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格局枝强干弱的走向，不仅打破了内重外轻政治比 重，而且也順理成章地改变了满重汉轻的袼局，满人的权力围大 踏步地退缩了，“满中无人”的现象，愈演愈烈，八旗子弟的蜕化 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由于地方事权日多，机会也多，所以 人才不再把眼睛盯着中央，在京师里挤，地方督抚在延揽人才方 而显然比笨拙的朝廷各部傲得好，早在曾国藩时代，曾门与幕下 人才之盛，天下无出于左’到了袁世凯、张之洞时代，他们夹袋 中的人物，是可以组织一个现成的政府。李鸿章以地方督抚的身 份，长期左右朝廷的外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中央政府无人、无 能之诮是逃不脱的。
晚清政治袼局虽然一直沿着枝强千弱的方向走，但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既没有出现地方的割据反叛，也没有出现虽然名义不 叛，但实际上中央根本无法插手的地方政权（如唐之藩镇、湘淮 军这些军阀的雏形，成长的速度似乎非常悝。清政府之于曾、左、 李显然没有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前门驱狼，后门迎虎，一如唐 王朝依靠朱温和李克用剿平黄巢一般。究其缘由，仅仅以理学名 臣的道德束缚恐怕不足以服人〔有些稍神因索可能不是道德问题， 比如其中最忠心耿秋的左宗棠，一心要让“今亮”超过“古亮”， 纵然主弱且囿，他也要像诸葛亮一般，捧着阿斗，鞠躬尽瘁，好 像更像是一种虚荣心〉。曾与李都遇到过劝其黄袍加身的人，虽然 他们没有听人劝举旗造反，可是也并没有像岳钟琪那样将说项者 绑送朝廷治罪。说一点儿不臣之心都没有恐怕说不通。
晚清政治格局虽然一变为内轻外重，但中史政府却能在势力 削弱之中维持大体上的平衡，恐怕主要要归功于清廷的最高统治 20
者西太后与恭亲王奕圻政冶手腕的高明。他们适时地采用了利用 矛盾，制造矛盾使诸地方派系相互冲突，时尔抑彼消此，时尔抑 此消彼的控制权术，巧妙地使湘、淮及左氏湘系相互仇视，各不 相下，而朝廷稳握居中裁决之权，从而也保住了中央虽然有限，但 却较为稳定的权威。
晚清政治呈现出十分奇怪的态势：一方面地方势力的崛起已 使中央孱弱到了做不了什么大事，更无从应付西方势力入侵的挑 战的程度，另一方面各地方势力却要靠向朝廷争宠以扩张自己。中 央政府只把精力用在驾驭与控制上，而只靠地方的“自强”变革， 来应付变局，而地方势力的种种扩张行为在被此力量消长的明争 暗斗中达到了某种平衡，地方自主的变革努力，在加强自身的同 时，实际上也增强了中央的实力，或者说国家的实力。不言而喻， 自湘淮军初显军事近代化之成效以后，清廷对付国内的叛乱的挑 战能力显然增强了。
‘在晚清的所有重大政治活动中，中央政府明显地缺乏主动性， 在应付西方挑战这一晚清最重大的课题而前，也只有地方的主动 性，中央对地方的主动性既不否决（事实也无力否决也不运用 中央权力将之推广，只是一任地方所为，为其政治做近代化的补 丁。在这种“应变模式”中，中央政府所考虑的更多是力量的均 衡，地方各派系之间要均衡，中央与地方要均衡，进步与保守势 力之间也要均衡，应变只好靠地方来推，允许你推，但又不让你 推得太远。而地方在近代化的努力中也不免捧上很多一己的私利， 一派的私利，但却每每充当变革的发动者。
总之，在晚清政治袼局的嬗变中，地方势力巳经强大到了这 样一种程度，任一种稍为大一点的政治举措，没有地方的积极性 都是一纸空文，而应付外来祧战的变革，也只能来自地方的推动 甚至于只由地方去自办。中央政府只是握着势力平衡的杠杆，而 将发动者的位置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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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洋务运动是晚清的一件大事丨声势虽然不是很大，但拖的时 间却很长，太平天国失败后，下层绅士与百姓反了几十年的洋教， 而“中兴名臣”与其他地方督抚们摘了几十年的洋务，两者都对 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我们将要讨论的戊戌 维新都有育接的关联，
洋务运动的说法多少有点貶意，大抵像当时的反对派和后来 的研究者的口吻，而在发动者自己，则名之为“自强”。姑弗论它 “强”的是中国，还是“大清”抑或他们自己。洋务运动客观上毕 竞引进了资本主义因校怪泄醭隽私捏室徊健Ｐ鹣�1酋 国藩、李鸿章和奕沂都曾被冠以“中国现代化之父”的头衔，但 平心而论，曾、李和卖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后者的“洋务”倒 也没少干，但对洋务运动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赞同者，只是恰好 他的位置比较特殊而已。虽然比起同时代的满族王公亲贵来，这 位精明透顶的“鬼子六’’是要开通得多。
洋务运动从近代化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分成闪个递进层次。笫 一个层次是购洋械、办理洋务交涉。这一层次的认识与行为来源 于洋人的直接剌激，胡林翼见洋人轮船风驰而过，晕倒在地。李 鸿章慨叹“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所以最初的认识自然是：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曾、胡、李 辈所闻所见；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时留京议和的奕圻也是领教了的， 因此此心略同0于是大家硬着头皮办交涉，腆着脸皮购洋械，
第二层次是丨请洋人训练军队（教练使用洋枪洋炮，列洋操〉和 兴办军火工业。这一层次是上一层次的顺延，买来了洋枪洋炮总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得会用才行，因此只好靠洋人。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走得急，从】卯2 年起他的淮军就开始采用西械与洋操，连操练的口令也照搬洋文， “前进”（仏^^乂变成可笑的音译“发威马齐”（老一辈的
淮军将士大多数到死也没摘清为什么一喊“发威马齐”就非得向 前迈步〉。兴办西式军火工业曾国藩比较早，他的安庆军械所就是 最早的尝试，左宗棠虽说不服气他这位同乡，但很快步其后尘，放 开手脚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虽说对自己造船有些犹移，但 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也使他加入了自造军火的大合唱。这种出 自不受制于人的自立思想的“豪举”，无疑是会得到具有相同文化 渊源的奕沂、文祥诸人的共鸣的。
第三层次是所谓求富的方略，官办新式工商业和官督商办工 商业，大概眼螅值偷摹爸行嗣肌狈⑾至怂堑摹按笫直省本』鸸ひ涤械阆窨罩新ジ螅巡魂咔夷岩晕獭Ｓ谑窍氲角蟾唬谩∠胱磐夤拇蠡饕话岬街泄籢生的产品就能抵杭洋货的侵人， 给自己的军火工业带来取之不尽的财源。看来还是李鸿章最谙此 道，官办办不下去了他就官督商办、乃至官商合办，引进了一批 当年在上海结识的买办与商人朋友，利用商人待有的经验与智慧， 使他踏上求富之路。应该说，在商人权责较重的情况下，开平矿 务局和轮船招商局一度办得还差强人意。可是，在这个层次上，中 央与地方意见就不尽一致对于地方办的民用工业，总理衙门 的态度无非是像对待地方詧办的种种自创财源的举措一样，听之 任之。对于官督商办实际上还有抵触。恰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这种 态度和从中央到地方强大宫僚积习，致使官督商办的尝试最终流 产。
第四层次是提倡民族私营工商业的问题。这个问睿导噬嫌Α「檬茄笪裨硕挠τ兄澹率瞪铣烁霰鹧笪裨硕某颊摺∮泄承┫敕ㄍ猓⒚挥谢形Ｖ劣谥醒胝透浅帧》穸ㄌ取Ｖ皇堑搅恕堵砉靥踉肌非┒┲螅糯掖颐γΦ夭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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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课。就是这匆忙的补课，也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过 去有个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治标的改革，本身无法推动中国民 族资本的形成，其实，即使不改变政治制度，仅仅靠洋务运动也 是有可能使民族资本有一定发展的，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政治 经济二元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洋务运动之所以成效不大，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它没有走完它自己应走的路。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西学的态度，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幵，实际 上也分有几个层次。对于适当地学“西语”，中央和地方看来都有 共识，北京有同文馆，上海有广方言馆，等于是外语学校，当道 的满大人大概吃尽了半通不通的买办通事张禧之辈的苦头，所以 才甘冒旗人的讥诮让八旗子弟学外语。同文馆实际上只是总理衙 门外交事务的附属，只要满清答应了洋人要办这么一个衙门，就 必须有这么一个附属机构，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改革之举。只 有后来在同文馆中附设天文、算学馆，才算有点模样，可惜又在 反对派的舆论压力下招不上来学生。至于对西技的学习，中央政 府虽也同意，但显然兴趣没有地方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 学堂都是督抚们办的，奕圻等人虽然有心用洋枪洋炮重整京师八 旗，但却连个专门针对旗人的近代军事学校也办不起来。曾国藩、 容闳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罗起来的幼童出国留学，出于以夷 变夏的深深忧虑，中央政府事实上是很有保留的，否则就不会派 那么一个专事捣乱的冬供陈兰彬去牵制容闳。最后，果然因所谓 “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由奕圻亲手结束 这项留学事业。〔1〕
至于像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改革科举，专设考西技之一科的主 张，中央政府是连听都不要听的。在上海由基督教教会和江南制 造总局两个方面译出的西学书肇（大多为科学常识，声光化电及
〔1〕《洋务运动》（一：），第165页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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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书，还有少部分的西方地理历史书〉，长期以来没多少人问津， 中央政府的衮衮诸公对此兴趣远远不及在野的部分士人。李鸿章 曾对教会那个大肆张罗译西书的李提摩太抱怨说：“掌权的大臣， 绝不知道西国的情形，没人肯看《泰西新史揽要》〈一本李提摩太 译的介绍西方近代史的书，作者为马恳西。笔者注、我倒看过几 次々京中大僚，都称西学为鬼子学，所以人不肯研究。”〔1：1李说这 话时为1895年，当时奕诉还活着，并主持总理衙门，话中的“掌 权的大臣”无疑也包含他在内。当然，这样胡桃杏子一块数，对 奕圻可能有点过分，但作为名声在外的洋务大臣，奕圻对西学的 确知之不多，没有资料能证明他曾看过西学的书，他的《乐道堂 文集》里也绝寻不出洋务的文章，他对西方的了解，多来自与赫 德的接触与不多的使臣汇报，而且他从未出过国门半步，为李鸿 章所看轻，也是没法子的事。很有见识的郭嵩焘也有同感，在他 眼里，除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潘人外，其余在位诸公，竟无 知者。，’〔2〕
总之，19世纪最后30余年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较有知识的 恭亲王奕诉，还是较无知识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在中国面临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头，所见所识，所行所为，还只能箅是 精明的传统统治者，他们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 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即 使在内外交困的政洽压力面前，他们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的前进一 步。他们重用洋务派，却也姑息顽固派，实际上有意制造一种牵 制的平衡。洋务搞了 30多年，整个中央政府却依旧暮气沉沉，毫 无新气可言，京师的保守空气比地方要浓得多，仅仅同文馆这样 一个还算不上什么改革的小学堂，所激起的反对、抗议、讥诮之
〔I ：！苏特尔：《李提庫太传》，4＇戊戌变法》（四；），第238页。 1：2〕朱克敬：《琪廉二识I第＇06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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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几欲把人吞掉，“京师口语藉藉，或黍占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 ‘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7。？1〕西湖京官居然出这 样的损招：发出知单“言凡我同乡，如有报考同文馆者，薪水较 优，此后可以不分印结，公事较繁，庆吊可以不相闻问广〔2〕以逐 出“乡籍”相威胁、，不让人报考。中国的大门已经被人撞开了近 四十年，朝中居然还有见识如三家村学究的徐桐、刚毅这样的重 臣。有签人在地方为官还有几分朝气，到京中花翎双眼，顶子变 红，就日日“见客三班”，“见客四班”地应酬与宴游了。
旧衙门因循守旧也就罢了，而总理衙门作为“新衙门”，也依 然沉闷、因循、充斥官僚气、文牍气、拖沓气，英国公使威妥玛 曾在使华日记中对总理衙门办交涉有如下记述：
中国总理衡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 各国使臣至总理衡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 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杈不归一，然大臣 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 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 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 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酎，乃 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广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 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 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这位居心不良的“公使大人”言语虽然是刻薄了点，但却不
〔1〕《洋务运动》（八〉，第232页。
〔2〕《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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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承认清朝官场办事就是这副模样，总理衙门的低效率、衙门 习气实在与其他机构差不多，并没有因办的外交和洋务有多少例 外。张元济先生回忆说，就在戊戌变法前，有一天他到总理衙门 事务厅（即收发处，时张元济为总理衙章京）去，发现公文堆里 有封俄皇尼古拉第二给光绪帝的电报，居然“已经在事务厅里搁 了二天。”〃〕如果不是他将它翻出来，还不知道要扔在那里睡多少 时辰。
这样的详务衙门’指望它来推动洋务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说 到顶天，也就是维持维持应付应付。其效率奠说跟西方国家的外 交部没法比（烕妥玛不知道总理衙大臣多数人虽然身在办外交，内 中还是理藩院和光禄寺的心态〕，就是连曾、左、李的幕僚班子也 比不上。曾国藩幕僚每曰早起议事，李鸿章当幕僚时就因为睡懒 觉还挨过骂。也难怪连它分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被北洋和南洋大 臣分了去。
“新衙门”尚且如此，其他的中央机构六部、各监寺就不用提 了，在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它们一点变化也没有，对于洋务事 业成全者少，碍事时多。
研究近代化的论者总喜欢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相比 较，其实两国近代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始终是 一种地方行为，而日本则非是。中届的近代化运动显然缺乏一个 领导中枢，那怕是个不好不称职的中枢。从头至尾，洋务运动事 实上并没能在全国莅围推开，多数内陆省份在这30多年里几乎没 有发丰任何变化。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的抱怨显然是有道理 的：“果真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无转机，但考求者仅丁日昌、鸿 章及执事（指郭嵩焘一笔者注〉，庸有济乎？”〔”倡导运动的地方
〔1〕张元济丨《戊戌政变的回1乙《戊戌变法丨（四〕，第326页。
〔2〕窦宗一：丨李鸿章年（日》潜》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