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愿意破 坏他给洋务学生的政治定位。后来的张之洞虽然好了一点，总箅 给洋务学生蔡锡勇委了个铁政局总办，但却没有决策权，也没有 用人权，“用款至百串即须请示而行”，蔡锡勇这个总办说到底 “仍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
这样一来，这些洋务学生的政治心态就变得扭曲而怪异，一 方面，在社会和洋务官僚体系的种种限制和暗示面前，他们十分
〔1 ？陈宝琛：专严复墓志铭》，见王遽常I严几逭年谱》，商务印中馆1936年，第 11页。
〔2〕4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汉冶萍公司》（一X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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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也情愿做好人家要求他们的“本职’’，但是 由于他们投身的洋务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他们很难施展自己 的所学和才能。另一方面，他们多数又不是那种天生热爱自然科 学的人，一旦变成读书人，他们就会习惯沿着传统士人的路线去 关心政治，“本职”工作的种种不如意，更加强化了他们在政冶上 有所作为的意向，很明显’他们的这种“出格”之举常常是要受 到压制和冷遇。在传统士人看来，他们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是没 有资格过问政治的。很大稈度上是因为面子，也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这个“资格”的原因，这些洋务学堂出身的人当了官之后还要 再试科举，像严复那样，一次次地碰壁，乡试落地。也有人还真 的一步步登了上去，中进士人翰林，结果却彻底地迷失了自己。
第三种士是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没有人敢于否认他们士人的 身份。有进士头衔的不必说了，没有的也在努力科考以取得这种 头衔。康有为每每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波，只是为能够参加一下 顺天乡试，多一点中举的机会。无疑，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不鄙夷 八股制艺，但却几乎没有人会放弃科举而甘以“白丁”自处。
这一拨人中的三代都希望借西学的他山之石来挽救世运，挽 救中国，可是第一代人只能满足于呼吁，他们在他们的权限之内， 并不敢将他们的设想付诸实现，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做了，就会毫 无问题的被解职乃至丢脑袋。第二代与洋务运动难解难分的理论 家们，在政治上提建议的机会显然比实践的机会多。
第三代人中的康有为师徒，是在政治上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群， 他们最急迫地想用刚刚学到的西学来改造中国。这半是由于民族 危机加剧的情势，半是由于康有为那以拯天下为己任的“圣人风 格”的影响。然而他们在政治操作上，却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 结学社，上书，甚至连古代太学生议政这种形式也借用了，千余 公车集会上书，我们不难看出东汉太学生喧嚷的身影，事实上，康、 梁、谭诸人的脑海里也确实有张俭、李膺的影子（谭之绝笔诗：
“望门投业穷张俭”〉。甲午之后办的学会，从形式上看，也还是东 林、复社、几社的某种意义上的复活。当然，在办报这一点上，还 是表现了一些时代的特色。
洋务派官僚严格讲也可以说是士林分化的产物。洋务派官僚， 尽管可能有少数人文化水平不螅前次以谇懊嫣岢龅谋曜迹病」坏蒙鲜鞘咳恕３擞行┤烁竦牟钜熘猓笪衽傻拇罅琶窃谏怼》萦虢巧纤坪跤胛颐乔懊嫣岬降牧衷蛐旌托旒填床⑽薏煌∶堑募壑倒酆椭督峁苟际侵醒зx予的，但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他 们却清醒地承认了西学的价值。与林、徐二人的不同也许并不在 于西学程度的高低，因为洋务派大僚有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通 达之士，也有像刘坤一这样连修铁路都要反对的人，关键的区别 是，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实际推动者和操作者。同样身为封疆大 吏，林与徐没有这样的权力，而他们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 派官僚实际上是统治者，已经脱离了士的范围。但是，同样为统 洽者，有退休离任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却少见退休的皇帝0即然 洋务派官僚有逬退的情况，有时候也要听命于皇权，像在朝的士 人那样运作政事，所以，他们也还是士，也可以说，他们具有统 洽者（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半独立的地位而言〉，和士的双重身份。 在政治意向上，他们多数人希望引进西方文明因素来修补他们所 习惯的统治大贗，当然也有少数明智者对逬…步的改革不无期望， 但是，由于情势所迫，最终大家所傲的还只是修修补补而已。当 然，在这修补的过程中，中间还是变了许多。
四、曱午前士林多数的躁动与迷俩
在当时中国的上百万读书人中，能谈得上分化的，只是涉及 极少数人的事，多数的士人仍旧沉编于旧日的生活之中，科举还 是他们生活中最津津乐道的大事。士林多数的这种酣睡麻木状态，
曾令我们的维新志士扼腕长叹，恨恨不已。但事实上，自从中国 的大门被列强轰开之后，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存在让人安然人睡的 条件了，所以，即使说是在睡，已经睡不踏实了。事实上，在中 国与列强交了这么多次手；侵略的战火被及大江南北的佾况下，在 外国商品遍及中国城乡，外国传教士的足迹深人僻地山乡的情势 下，没有被扰动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存在了。洋兵、洋商、洋教再 加无孔不人的洋货，是几乎每个士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论 如何，他们的生活也不再有昔日的安宁，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觉得 还可以按旧日的生活步调过下去，无力也无心改变自身和日益恶 化的环境，但内心却不可能依旧水波不兴，躁动与迷悄恰是这无 奈的士林多数的心理写照。
一、西器的扰动
在我们的想象中，凡是心态比较顽固的士人，面对西方的器 物，首先表现出来的情感应该是厌悉和反感才对，其实实情并非 全然如此。虽然多数士人对中国没有的西方器物多半视之为“奇 技淫巧”，但他们首先接融这些东西时却往往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好 奇与欣赏。当年利玛窦仅仅用区区几具三棱镜和望远镜就把一群 群的士人迷得如痴如狂，每到一地大家不仅争看围观，有权势者 还要千方百计地索要。士人的好奇心原比其他人来得博大。
进人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他们的器物更加“神 奇”，面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显然具有“魔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 产物，士人的好奇心陡然间被激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留在 天津没有逃走的士人，当被邀请澳上英法联军的战舰时，仔仔细 细地饱了眼福，在他们日后的记述中，竞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轻蔑， 反面充满了对这些蒸汽机庞然大物的敬意。身处僻地的湖南士绅 杨恩寿，初次乘海轮，因两位洋人邀他住了头等舱，竞然令他佾 不自禁地感慨万千：“玻璃之窗，紫擅之床，洋绒之毡，其余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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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红毛镜，八音钟，器具之精，皆目所未睹者，噫，此天堂
也！，’⑴
在甲午之前，一位在天津的外国商人想要修建一条从大沽 ^天津^北京的铁路，事先在天津修了一小段，请官吏和各 界人士试乘参观，结果是盛况空前：“汽机连续走了三天，车内满 载各阶层露齿而笑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驰着，给他们无限 的娱乐与喜悦/？”并不是天津人才对洋东西情有独钟，上海详人 修吴浓铁路，“本地人对铁道极具好感，坐车的人挤塞车箱”/”这 些对蒸汽机车怀有极大兴趣的人们中，不用问就有各式各样的士 人。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工具理性，从来就不是农民所独有的。四 体不勤的读书人，一样对物质文明的光辉具有感光能力，对于西 方近代物质文明的体现的火车与轮船；他们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自 然而然地会被其威力所慑服。
对西洋器物大摇其头，痛心疾首的士人也不是没有，不过显 然没有人去否认其威力和效用，刚毅之辈看不起洋人，也只是说 他们两腿僅直，面不是说洋枪洋炮不济事。那些痛恨和嫉视洋物 的人，恐怕是想到了洋物背后的侵略，优心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 活无法逆转的毁坏。像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搞卢德运动硒机器的工 人一样，这些士人的忧虑与反感无异也有其道理，在当时中国的 特定情景下，还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这种向后看的情绪，无 论其表现如何激烈，都掩饰不住一种没落低迷的气息，那些愁肠 百结的士大夫，或者取阿殳主义，对详物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最 典型的如徐桐，再不就鼓动起乡民拔电杆，砸机器，最后一直发 展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禁毁一切洋货。最为奇特的反对声音竞出自
〔1〕杨恩寿：（坦园曰记I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巧页。 〔2〕丨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第404页， 〔3〕《洋务运动1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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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位出洋副使：“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 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 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逋为虞。阻于江海，则凿于水底 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铢桥莓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 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凭 焉，尚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 旱潦浪灾易召广〔1〕居然抬出山神‘龙王与河伯来挡驾，其见识与 乡间老妇和巫婆抻汉例开始趋同。
西方的武力侵咯与商品输人钾显示了西方物力对中国的冲 击，而后者更为持久而绵长。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士人，也会从 中直观地感觉到自家文明的劣势。多数士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心 思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的挑战，。又不愿意承认一向赖以自亲的文 化在物质层而上的失败。正像每次中西交战，士人炮制些荒诞无 稽的中国大胜的抻话，最终都令自家更为丢脸一样，他们对西方 物质文明的抵制往往会落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损失，莫名的尴尬 带来莫名的焦虑和珠动，。然而，：士人的磨难，还远远不止于此。在 眼睁睁看着洋货一天天地肆虐，财富源源不断地被洋人“合法”地 拿走，世风愈来愈被洋人的“奇技淫巧〃拔得乱七八糟，人心愈 发不古，他们居然还要面对直接而赤裸裸向他们世袭的文化领地 挑战的西方传教士。
二、十宇架风波^
当年利玛窦打扮成儒士模样，并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赢得了 士大夫广泛的荨敬，甚至被眷为“西来孔子”一他绝不会想到，他 的后来者居然与慊士发生了持久面激烈的对抗6
在全世界推行教务，是基督教世界既定而且坚持持久的战略， 其天主教和新教各差会尤其卖力。在近代殖民化进程中，十字架
〔1】光绪七年正月十六0，刘铸鸿折，《洋务运动》（六〕，第156页。 56
追随军旗也罢，不追随军旗也罢，事实上都成为西方推行殖民化 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半殖民地国家里，传教事 业都是由“坚船利炮”保护下进行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一种强度干预社会生活的硬性宗 教。凡是信教的人们，都被组织在教堂周围，通过从生到死以及 日常宗教活动的各种仪式，教会将信仲和日常生活礅为一体。如 果是改宗的人们（即半路信教的人、势必要或多或少地中断与以 往生活习惯和过去的文化联系。这样，至少在最初，改宗的人们 和导致改宗的教会，会与原来的环境发生文化押格与冲突。
在中国，虽然说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景教的传人，但那只 是昙花一现的事，到后来连痕迹热很少留下。中国基本上没有这 种硬性宗教的大规模传播（除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而外在广 大乡村社会，士绅理所当然的主宰着文化生活，儒家伦理与古老 的民风民俗揉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世俗为主，神道为辅的农 村社会景观。传统道教和佛教僧侣与信徒之间是一种很松驰的功 利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全凭信主的意思，僧道的神职人 员从来就不是乡村社会的中心人物，所谓有灵验的庙字还好一点， 多少有些香火之资，如果既没名气X不灵验，庙宇只好任其荒芜， 有事时，再从别处请来僧道傲法事〈农村的庙字一般不分宗教界 线，是佛是道都没关系〉。
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大规模传人，对于中国城乡及城乡 精神文化领袖的士绅来说，都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挑战。由于基督 教开禁背后的侵咯背悬，双方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在19世 纪的几十年中，从还堂（基督教教会借口开禁条约归还教产的条 款，在中国曾经有过基督教的地方闹出了一系列纠纷〕开始，双 方敌意逐年加深。大小教案层出不穷，中国绅民的打教闹教风波 愈闹愈盛，屡禁不止，参与打教的固然也有僧道，但教案较少宗 教纷争的意味，事实上是政治之争和文化之争。民教冲突的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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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方的领导人物主要是中下级的士人〈到后来才有民间帮会的参 与其中秀才童生之类的下级士人对教会表示出尤其强烈妁敌
士人对教会的激烈反应首先是由于教会的到来侵犯了他们的 世袭领地，世世代代士人的文化主导权受到了挑战。这一点教会 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传教士当时在信中讲道：教堂的“布道会使 他们（指士人，笔者注〉受墦，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 位上，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厚，因为你这样做 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点什么吧，也 会使他们感到侮曆，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 你却站得比他们高广〔1〕下层士人反应激烈是因为这种“当老师” 的权力是他们唯一妁“恃权”和人生凭籍，而教会办的学校，最 直接地威胁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显然，这种威胁非同小可。
士人反教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凭借由战胜攫取的种种特 权，和外国人身份本身具有的政治威力，极大地侵祀了士人在乡 村社会所拥有的政治、法律权威。以往的社会纠纷，无论是刑事 还是民事的，士绅的仲栽与调解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现在只要 一涉及教民，教会往往借口中国法律制度的黑暗而插手干预，将 ―舣的国内法律问题酿成不是外事的“外交纠纷”。无论是不是 “教民恒胜，平民恒屈”，但是这种干预本身就极大地损害了士绅 的权成以及他们更在乎的面子。如果诉讼双方恰好一者为教民，一 者为士绅，在没有教民之前，这种官司99乂 士绅是要蠃的，因为 教民大多为一般老百姓，在最初甚至只有处于乡村社会边缘，贫 弱无依的人物才肯人教。但是，有了教会撑腰这种情况就倒了过 来，教民官司胜诉，士绅方面往往按乡村的习惯要被“罚席”做 东，“若卑幼人教，尊长得罪议罚，则卑幼俨然座客，尊长倮若阶
0〕《剑桥晚潸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饭社，（上I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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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怨毒结于人心，羞恶根于天性，此等举动，教士非惟不禁，反 而纵之，欣欣以逞强自诩。”〔1〕这个而子丢得就太大了，真可谓 “怨毒结于人心”。常常有因为这种事而不惜破家与教会大动干戈
的士绅。
士绅反教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传统文化价值的动摇。士人不是 一般的老百姓，当一个农民你与他说世世代代的圣贤之书不中用 的时候，他不会像士人那样的敏感和激动，因为这是士人生活和 自信的凭据。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所未有之变 局，传统文化的危机随之到来，咄咄逼人的西学，一次次在现实 中印证着自己的优势，原来以为是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