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进人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书院也在悄然地发生了一些 变化。中国的书院与一般官方和私家的学校不同，它们实际上是 某种学术研究院，具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讲学和讨论气氛。有清以 来，汉化的统治者有心也有意将书院变成了预备科考的进修所，在 他们的授意下，书院逐渐变成了半官方的，由地方官支持。肆业 其中者，每月均有津贴〖月饷、每月考试，内容与科考相衔接， 无非是四书文与试帖诗，优者有奖银。这祥一来，书院的读书与 研习就染上了强烈的制艺气味，有的时候，书院士子们更热衷的 并非“圣贤原典”，而是最近高中的试卷，即所谓“新科利器”，由 此去研究揣摩考官的喜好与时下的流行风气，士子一旦中举，即 为肆业。但是书院毕竟不同于官学，千余年自由讲学的传统，尽 管被压制，还是剩有孑遗，书院民办的性质也未由官方插手而根 本改变，这样，在急剧变化的情势面前，书院教育体系多少保持 了一点弹性。
书院的变化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的，由于感受到了王朝末 世的气息，一批士大夫再一次开始痛慨乾嘉朴学专事考据学风，更 不屑于帖括制艺之术，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开此风气者，既 有学者如包世臣、徐松、魏源、张穆、姚莹等人，也有名重一时 的封鼉大史，陶澍、阮元、贺长龄、林则徐等人，风气所及，既 波及到在朝的部分有志之士，也影响到书院的山长与士子。1824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创设学海堂书院，这位编寨过 《畴人传》（即自然科学学者传记）的名臣，将经世学风带进了书 院，学海堂开始讲授经诂实学而不课八股々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 进一步受到抨击，讲求实学进一步在相当一部分有志之士中流行， 研究边匿史地，探求河工、漕运、农政等实务，留心天文算学和 44
西方情势。风气所被，一些讲求实学的书院先后兴办，以三鼎甲 人翰林，放过学政，当过考官，名符其实的儒臣张之洞在四川创 立尊经书院（“？丨），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巧目？），在武昌创立 两湖书院（仏卯）。一个比一个实学色彩浓，到了张之洞大办洋务 的两湖时代，两湖书院的实学已经幵始由传统的天文算学等向地 理、测量化学、博物学、史略学这样的西学过渡，这个书院，培 养出了诸如黄兴、杨锐、唐才常、傅慈祥这样的著名时代先锐。与 此同时，国内其他的书院也或多或少地出现7—些变化。严修19 世纪80年代初在天津问津书院就读，不仅实学，于西学也有问津： “公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贯通。”〔1〕光绪干五年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上任后发现他昔日的得意门生周 锡恩掌教黄州经古书院，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 子船等课；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合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 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广结果受到张之洞的激赏。〔2〕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大致同一时期，一些通商大埠还衍生出 了书院的变种……格致书院。上海最先兴办。此后厦门〈1875八 宁波（”日‘）随后效行。格致书院在教学内容上，无异于西学学 堂，但体制上却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相同，由山长总其事，月课自 修，有探讨有讲评。
上海的格致书院创建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巧？〗一1914、前 后约四十余年。在上海格致书院的早期，书院不仅仅是所西学堂， 还兼有编译馆和博物馆之用，发行《格致汇编I向社会介绍西学 知识，介绍西方最新科技成就。设专室陈列西方科学仪器和器物， 并加以演示，不仅陈列有天文仪器、地球仪、电报机、铁器汽机、 化学试管和照相机，而且还有西方的日用品。吸引各界人士前来
〔1〕（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笫24页，
〔2〕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笫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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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格致书院的兴办虽然传教士傅兰雅起了很大作用，但设计 规划却是由徐寿、王韬操办。虽然在西学尚十分幼稚的情形下，以 书院这种形式来传播西学并不一定合适（刚知西学六80，何谈研 究、但书院来去自由的形式，却给当时羞于以夷变夏的士人一个 接触、了解西学的机会，至少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走马观花式的扫 视一下自己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而这种机会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 多的。
一边拼命科考，一边拼命钻研西学，还一边拼命上书皇帝的 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在1891年办的万木萆堂，比当时中国任 何一处书院都富于书院的传统。草堂的轉育形式是极端复古式的， 自由讲授，自由讨论，着重自修，八股试粘在此没有一点立足之 地，康有为甚至还领着弟子演习古礼，他们不仅要回到宋代四大 书院的风格，而且刻意效法想象中孔子的杏坛。伹是，在教学内 容上，却是中西合璧，西学内容之丰富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洋务 学堂所不能及的，从声光化电到西方史地政艺无所不包，可惜的 是掌教席的只有康有为一人，从自然科学教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 科，结果是程度非常幼稚。
尽管万木草堂的西学不过是幼稚园的水平，但书院这种教研 形式，的确很能开启心智，培养能力，结果数年之问就培养出了 一批能干的改革人才。
西学在中国的萌芽和书院的悄然变化，标志着在西方的压力 面前，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情形下，中国士林出现了一些前所 未有的新东西。不仅在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读书的那些不被士人 认可为“士”的新读书人中有人掌握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典籍中 所没有的新知识，这种新知所物化的巨大力量，已经令这个古老 的帝国感到了空前的震颤，而且那些正经八百士人中也有人开始 认真地放下文化虚矫的架子，力图从西学中汲取力量。西学开始 化为一种新的的文化资源，虽不足以安身立命，却可经世致用。 46
应该说，直到甲午战争为止，士林的这种变化是微小的，但 是这一点点变化已足以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不论士人们怎样迟 钝和夜郎自大，士林已经不是全部意义上的传统士林了。
三、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在化学上，某些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压力 和触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压力和介质的 作用，这压力和介质均来自于西方，西方步步进逼的侵略就是压 力，而西人、西器与西学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来，有些国外学者比较强调中国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变 化的内在线索，好像没有西方的压力和挑战，士大夫也会最终出 现近代色彩的演变。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国士大夫 在鸦片战争前是出现过一些变化的苗头，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文 化体系内的循环，无非是经世致用或者朴学考据；汉学或者宋学； 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统别种文 化的输人，这种循环是很难被打玻的々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条裂纹进行的，第一条裂纹是纯粹由西方 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际，十字 架随着军旗，大模大样的踏人了中国的城乡。在这场几乎是立体 的文化冲突中，教会学校也挑战性地渗入中国。直接向由士人垄 断的教育领域发起挑战。据顾长声在《传教上与近代中国》一书 中的统计，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约八百所，学生两万余， 而到”世纪末则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在19世纪，不论是天主 教、东正教还是新教各派，他们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层次大都比较 低，传教士教师对学生的信仰显然比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更关心4据 教会自己的调查，许多教会学校“缺少教学入员，设备极差，有 的设办在租赁的中式房屋里，某校‘有地无屋、另一所学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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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备只有‘地图若干幅，一块黑板，一个小风琴，。……只有少 数学校有阅览室，圣经学校图书室的藏书平均不超过五十册。”〔1〕 比较重视教育的新教差会所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会学校 可想而知。而且，进人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多数为教民世家、贫 寒子弟或者处于社会边缘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即使有了读书的机 会，也不被传统的士林所承认。但是，只要这种”异己”的教育 存在而且继续膨胀，事精总有一天会产生变化。渐渐地，由于通 商口岸与洋人打交道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而一些较好的教 会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特点，吸引了一些身处通商口岸，较为幵 通的商人和富绅子弟，加上长期教会教育的积累，终有少数精英 脱穎而出，出身天主教徐汇公学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出身英华 书院的郑观应，出身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伍廷芳以及颜永京（颜惠 庆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闳等人，最终以自身无可替代的才智， 得以跻身士林，进出上流社会，蠃得了偏见不重的传统士人的尊 敬。形成了士林中独特而且在日益扩大中的一小群人。
士林分化的第二条裂纹是从中国人自己应付西方挑战的行为 中出现的々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洋务学堂，经过艰难而 扭曲的一段过程，陆续培养出了一批西学人才。而最早的洋务留 学计划，虽然中道流产丨但也有少数人成才。当然，洋务学堂和 出洋留学在那个时代同样是被人看不起，尤其是为传统士林所轻 视的，因此，休说具有功名的士人羞于或不敢厕身其中，就是一 般家境较为富裕的平民子弟也不愿报考。19世纪70年代初，曾国 藩委托容闲组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第一批应招人选的30个名 额，竞无人响应，主要靠了上海买办徐润的现身说法，才从广东 凑足了数，因此这30人中有13人来自于徐润的家乡广东香山。后 来暴得大名的詹天佑也在其中，他能够应选是因为他的乡里一位
〔】〕4中华旧主》，中国社会科学出叛社，1987年，下册，第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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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洋人生意的商人答应如果詹天佑出国，就把女儿许给他，这才 打动了詹天佑的父母。但是洋务学堂和留学毕竟与教会学校不同， 它们是清朝官方认可的学习西学的路径，而且人学者有着较为优 裕的待遇，毕业后也有当官为宦的出息〈虽说升迁较难〕，所以还 是吸引了一些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厕身其中。据王文韶日记记载， 同文馆成立之初，某个境况不好的正途京官也欲拫考，最后被家 人所阻。〔1〕类似这样有心报考的正途士人还有不少，但最终迫于 舆论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官方的西学途径还是能有人问津的。
正因为如此，从这个途径出来的人才，远比同期的教会学校 为盛，比如留美的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同文馆的蔡锡勇、张 德彝，广方言馆的陆征样，船政学堂的严复、刘步蟮、林泰曾、邓 世昌、萨镇冰等人都是一时之选，成为中国日后近代事业的开拓 者和柱石。尽管在当时人们可能还会对他们表示轻视，伹毕竟不 能不承认他们在士林中的一席之地。
士林分化意义最深远的一条裂纹是原来的一些名符其实的士 大夫从阵营中的“叛逆？这种“叛逆”于鸦片战争后不久，西学 东渐之初就发生了。严格来讲，他们既非传统士林的叛逆，也没 有违背所身屑的文化价值体系，他们所掌握的西学还不足以使他 们脱胎换骨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叛逆”，只是说他们开 辟了一条士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最终会将中国 传统的士人引向自己头衔的墓地，愿意拋弃这个头衔的人自然会 获得新生，否则就会为它殉葬。
魏源、徐继畲、夏燮，也许还要加上“第一个挣开眼瞒看世 界”的林则徐，这些人在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往往被称为“地 主阶级的改革派”，是他们挘С闪苏馓趿盐谱钕赴恋目耍」芩∶堑摹拔餮А庇字傻每尚Γ晕鞣降娜鲜兑泊砦蟀俪觯牵�
〔1〕《王文飪日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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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最早把西方当成一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中国“天下”体系中 蛮夷来考察研究的士大夫。
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王韬等人构成士林分化最初裂纹 的延伸。这些人是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洋务派理论家和早期改良 派的，奄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学的掌握已非泛泛，他 们开始真正了解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缘由，不再满足于“师夷之长 技”的战略，呼唤进一步的变革。当然’他们仍然是曲高和塞的
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师徒为代表的一群士人构成士林分化 的第三批。这批人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中有不俗表现的江标、黄 遵宪、张元济以及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周锡恩等等一干士大夫。这 是开始认真学习西学的一代士人，虽然他们的西学程度比起洋务 学堂和留学的佼佼者还差得彳艮远，但是他们丰厚的中学索养却使 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将西学理论揉进中学的冲动，产生一种不伦不 类的、中西揉杂的社会政治理论，并很热衷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自 己的行动和观察中国社会。
有别于这三批人之外的还有一小群西学的爱好者，他们对士 大夫津津乐道的事业功名不很热衷，对士大夫赖以自傲的传统学 问，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不感兴趣，他们是士林中的畤人，是 传统的自然科学学者。当中西文化大规模的碰撞，他们适逢其时， 自然而然地就对涌进门来的西方现代科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像 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徐建寅、张斯桂、赖长、曾昭吉等人，或 精于数学，或长于制造，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迷恋，更多的是 出于自家的爱好而非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也会捐个宫衔，也投 身洋务官僚磨下做事，但他们更热心的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尽管 政洽会不断地来麻烦他们。
以上讲的这类人中，除了那些心有旁骛的“畴人”之外，几 乎都怀有或强或弱的政治抱负。出身教会学校的少数精英，由于 50
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士林之外，也与中国正统文化相当隔膜，尽管 他们也怀有一腔报国之志，比如马良拒绝法国领事的聘用，一心 要中国所用。容闳放弃在美优厚报酬的职位，毅然回国。但是不 论他们怎样努力，在国人眼里还是半个外人，即使是接纳他们的 洋务派官僚，也有意无意把他们当客卿，他们自身的政治抱负和 身处的社会时代对他们的政治期待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凭他们 自身之力显然无法打破这种无形的政治樊篱，所以，他们在中国 的政治行为也就只好是顾问与咨询性的。
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出来西化的“士”的政治境遇也好不了多 少，不过，至少在洋务派官僚眼里，他们还算是自己人，有事也 比较放心交给他们去办，只是总把他们视为纯技术人员，只乐意 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有发言权。即使傢李鸿章这样比较开通的上 司，对严复这样的不世英才，也只愿意将之放在军事教育的位置， 而且使其“不预机要，奉职而已。”〔1：1也就是说，只愿意让他把知 识教给学生，当个螅兜慕淌榻场Ｃ髅鞔贸錾淼牧醪襟浮⒌恕∈啦⑷虮攘粲⒑＞瞬抛阋猿械Ｆ鹆斓急毖蠛＞脑鹑危±詈枵路堑媒桓龆院＞磺喜煌ǖ幕淳於∪瓴釉谒峭贰∩�0这主要不是李鸿章对洋务学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愿意破 坏他给洋务学生的政治定位。后来的张之洞虽然好了一点，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