公布他们的政治主张、政 治设想，宣传从西方窃来的思想和观念。梁启超声名雀起，“通邑 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但是，正当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鼓 荡败风美雨的时候，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摆在了他们的 面前，相当一些立场和态度居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们，并不是 将康梁当成启蒙思想家来看，而是把他们当成变法政治的操作者， 他们习惯性地把梁启超所说的任何主张都当成他们变法实践中早 晚要落实的事情。而一些顽固派又抓住维新派的种种“非君” “非 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 临了。显然，这种西化的前景对于长期生活在传统社会，耳濡目 染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