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根源于此。这一点我在同他来安西的旅途上就有察觉。记得我们 已住到安西县城的小旅店以后，为些许琐事，他对杜博智看不惯，转过身就对着我和杨康说 ：“‘蛙将’嘛，只能是坐井观天！”还得意地将此话重复了几次。杜博智大概没听见，竟 浑然不觉。“蛙将”是反右期间人家对杜博智的侮辱性称呼。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 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 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种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的指挥下，群魔乱舞， 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 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 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 眼心 里就痛楚不已，如今在千里之外，由于离开了灵魂被百般凌辱过的所在，总还觉得有些庆幸 。谁承想，杨骁竟然重提“蛙将”去伤害杜博智，这种心态真是难以理解。这已是数月前的 事了。而今，我推测，他在得到队长的信任以后，大概是把自己也摆到了领导的位置上，对 如何“改造”和要求自己的难友献计献策，还可能对难友们盛气凌人，甚或整治别人，以致 引起难友们的反感。别的难友们要想整他也很容易，因为他毕竟也是“一路货色”。队长一 般都是党员，起码也是部队转业的军人，极易接受已挨了整的右派分子们的挑唆。因为那种 挑唆都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杨骁在队长面前搞的那一套，任何一个因为杨骁的作为而受到 委屈或挨了整的难友，只要他自己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忍受下去，便会想些法子轻而易举地把 自己的委屈再反弹回去。
反右斗争使中国的全体人民都受到教育，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懂得并学会了“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实际运用。古代的帝王权贵们为争权夺利殚精竭虑创造的这一整治人 的恶行，在1957年的中国被大规模地、群体性地用来对付55万多右派分子。全国各地的右派 分子们被玩得眼仁发白欲哭无泪欲死不能欲活还休，直到天旋地转真真体味了“脱胎换骨” 的磨难。然后，他们在被送去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时也略试身手，玩一 玩加罪于别人的手段。杨骁整了别人，自己也吃到了同样的苦果。
韩卫之原在《甘肃日报》担任时事编辑，业务能力强，工作一贯踏实肯干，他来农场比我们 迟两三个月，是因为他不是右派分子。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右派斗争，对55万多右派分子进行 处理以后，对有“历史问题”或有其他“错误”的人，认为也不应放过，政策的执行继续向 “左”转，于是韩卫之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送到十工 农场监督劳动，自然是没有了工资。我们平日里相见的机会很少，此次见面，也觉得十分亲 热。韩卫之在农场劳动期间，一如他的为人，沉稳踏实，平稳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20 年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否定。
当时，由省级机关及河西地区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还有历 史反革命、坏分子，也还有虽有“错误”但未戴任何帽子的下放人员。那些戴了历史反革命 和坏分子帽子的人，都觉得脸上更无光，常自称为“右派”，甚至在农场 几次发下登记表，要每人填写履历时，不惜做假填成“右派”，以蒙混一时。他们反正也知 道，填写这些表格对于改变自己的境遇无任何关系。三大队就在场部所在地。我们的演出深入到各个地头。报社的杜绍宇、汪志英比我们迟来两 三个月，此刻都在地里割麦子。
杜绍宇，原是兰州的中学生，1952年到报社工作。1957年在总编室编一版。他是所谓“黑社 ” 的主要成员。“黑社”，就是他在被逼不过时“交代”出来的。杜绍宇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编 委委员、总编室主任×××有看法。鸣放开始，在总编室开会时，他就坦率地说：“我不敢 鸣放，我怕提了意见，老×会打击报复。”×××本人当时也头脑“发热”。上夜班在总编 室随便议论时，竟说：“咱们国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参 众两院，各说各的，要多数人赞成才算数，我看人家还是讲民主。”杜绍宇在和景超闲谈中 把这些话告诉了景超，景超随口就丢了一句：“×××这不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嘛！”
反右开始后，总编室的斗争对象是杜绍宇、杜博智。开头，杜绍宇自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当杜绍宇被追问到与景超的交往时，×××敏感地意识到从杜绍宇身上也许可以找到 攻破景超的突破口，就口气和缓地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 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 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这些话使杜绍宇真以 为自己没啥问题了，开始，他还把这些话告诉景超。随着对他的批斗继续升温，火力不断加 强，情况便有了变化。景超在被迫交代同杜绍宇的关系时，写了经杜绍宇之口所说的××× 对西方国家议会制的议论。按当时的标准，仅此一句，×××就足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 ，这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而且，×××在值 夜班时随意散布的“右派”言行还不止此。但，无人对此进行任何追究，滑稽的是×××一 直还充当了报社反右斗争的急先锋。1990年，我为别的事找过×××，此时的×××倒也说 了实话：“在报社反右派斗争中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仅仅出于保护 自己的目的，也非把景超打倒不可，而且认为仅仅打倒景 超还不够，只有使我也闭住了嘴，他那些右派言行才会无人再提起，或提起也不起作用。经 过软硬兼施，诱供逼供，画框框，定调子，硬是逼迫杜绍宇扯出了个“黑社”，他才心满意 足。甘肃日报社有名的右派集团“黑社”，不是由文化部揭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总编室发难 ，然后波及到文化部（文化部共揪出三个“黑社”成员）及甘肃农民报（我一人）。×××作 为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我们在当时挨整似乎也属正常， 但3年后其血淋淋的后果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会因此而内疚吗？
后来，杜绍宇意识到扯出“黑社”对自己只是加重了问题的性质，又推翻原来的交代，不承 认“黑社”。但此时此案已报省委，在《甘肃日报》上已公开披露予以批判，泼出的水已收 不回了。杜绍宇推翻原来揭发交代的“罪行”，属于态度恶劣不老实之列，最后落了个仅次 于景超的处分：取消工资，监督劳动。他原本打算自谋出路，所以没有和我们同行。后来又 改变了主意，所以，过了两个多月才姗姗而来。
汪志英，甘肃渭源人，是个地下党员。他在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 ，就《甘肃日报》的新闻报道、专栏设置、编辑人员的使用及上下班制度等方面写了个《意 见书》交编委会。他到报社时间不长，写成后，让文化部的有些人看了一下。景超当时在文 化部受到大家瞩目，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汪志英就一定要景超帮他修改。在难以推辞的情况 下，景超勉强帮他改了一下，为了节省他搞创作的时间，还让我代抄了几页。但汪志英向编 委会交的东西，又经他本人改过并重新抄写，景超再未过目。鸣放时，汪志英的《意见书》 交到编委会已几个月，汪志英因《意见书》受到编委会的冷落，在开会时曾发言表示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压在编委会办公室抽屉里的《意见书》，从反右斗争的角度重新加以审查 ，并打印出来供全社职工讨论，从而被确认为“黑社”的黑纲领。汪志英被迫交代写《意见 书》的经过。汪志英做梦也想不到，近半年前的一纸《意见书》，会成为反右期间凭空冒出 来的“黑社”的黑纲领。景超更是有苦难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批斗汪志英时，汪志英显 然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在批斗自己由汪志英出面作证时，汪志英又变成了由景超任意摆 弄的十足的白痴。唉，唉，那个时候，哪个右派分子又不是被任意摆布的可怜虫。
汪志英倒是有些先见之明，宣布处分之后，他就不准备来农场劳动，而且把户口转到了当时 还很荒凉的兰州市西固区，打算另谋出路。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得知他是右派分子 后常找他的麻烦，使他难以安身，逼得他不得不也到农场来，所以比我们晚来几个月。“黑社”的另一成员牛华生，宁夏人，回族。1954年宁夏省同甘肃省合并，原《宁 夏日报》总编辑张源来《甘肃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带过来几个人，牛华生是其中之一。牛 华生是回族中的进步分子，他曾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在《大公报》上曾著文指名道姓 地大骂蒋介石。鸣放期间，牛华生的著名“言论”是写了一副对联，对两位担任中层领导的 党员表现了不满，对联原文是：“萧俊德德不俊何为俊德，杜修文文不修怎称修文”，并征 求横额。当即有梁军欣然命笔，加了“唯资而已”四个字。梁军后来也未能逃脱右派分子的 厄运，只是比我们晚了一年，所以未来安西。牛华生的另一张大字报，是对报社为高干们修 的新宿舍楼有些看法，同他们所住的平房作了比较，题为：《高干楼、低干院》。景超同牛 华生无其他瓜葛，在当右派之前，我和牛华生从未说过一句话。牛华生只是因为也看过汪志 英的《意见书》而成为“黑社”的一名成员。最初，牛华生听说杜绍宇交代出了个“黑社” 时，曾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惊呼：“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十来个人全都默不作声。这突 如其来的信息乍一传开，使那些没有陷入右派泥坑的编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惊恐不安，所 以都谨慎地闭住了嘴。而当初惊呼“莫名其妙”的牛华生，到后来还是按照领导既定的意图 ，以“黑社”成员的罪名“认罪悔罪”。因为“认罪”态度好，问题也比较简单，对他的处 分最轻，只给了个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作为回民，他提出去农场劳动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而留 在了报社印刷厂劳动。他在铸字车间干上了最重的活，每天把用过的铅字化为铅锭，一直干 了三四年。
我的这些难友们，个个都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批斗。残酷无情的批斗，使每个挨斗的右派分子 对共产党的意志不敢稍有违抗。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粉碎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在斗争会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穷追狠批，种种不堪入耳的詈 骂脱口而出。诸如：“耍死狗！”“背着牛头不认赃！”“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决心戴 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等，等等，随时都会劈头盖脑地抛掷过来。挨斗的人不论内心 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并按照会上的要求“转变立 场”，痛骂自己思想反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披肝沥胆向党提 过的宝贵意见和一些极平常的看法，通通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个被认定为右派分子 的人都在这场残酷的闹剧中扮演了不幸的悲剧角色。像这样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同一个 虚设的原因，对55万多知识分子采取同样的手段，使55万多忠诚无辜的人经受灵魂的凌迟， 它不是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土上，人类 历史将如何评价它？“阳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仅仅是55万多无辜灵魂的沉沦。500万 知识分子中既然出现了55万多猖狂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那么，工人、农民呢？反右斗争的 余波也扩及到工厂、农村。报社的印刷厂就对轮转车间的陈培清进行了批斗，陈培清一定也 是有些出了“格”的言论。我曾听到厂部办公室里传出批斗陈培清的怒骂、叱喝声，其火力 绝不亚于对我等的批斗。陈培清站着交代“罪行”，其委靡状也绝不下于我等。不过，报社 还算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办事，对陈培清的批斗，只是进行“教育”，没给他戴什么帽 子。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下达以后，报社曾开全社大会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表态，让 已被打得趴倒在地的反动派们再一次地表示认罪悔罪。然后，由领导上做出对我们每个人的 处分决定，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就在我们等待省委批复处分的时候，又通知我们到资 料室 帮助清理新华社发来的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因为无专人管理乱得一塌糊涂，有些有图片 ，无说明，一旦需要就无法使用。而我在清理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新华社的一则通知，通知说 ，今后对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赵桂兰何许人也，50年代的人都知道，她是东北 某工厂的年轻女工，一次她在抱着某种烈性炸药行走时，因妇科病突发出现晕眩，当时，她 完全可以把炸药扔远保护住自己，但是，她为了保护厂房没有扔出炸药，结果炸掉了自己的 一只手，这在全国曾极为轰动。赵桂兰治好伤后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有一 幅名画画的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情景，赵桂兰就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 周总理的神态显出对赵桂兰十分疼爱关心的样子。而现在，根据通知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 不得见报。我立即意识到赵桂兰也许是在鸣放中出了问题。从此，她永远地消失了。
杜绍宇、汪志英先后来到农场后，和我同在三大队，常见面。汪志英从来不提反右斗争期间 的事，守口如瓶。杜绍宇对于扯出“黑社”，在来农场前就一再说悔恨已晚，对于景超和我 都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和亲近，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一切也就逐渐释然了，毕竟，我们都落到 如此的处境，主要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在地头演出时和他相遇，我们随意说笑几句，亲 切自然。
在邹士杰的示意下，我们还在三大队的伙房里，为炊事员们作即兴表演，为炊事员唱了几支 歌，其中有歌唱大跃进的歌，记得有两句歌词是：
“跃进哟嗬，跃进哟嗬，大跃进哟嗬！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炊事员们大受感动，以后我们去打饭就备受照顾。
此次夏收期间，我们未能去慰问演出的在全场只有四大队了。四大队是个年产六七十万斤小 麦的单位，夏收任务很重。全大队2/3的劳动力都是我的难友，夏收这一关，使他们也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收割、拉运、打碾到入仓，他们都承担了下来。我的难友中有许多人 在农村长大，从小有劳动习惯，也是劳动里手呢，有老工人的带领，他们样样都行，干得很 欢。这中间，也出过危险，如原高台县税务局的陈增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时，一只脚没站 稳，就曾一个倒栽葱栽下。安西县因为风沙大，旧式大车为了便于在沙窝里行走，车轮特别 高大，直径要一米七，陈增荣一个倒栽葱栽下时，一只脚踝夹在上面的木制车辐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