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的议论。
无可讳言，《劝学篇》对民权说花了相当多篇幅进行批驳。打 了也许不止“一万板”。这里有不少是很背时且乏力的议论1如强 调“三纲”为“圣道”，因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 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 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然而，话头一转，他又说 道：“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 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 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 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 行威立，不悖不欺。”〔2〕隐隐然，对议会制的赞美之意泄于意表之 外。虽然给中国留了点面于，说中国君主其尊严〖也就是威风不 小）过于西国，但马上又说人家“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 欺广明摆着暗示中国的九五之尊不过是摆样子吓唬人，到动真章 时，威不立，令不行吗？看来，张之洞对民权说的抨击还是留了 一手，不然，怎么会对与民权相联系的议会这样有好感呢？
非但如此，《劝学篇》还在中西学原本相通的大题目下，一一 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等摘出片言要义，说 它们分别与西学、西政、西艺息息相通，也就是说，西方的格致、 化学、机器、教育、报馆乃至红十字会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典籍中 寻出根据。也许会令我们某些教科书的编纂者吃惊的是，张之洞 在此竟然特意关照了西方的议会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 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 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3〕我们不
（：I〕张之洞：《功学笛，明纲I I： 2〕张之洞：《劝学篇〃明纲I （；^〕张之洞《劝学篇‘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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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4正权 《劝学篇“正权I 《劝学逋‘正权I 《日本变玫考》，卷7，第11页。
要急于怪张老先生牵强附会，而是要体察此老一片良苦用心，即 然议会制都能从《周礼》、《尚书》、《论语》里找到根据，那么谁 反对它岂不等于非圣蔑教？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理论实际上我们 早在康有为梁运超那里领教过了。看起来，这几年湖北官家的银 子没有白花，《时务报》和《湘学报》还是让此老真开了眼’也让 我们在这位洋务派巨子这里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后来徐 桐指责《劝学篇》“尽康说”，不为无因也。
当然，我们还是能找到（劝学篇》对民权说出乎“诚意”的 批驳，但是就是在这批驳中我们还是从书找到了与康梁诸人相似 的议论。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 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 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 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吃语，将焉用之广〔1〕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 由于民智不开，所以不能立议院，兴民权。这与梁启超之有一分 之智即有一分之权的说法何其相似〖而且，这样的说法就等于说 议院现在不能开，而将来是有可能开的。所以张之洞在答“或 曰”之设问时又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 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2〕正因为现在不是 时候，所以“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 大乱四起广〔”这种说法，我们在早些时候的康有为的笔下也能找 到：“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4」康有 为的弟子陈继俨还曾撰文专门论述过中国不能现在开议会的道 理。他说原因有四条，其一是今日中国民心不齐，若开议院，“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乱之道也”。其二是“民智未开，不可
之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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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议政其三“今中国之民，一无知之民也”，选出来的议员素 质也强不到哪儿去，“小则便其私图，大则愤其公事，集事则不足， 坏事则有余”。其四“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
饭。，，〔口
面对康门的成说，我们发现，原来张之洞打在民权屁股上的 板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康门老店。这样一些板子打下去，恐怕 民权不会因此危矣哉，痛矣哉。
现在，我们已有理由说，张之洞这个“变法宣言”在本质上 与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具体主张并无实质的差别。尽管我们可 以说一个是“最高纲领”，而另一个只是“最低纲领”。我们还应 该看到，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旅的思想精义是不同的，但一向为洋 务派奉为圭梟的“中体西用、已经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大大 地改观了，他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 学应世事”〔2〕的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学“虚化”而将西学“实”化。 这样一来，在功利主义肆虐的维新变法中，完全可在精神上与维 新派达到合拍的。
《劝学篇》的出合，是张之洞的成功，因为他成功地摘湥Я怂∮胨惹性廾拦奈屡芍妒蔽癖ā贰ⅰ断嫜Пā返母上担∮靡欢讯压诿崽没实摹笆ソ獭薄ⅰ案偌汀ⅰ拔页钊屎裨蟆钡姆匣啊“炎约河肽切┢裘傻摹肮ぁ毖月刍辶私缦撸智〉钡亍柏狻∏浴笨盗旱墓鄣慵岢炙谋浞ū疽狻ⅰ肚迨犯濉匪嫡浜笳胖础∫颉度把返妹庾肪糠鞘率担挥小度把轿魈笠参幢鼗帷≈炅琳馕挥惺屏Φ慕纪飞稀怠Ｃ嫖屡删兔挥腥绱诵以耍诒洹》ǖ恼谓逃肫裘傻恼涡胪凡⒔保履嘤⑾菰凇〗巧逋坏匿鑫兄形薹ㄗ园危谠绞泅擞训氖焙颍吹褂�
〔1〕陈璉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知新报》，第62册。 〔2〕张之漘^《劝学箱。奩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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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有影响的士人被他们的宣传所吓走，他们接受不了世界马 上就变成“西化”天地的事实，因此远远地避幵了去，或者像王 先谦、梁鼎芬那样，从赞同走向反对维新派的彳？列中去。 五、启蒙的困境
既然政治启蒙与实地操作之间的角色冲突会有这么大的麻 烦，那么有没有可能设法避免这种尴尬呢？从理论上讲当然亦无 不可，但在实际上却非常之难。虽然，述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 和他的弟子就有改变中国之志，但变法的契机却是甲午惨败而突 然提供的，说它“突然”，是指对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而言的，也是 对整个中国而言的，中国没有准备，只好容忍当时来说“还算有 备而来的康门弟子粗糖的启蒙和同样粗糖的变法操作。事实上，其 他的选择即使有，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刚刚从长期的文化优越地位上跌落的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 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他们急于扳回失去的分数，比分愈是悬殊， 情绪就愈发不耐。中国人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康梁想毕启 蒙与改良于一役；孙黄想毕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然而，在 近代化过程中，最艰难和最漫长而枯燥的事业就是启蒙。
启蒙，也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它有很多渠道和层次，人们可 以通过学校、报刊、小说戏曲等等中介完成启蒙过程。近代性是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失去了这点，就不称其为启蒙。所以，它不 是一般性的文化（识字〉教育，但又与之有关系，也不是通常的 社会化过程，也与之有关系。
中国人在前近代时代的教育状况据说并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 那样惨。据戴维‘约翰逊等人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成年男 子的识字率相当高，“就学者要占适龄男性儿童的1/3 —1/2广〔〗〕
〔1〕戴锥“约爾逊等：《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英文本，加州大学出版社；
19^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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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很多，因此印刷业也很发达，农村拥有相 当多的书籍：善书和历法书（皇历相反，“在欧洲许多农村地 区，直到铁路出现之前。一直没有见过印刷的东西。结论是，只 有相当少的欧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业的影响，而乡村的广大 农民以及固执地区方言的人口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广〔1〕美 国学者伊夫材丨3罗斯基的专门研究告诉我们，晚清中国农村的 成年男子的识字率为30—45 8，妇女为2—10乂。〔2〕又据中国著 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股8年著名的定县调查，40—44岁年龄 组的识字率为2冗，45—49岁年龄组为2仏33拓（这两个年龄 组受教育的时间为晚清显然，外国学者的估计要偏高，他们 所谓的识字率中的识字者，实际上包含许多半文盲。不过至少说 明在清代，由于传统教育费用偏低和受教机会相当多：即使贫苦 之家的农民也会尽可能让家中的男孩去识两年的字’
然而，这么高的识字率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近代启蒙负担会 由此变轻。因为，农民所受的教育除了一些农村常用宇外，就是 些粗浅的儒家伦理常识。既无科学常识，又无必要的世界历史地 理知识，更缺乏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而由传统教育带来的落后的 封建意识，反而会成为接受近代观念的障碍。不仅如此，那些聚 拢科举阶梯底层的下层士人，尽管书读得多，能读能写，但于近 代化所需的常识却和农民一样的无知，而且偏见更深，对近代知 识排拒更甚。因此，中国启蒙的负担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在维 新变法时期；就显得既重又急迫。
诚然，在维新变法时期对农民的启蒙还提不上议程，农民对 变法的进程暂时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在中国摘近代化，
〔1〕《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丨第页6
〔2 1罗斯基：《清代中国的教育和识宇率》英文版，密执安大学出飯社，第”页；
〔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査》。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重印本，第237—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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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的启蒙则是必需的要务。整个民族的近代教育水平决 定了这个民族的近代化的程度。维新变法期间，一位居住在乡间， 颇为幵明的且倾向于维新派的士大夫在日记中谈到了对农民启蒙 的问题，他说：“现在以下乡开化为宜，论個其愚，不忍不教9欲 资其力，不得不教。且官场之因循，世家之骄奢，市侩之游滑，名 士之贵重，无可与成事者。不用乡人，而谁用乎？欲用之，必教 之。无事至乡，择乡民之秀者，与之约曰：‘每日田事毕来听讲，， 视为常理，日渐月摩，听者愈多，则服从者自众。…复与之约曰： ‘汝有争论来，必为平之；不待劝解辄控官，有罚7平心气以调 和之，励节行以讽谕之，演论说以浚发之。如是，则一年成聚，二 年成都，气象可观矣！然后思所以用之法。罾如，与以指南针、尺， 授以测向记簿之法，令出村三十里试之。归视其簿记，授以钱数 曰文，而彼跃然矣！ ”〔1〕显然，“下乡开化”并不这么容易，十年、 二十年，也许三十年才能见成效。然而，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 的维新派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一代代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做的 不够。梁启超在办时务学堂的时候，曾经希望他的学生回到乡下 后广泛宣传他们之所学，大力鼓吹变法，结果却道到了接声四起， 舆论大哗。他还设想过先开“绅智”再开“民智”的方案，通过 学会，先每县择数名“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集中培训，然 后再通过这些“种子”带动其他人。后来，也许嫌开“绅智”还 是奏效慢，于是又提出“开官智”的设想，通过毎省一所的〃课 吏堂”（干部学校）直接把官吏开化了。然而，启蒙是来不得急功 近利的。假使戊戌变法成了功，维新派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推行 启蒙，将这些方案都落实，恐怕没个几十年也难见成效，康有为 五年十年成霸业的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更何况，这些方案基 本上都行不通，尽管有官方的襄助，在湖南试行就处处碰壁，也
〔1〕《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八^一号，第〗08—109页； 128
说明了启蒙的艰巨性。不经过几代人默默无闻的艰苦工作，不经 过几次大的阵痛，中国人就不可能从巫术迷信、落后愚昧中解放 出来。日本的近代化启蒙从明治之前就已开始，明治后借政权之 力推行几十年，到了甲午战后他们还说刚刚走了第一步。《马关条 约》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大部分用在了基础教育之上。中国人 口比日本多4倍，底子比日本薄得很多，又加上长期半殖民化造 成的普遍贫困，而新式教育的费用又大大超过旧教育，所以启蒙 之难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制度问题、文化问题，还有经济问题。
然而，启蒙的最大困境还在于它总是扮演一个工具的角色，为 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突击运行，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是蒙在它身上 难以去掉的标记。在每次历史重大变革之前，总会伴随一段快速 的启蒙运作，然而事过境迁，大家也就忙于其他“要务” 了。中 国的确也有一些抱定教育救囯宗旨的教育家，像维新时代的张元 济，新政时代的严修以及后来的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但 却真的缺乏启蒙思想家，也许能有资格担当此任的人都拥有了其 他更伟大的头衔。
四、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学术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当朝的元老 和书院的山【都忌讳人家说自己不学无文（死后谥号里加个 “文”往往是最高的奖赏〉。而政治的状况好坏也往往扯到学风或 者学术上去。明之亡，有人怪罪说是由子心学之空疏；而清之衰， 也有人将板子打到汉学考据的屁股上。无论汉学、宋学、今文、古 文几乎都挨过这种似乎挨不上边的责骂。
反过来，明明素师经世之志，存心搞政洽的人也非得在学术 上弄出点名堂，以学术的砖头敲打政治之门。康有为在维新期间 的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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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目的的“学术砖头’’或者干脆夸张一点就如梁启超所说是学 术飓风也未尝不可。这“两考”加上他万木草堂的政治预备期的 种种设想，事实上构成了康有为自比马丁…路德，在中国搞近乎 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慊教改草”的整体方案。
“儒教改革”与兴议会，倡民权一样，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 但后者表现的是民主倾向，而前者剡是一种思想定一尊的思想专 制主义。欧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义和具有专制意味的宗教改 革，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但是中国确实有中国 的国情，这种他人的老路在中国的确很难走通。更何况欧洲倡行 这两种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而康有为他们却想一肩挑两 副担子。而这两副担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种人来承担的。这两种角 色不仅仅扞格、冲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容6
一、说经与政治动员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台较早，主要内容是为很多人所 熟悉的，以其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为准：“一、 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 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 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 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 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总而言之，所谓古文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