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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干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 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与中国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他 们本能地在战争中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与“保朝”，。冯子 材中法战争期临战招兵，振‘二呼，二十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 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幵战，碰见前来游历的“老外”就当成间 谍来围打。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许久， 不过毙伤日军千余，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 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 突。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 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 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 是无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恶魔邪教。不要以为数以 万计，不胫而走的打教19：言，诸如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 淫乱伦，挖眼炼银等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在当时，相当多的 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 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 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 太平安宁。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
：1 3 （戊戌变法》（二：），第606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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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淫 人妇人，挖眼制药的邪教恶縻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 该支持他们。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 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 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人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 ，。还要求赔席赔情，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 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 幻觉。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再加上本 来就掺合在其中教会真实的劣迹（民方有理的教案〕，一些民方有 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忿愈积愈多，到 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以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 众的反抗之火。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火教活动渐渐在 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以及I＇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 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伏在中 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请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 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陚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勃起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肓目排外情绪 很浓，心怀愤忿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 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他们打教灭洋，在艮大程度上就是为了 回到平静的过去。因此，在一般老百姓螅堑拿褡迩樾骼铮磺小⊥夤亩鳎甘昀纯鞯闹泄讼蛭鞣窖暗乃谐晒∮牒奂＃季哂胁幻酥磷锒竦耐澹谏蕉囱蠼痰娜嗣牵浴⊙笱姆锤校蜓蠼逃氪蜓笱腔煸谝黄鸬摹１纠床⒉惶盅帷÷执牖鸪档呐┟瘢蛭饬窖鞲酱耐饫辞致砸庖澹部∈纪春奁鹚抢戳耍翘贰⒉鸬绺顺闪讼嗟逼毡榈男形�
本来，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进行近代化变革时都无一 例外地会受到来自民众方面的阻碍，甚至仇视，何是像中国甲午 202
之后这种带有强烈仇恨的普遍敌意还是不多见的，这种普遍的敌 意和充斥城乡的不安，已经使中国处于一场民众大风暴的前夜。在 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 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成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 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积聚， 更忽视了中国进人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贅遍的贫 困化。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维新变法正好赶上了一个多么难办 的埦遇。即使他们在政坛的斗争中获得丁胜利，他们&将面临如 何扭转民众请绪的艰巨任务。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识的士人，正 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浪尖上，却要接受学习西方，―善 待洋人（包括传教士》的政府政策，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 难了。
应该说，维新派对西方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教会的态度是合 适的。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却能以十分谦逊和十分幵放的 态度向西方学习，而且能忍厚负重，向刚刚野蛮侵略了自己的日 本学习。他们对基督教一般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梁、 谭诸人均把它与孔教、佛教并列，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 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活动不无警觉，但均能冷静地分析它的长处 和缺陷，如康有为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 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 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 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法二门也。”〔〃 他们对盲目打教闹教的否定和对教会的保护，也不失为冷静之举。
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传教士，维 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大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
〔1〕《洧议报全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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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传 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入
教。
按道理说，维新派的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所有传教士都 冠之以“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是否合适，并非我所要回答的问 题。但是，不论这些传教士真实的居心何在，他们在戊戌维新中 的表现总还是友善的，维新派争取他们的帮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 是合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国际援助，而通过传教士争取这种援助 确实是一种合适…行的途径。
问题是，维新派在做出上述的种种举动，恰恰是农民所嫌恶 的。当维新派把自己处于与农民思想感情所对立的地位时，显然 忽视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至少对这种困境估计不足。更为可虑 的是，他们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 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然没有估计到这 种情绪所蓄蕴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当然，在维新运动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运用上一时还无需 争取民众的力量，因为属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变法活动，民众的声 音没有多少分量。而且在那短短的几年里，维新派还没有精力来 摘民众启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清楚，民众 的分量最终还是会在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众的觉悟， 近代化毕竞还是无法实现。
一般老百姓对维新派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维新 派毕竞分属境通悬殊的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分属不同的层次，只 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错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学的教育，形 成较为理性的文化意识，而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对维新派的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还有 爱国与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维新派顽固的英雄史观却使得他们总是踞高临下地看 204
着老百姓，只看到了老百姓的愚昧，却没有对其中的民族主义情 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连这种引导的意识都没有。如果说在变 法的当口没有精力和时间的话，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对此没 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义和团充满了仇视，认为团民就是后党和 暴民（这一点他们远不如革命党人客观夂他们把老百姓的愚昧、 落后和封闭视为绝对化的模式，眼里只有士人。其实，正如以往 出身农家的士子往往要显露出比世家子弟更为优长的才干与见识 一样，农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 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要强些。
当然，我们在此责备维新派未免过于苛刻，在那个时候，让 维新派充分地理解农民，充分重视开民智（不是绅智）的重要性， 并不现实。农民思想意识的整体性改观，客观地面对西方文化的 侵入，正确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 候。这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自从戊戌以来，老百姓的麻木、 落后、愚昧以及散漫的状态常常令思想家们心灰意懒，这也说明 了这项工作的繁难。
幸好，值得欣慰的是，在变法失败后，愤激之下要“挑战四 万万群盲”的梁启超，在庚子之后，终于开始艰雉的民众启蒙工 作。他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与大量的俗语报、白话报一道，把 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世界及科学的常识灌输给民众。只可惜， 这种尝试没有坚待很久々
老百姓看康党，似乎看错了，可是康党也部分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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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多难的中枢维新
戊戌维新又称百丨日维新和康粱变法。这两个称谓很恰如其分 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短，虽然从甲午战后就 开始嚷变法，但真正开始变法不过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这样 短的变法古今中外都少见（唐代的永贞新政号称短命，但也延续 了近八个月〕，严格地说，只能箅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二是变法 的倡导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场 变法，至少不会有这种样式的变法。虽然变法是甲午战后几乎所 有思想开通且有心救国的士人的共同心愿，但领头羊无疑就是康 梁。参加过变法，后来成了中国出版业大王的张元济先生有诗曰：
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1〕
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赞同变法者的共识。这些人里不论 与康梁交情深浅、印象好恶，但儿乎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取 代的。
戊戌维新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 会却又来得太不是时候。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康梁表示遗憾，认为 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僅策略，甚至胸无韬哜，因此不知道选择 对象，拉拢同盟者，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早早地输掉了
〔1〕《戊戌变法》（四〉，第350页。 206
大家都希望他们赢下来的这局棋。但是，在那个时代，谁又更高 明些呢？有经验富谋略者，如李鸿章，没有那个心胸；有见识的 如严复，没有那个气魄1能够坚持不懈，反复上书呼吁，在下奔 走联络的；能够办报启蒙、大声疾呼的；能够不怕挫折，不屈不 挠的；能够振臂一呼，不怕罹祸的，也只能是康梁。也许，他们 并不是那最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学的学究，更不是合适于 主持政治变革的政治家，但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当仁不 让地站了出来，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奔走呼号，这样深度和广 度的变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传统的称谓也表露了人们的某种偏见。维新运动能演 变成中枢变法，光绪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龢的态度也是相当关 键的。光绪虽然慊弱，但却不是没有主意的人，没有他的执意要 求，变法也不可能出台。在变法的百日里，康梁只是出主意的人， 而真正的主持人只能是光绪自己。在传统社会，人们虽然给予帝 王最尊荣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总是习惯于将他们撇开，坏事 说是奸臣当道，好事自然也由别人顶戴。翁同龢的作用也是相当 大的，只可惜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书生气还是太浓，以 致戏刚开锣就被人赶下了舞台。
后人看百日维新，就如慧星一现，虽然闪亮耀人，但却稍纵 即逝。可是，当事者披榛幵莽之难，却难为外人详知。
一、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运动的中枢维新实际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 四年正月初三〉拉开序幕的，这一天，康有为被召至总理衙门 “问话”，实际上是康有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对话。 从此以后，酝酿数年的朝廷变法开始按康有为等人的设计进行。 在此之前，在康粱一方是拼命想要打动皇帝，以实现借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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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重温再现俄彼得、日明治的旧梦。1895年得中进士后，任 工部主事的康有为留在京师，并没有为他那点政务操过心，而是 日日为策动变法而奔走，不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书皇帝〈清制，主 事无直接上奏折之权，需交他人代递〉，而且毛遂自荐地代为他人 拟奏折，特别把眼睛盯在御史身上，许多御史都曾烦劳他的代笔， 象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文悌等等，甚至还谋划发动御史联 合伏阙上书要求变法（因文梯的变卦而止广泛交结，挖空心思， 通过各种渠道以干“圣听”。时人曾这样描绘康有为的广泛结交， 说他“目光炯炯射人、“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 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 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 下，争暱交康先生；有为亦倾心结纳，终日怀剌，汲汲奔走若 狂。”〔“
对康有为他们“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绪当然不可能无动于 衷，事实上，甲午之后，力图改弦更张的年青皇帝对一切变革的 呼声和建议都十分留意’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声，不久就为光绪 所知，而康有为的第三本上皇帝万言书也在1895年7月几经周折 转到了光绪的手中。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光绪就对康有为十分看重 恐怕也未必，设想康有为一本上奏就能打动皇帝，从而垂青予他， 好象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经过美化后的幻觉。清代的皇帝处事以矜 持闻名，唐太宗与马周的奇遇，在请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他 们更期望的是依靠制度和惯例来运作。事实上，光绪在看到康有 为上书后，虽然也很“嘉许“，但并无更进一步的表示，所谓的 “嘉许”也没有传到康有为耳朵里，当然更没有康有为所幻想的一 步登天的“奇遇”，甚至连些许的口头表示都没有。
不过，这时的光绪帝确实想要变法图强，所以颇想知道这位
〔1〕胡思敬：《戊戌雇霜录》卷二，《戊戌变法》（一、笫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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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渐著的康有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光绪读到康有为 万言书不久，皇帝的头号近臣，人称“帝党”的领班翁同龢就去 造访了康有为。不巧未遇，康有为得知后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两 人谈了许久，据康有为自己讲，翁同龢对他十分推许：“与君虽新 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1〕 这话估计是有水分，翁同龢可能会称许康有为之才识，但未必喜 其人，更不可能一见面就把‘‘上实无权”这种私房话掏给一个聚 昧平生的人，这对于在宦海泡了几十年的“翁相”来说，是太不 可思议了。
不管怎么样，翁同穌从此与康有为相识了，而且，在以后的 两年里，翁同龢对康梁等人办学会、办报纸的种种举动都给予了 相当的关切和帮助。据康粱一边说法是翁同龢很主动，几乎对他 们的所有行为都无条件赞同，可据翁的日记，则翁对维新派的联 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