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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洽在统冶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 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綠 中推行剃发易服，即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恃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 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而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 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 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人景观。因此，在 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 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 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请责风险，还 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洽策略 162
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 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晕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 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峩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 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暈 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 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伲撬腔故怯狭松缁岬赖碌闹赶颉Ｏ浴∪唬淮硬呗缘慕嵌龋欠噶艘桓龃砦螅遣⒚挥幸虼硕焕础⊥绻檀蟪嫉暮炔省�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 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 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 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 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 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 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 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 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 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鰱后， 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 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佘为皇上计，仍以变 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广出于这 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 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 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萌桓的影响，
〔1〕I：戊戌变法》（二：），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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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谋私利。据 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 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 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1〕当时盛 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 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的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 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 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 《校邠庐抗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西太后虽未全篇通 读，也经人拆解后读过或听人讲过了。非但如此，光绪还命人将 康有为陆续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转呈 “太后慈览”，而且康有为的门人陆乃翔、陆敦骇所编的《康南海 先生传（上编〉》也承认，康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为西后 取去广以“取去”之速可见还是有“慈览”的积极性的。又据费 行简《慈禧传信录》记载说：“后（即西太后）尝告德宗，变法乃 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1留学，造船制械，凡以 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町 行。”〔2〕这段话其实并不像费行简后来理解的“特门面语，非由衷 出，”。〕而确实有儿分真实，当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国藩他们搞洋务 运动也是实情，那场倭仁与奕诉的大争论，她毕竟是站在奕诉一 边的。她的这段话实际上点出了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 变法主要是变器（即洋务运动期间的变法〕，当然也不会部分的变
〔1〕《郑孝胥&记》第二册，第606页。
〔2〕《戊戌变法》（一〕’第461页6 〔3〕《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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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是连她最亲信的荣禄都上书要求开武备待科，改革武科举 了吗？ 二是提出了变法的界线，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 就是不能动摇满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她对《校邠庐抗议》的 主张是能接受的，“亦称其剀切’’，也绝非不能容忍光绪的变法。但 是问题是这个变法居然与她的失权联系在一起，越是随着变法的 深人，要求她放权的呼声就越高。当她看到康有为精心炮制的 《日本变政考》一个劲地鼓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她这个 “坤”字号的太后内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么好受的，这时候顽固派 整天在她耳边吹的康、梁种种“恶迹”也就比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枢维新正式拉幵帷幕之后，康粱已经把希望全都 寄托到了光绪头上，希望光绪能借皇帝之威，雷厉风行地推行变 法，尽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对者，甚至要拿几个反对变法的“出 头鸟”开刀，以杀一儆百。越到后来，他们的行为就越像是赌博， 将成败全押在光绪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鑲出变法的不 满，就越坚定了他们拥帝反后的决心。在政变发生前夕，康有为 见来华游历的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时，伊藤问：“请问贵国 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为回答：“行改革事， 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 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 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 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 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 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 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广〔〃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康 有为是将变法无法推行，疆吏推诿观望的原因都归咎于“皇上无 全权”上边。但是，他们却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条胡
I： 1〕（台烤日日新报》載，（游湥Ъ陀铩罚乐揪冻伺晷禄馡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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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走到黑，最后甚圭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策动宫廷政变，宁可将 变法的摊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协改道。因为在康有为眼里，西太 后与光绪两人简直就是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化身：“皇上深 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 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1〕到了政变发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后， 们对光绪的颂扬和对西太后的贬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新运动的余波变成了弘扬正义、痛斥邪恶的道德运动。
我们应该承认，只要身临其境，要在刚刚在甲午战争期间骄 奢淫欲，不顾民族危亡，生民维艰的西太后与“宵肝焦劳”为国 事的光绪之间作出选择，很难让人将砝码放在前者一边。况且那 些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潜意识里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为祸的士 大夫来说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说维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过西 学的洗礼，但那时的他们毕竟不能超身处的肘代，他们也提倡女 权兴女学，开女智，但只是为了让女人更好的“相夫教子”，以便 男人们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况且口口声声高喊男女平权的康有 为还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呢。
但是，历史对政洽家的要求是清醒，道义上的同情是一回事， 政洽选择又是一回事。策略的选择运用诚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考 虑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 杆，争取有实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能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应 该可以与魔鬼作交易，同曾经是敌人的人结成联盟。政坛上没有 什么道德法庭，如果有，那也是政冶清明以后的事情，当时的中 国，变法成功才是大道理，为了这个大道理，感情上委屈，道义 上的亏负都不箅是一回事。
西太后当时正面」伤的一个两难之境，放弃权力吧，她实在心 有不甘；不故弃则面临舆论的压力，好名的她将不仅背负骂名，而
0〕《台湾日日新报》载，《游潸纪语》，见汤志钧（；乘柙新获丨，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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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要背负破坏祖制的罪责9不同意变法吧，中国还有朝廷都面 临着危机；同意变法呢，变法愈深入，她的权力就愈有丢失的危 险。变法如果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光绪威望的确立和她沏底退出 历史舞台。
但是，尽管心境是很矛盾的、西太后的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 眷恋着她把持已久的最螅Γ甘甑幕嗜ù碚叩纳模选【阉右桓銮卫龅暮箦涑闪艘桓龃看獾恼稳耄肟巳Α≈行模肓伺鹱嗾郏沓莺徂沣兀媾ㄊ酰蛑薄【筒恢烙Ω迷跹钕氯ィ丫肮吡苏馍癯涑庖跄薄⒕铡『筒ɡ降纳睿⒁源宋秩ぁＭ蝗恢洌庖磺幸崾耍∫涑梢桓鑫匏率孪欣础霸ā钡睦细救耍匀唬馐撬蕖》ㄈ萑痰摹Ｏ匀唬绻压业奈Ｍ龊退鋈说娜Φ檬Х旁谝弧】槿盟崛。D虽然她会犹豫，但她内心深处肯定会把后者作为必 选的“熊掌”。
作为主宰中国命运四十余年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尤其 是在维新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应该受到历史谴责。事 实上，她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厚柱上，没有人能够将之解脱。但 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维新志士所碰到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历 史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机遇，碰上一个更识太体，更有道德责任感 的太后，他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人中间进行选择。
当呼对于西太后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制度的借 口，或‘一个“民意’’（或官意）的托词，让她能够名正言顺地保 住权力或者分享权力，不致因光绪的亲政而失落。至于变法与否， 对于她来说是第二位的问题，谁能解决她的关键难题，充满功利 细胞的她就会支持谁。而维新派恰恰采用了一条背道而驰的方案，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使西太后离权力越来越远。但是，西太后所渴 望得到的借口与托词，却由顽固派给提供了。变法失败后，西太 后起初并无意尽废新法。但是顽固派大臣却七嘴八舌，坚持要慨
行复辟，刚毅说是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洋 人的腿又直又硬，伸屈不灵，则一击便倒，所以，武试还应照样 试矢石。徐桐则说八股代圣贤立言，为祖宗成法，变了以后令正 人君子寒心，改试策试，应试的尽为康梁这样的宵小。西太后听 了以后当然也知道这是胡说，然而启秀因政变有功新人军机，他
“极言华寧亭宇，形义丨亭，字辛。”〔口果然’此言打动了西太后，于 是，中出‘现X二逯^洚舫厉的大倒退。尽废新法，成了西太 后训政的借口。以尽废新法来收揽那些因裁撤闲衙而失权失业者 之心，那些因废八股而进退失据的士人之心，那些不愿自谋生计 的旗人之心。因为需要废新复旧，所以训政又成了 “出师有名”。 维新政治撞到了道德陷阱，显然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志士没 有能走出陷阱，他们过多地依靠本能和良知去辅佐一位半是现实， 半是理想中贤君，明知万难成功也不肯回头。在某种程度上，光 绪填补了他们昔日“圣君贤相，’中君的位置，他们有意无意地把 光绪幻想成了一位合于他们口味的道德王（有道明君〕。因为在他 们的潜意识里，他们相信只有有道明君所代表的道德力量，才能 真正改变中国，使之由弱转强。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千百年的理 想，而刚刚由士大夫脱胎的维新派，还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这种理 想。正是在与光绪共患难的日子里，他们无意识中旧道德和旧观 念都得到了加强，我们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做的《戊戌政变记》中， 竟可以找到这样的话：“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銜，故六经即 为中囯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礼言夫 死从子，又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 论语君薨听于冢宰，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寻 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实为篡逆乎？且 我国向来所信奉，常引为政之准的者，六经之外，则朱子之书。朱
〔1〕费行简：《慈樁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仏页。 168
子纲目，于北朝胡后之事，则大书胡太后弑其君，于唐武后之事， 则大书帝在房州，皆与今日之事，若合符节者也。”〔1〕号称进步的 维新派，用来抨击西太后的竞然是连当年的理学家也未必能说得 出口的陈腐观念，他们平常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理念哪儿去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厚责前人，没有经验并非他们的 过错，历史过于匆忙地将他们推到了前台’反感他们的人视他们 为“书脘经生”，他们的朋友有的也觉得他们“非任事才”，但他 们是勇敢的，坚韧的，只是缺一点老谋深算，缺一点政治韬略。
五、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 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 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旗制度，尽 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 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圏子，形 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 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 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 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 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索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 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绵长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