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演出活动以来，外在的我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我和小徐是队里仅有的女性，难友们对我 们备加照顾，有时在演出间隙中，我们也抓紧时间在别人的铺上休息一下，因疲劳已极不觉 睡着了，醒来时身上已搭上了一件棉大衣。那时，大家的经济都十分拮据，水果糖之类都 是奢侈品，我和小徐常能得到难友的赠予，尽管只是有限的几块。性格活泼、爱开玩笑的“ 演员们”，因为有了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和合作，都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十分活跃。这种氛围 也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有时我也喜欢随口抛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以前景超常说我“尖嘴 利舌”，就是指我说起俏皮话来跟他也旗鼓相当。反右斗争之后，我沉默了很久，不会开玩 笑了。到十工农场以后，由于境遇的改变，性格才恢复了一些开朗活泼。但我心里的苦，对 父母、景超和孩子们的思念挂虑，依然都紧紧地封闭在心灵深处，无法向难友们说及。还在 兰州时，在反右斗争期间及以后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报社领导上一直设法鼓励挑拨右派分子 们互相揭发，立功赎罪。这曾使我们都吃了苦头，来农场后环境变了，同兰州大不一样了， 我仍不能不有所防备，因为有些右派分子们乐此不疲，尽管农场领导并无整人之心，有些人 总认为已被打倒在地的人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整才正常这也是他们在反右斗争期间接受 的教育，党组织就一直这样要求他们，所以，在农场里，你整我、我整你的情况仍有发生， 正如杨骁经历的那样。我不能天真地再挨整。于是，我常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辛酸痛苦，我 表现出的开朗活泼，也并不妨碍我掩盖内心的真实。
夹边沟农场作出拒绝放人的答复，使我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一切，能够改变景超命运的美好 希冀已化为泡影，多日来等待见面的种种梦幻顷刻间变为一片空白，面前的路将怎样继续走 下去，都是我独自个儿的事了，我要孤独寂寞地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不论今后的日子里还 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雷霆闪电……天哪，天哪，这该有多难啊！他的苦日子又将怎样熬下 去？这劳而无功的营救，徒徒使我们空欢喜一场，又徒徒使我们增添了烦恼，各自悲叹嗟伤 。
现在，在邹士杰面前，我仍然什么话也不能说，而只能沉默……但是，我忧伤沉思的神情 一定是深深地触动了邹士杰。
几个月来，他熟悉的是引吭高歌、舞姿活泼的我；他曾让我利用午间工休给家属们办扫盲班 ，他看到的是和家属们亲密无间、笑语连连的我他的妻子就在扫盲班里专注地学习着； 他也看到我吹着哨子，鸡们欢快地向我奔跑而来，我愉快地撒食，脚步匆忙地查看鸡们进食 的情况；在演出的行进途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我。应该说，作为 一个年轻女性，在苦雾笼罩、命运多舛的境遇里，我一般尚能自持，而此时，他看到的我完 全被悲伤所击倒，我绛红色的脸颊一定是失去了血色，我觉得两手冰凉，简直有些支撑不住 ……为了安慰我，他连连说：“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再争取。”此时，他已由工会主席升 为副场长，他还说：“以后如果开场长联席会，我还可以跟他们的场长说一下，再争取争取 。”但，我无言。我知道，一切已无可挽回，再也争取不来了。被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怎 么可能去改变公安厅批准的决定呢？
第六章狂热的安西
邹士杰是个热情奔放的领导，过了些日子，场部和三大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 他传达中央文件，他声音嘹亮，激动地宣布：“我给大家报告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宣布我 们国家将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宣布过。1958 年8月中下旬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 年要产钢1070万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 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大概邹士杰的讲话就是他自己对以上 决议的解释。记得50年代在报社时，经过党支部吸收我听党课，我曾激动地递上了入党申 请书。到1957年批斗我时，申请入党似乎也有了罪，我给农民报副总编辑×××写过的大字 报：《向×××同志进一言》，触到了她的痛处。×××在批斗我时，就声色俱厉地说：“ 你申请入党就是为了反党！”这一奇妙的逻辑使我无以答对。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小会上， 又有哪个右派分子能为自己辩护呢？此时的我，对于邹士杰的报告只有傻听的份儿，也不去 多想，但心中仍不免一动，我想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 们国家如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也应该为之高兴！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确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 口号一下子响彻了中国大地。据《中国“左祸”》一书披露：1958年8月4日，
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泽东听：徐水县计划亩产 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毛泽东问秋季预产情况，张国忠答： “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毛泽东惊讶地说：“你们的粮食 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又说：“一天吃五顿也行。”此时，举国上下都像疯了着魔了，在这种情况下，十工农场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三大队在场部所在地，积极行动便首当其冲。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复转军人小吴，以团支 部书记的身份从县上开会回来，就要求三大队组织40个强劳力搞试验田。小吴脑袋瓜很灵， 跟形势很紧，满嘴的豪言壮语，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报纸上每亩小麦10多万 斤的产量都出现了，我们为啥不搞试验？我作为十工农场的青年代表，向县上自报了亩产小 麦17万斤的指标。”小吴从县上回来，先见到了在三大队搞统计工作的我的难友高 仲君。高仲君问：“每亩17万斤的产量你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小吴说：“劳动能创造奇迹 就是根据，通过实践就能证明。”噎得高仲君无话可说。况且，高仲君记得，邹士杰作为副 场长，在开大会时也慷慨激昂地说过：“是要敢想敢干呀，谁如果有能耐把棉花务得长成树 那么大，我就奖他1万元！”在那个年代，1万元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大数目。
形势逼人。身为右派分子的高仲君觉得自己不敢有抵触情绪，便去向三大队的队长转达了小 吴的要求，商量怎么办。队长对县上的指示精神认为也不能违拗，就回答说：“那就搞嘛！ ”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一起商量好先搞5亩试验田，劳动力从棉花试验站调来，但只有十几 个人。这些强劳力都是武威步校被开除了军籍的原军官们，已是秋季，就先从深翻地做起， 要求深翻1丈。小吴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了，‘粮食要增产，还是要深翻。’”
没有了军籍的军官们只得遵命执行。
这5亩试验田就在场部跟前。一次，我从试验田的地边走过，只见他们十几人一字排开正在 翻地，且已翻得很深了。说他们在翻地，倒更像是在挖沟，因为为了达到1丈深的深度，他 们正站在1人深的地沟里一面继续深挖，一面把挖起的松土用铁锨向高出头顶的地面上猛扔 。站在地沟里的靳清义笑着和我打招呼：“小和，下来，下来，下来和我们比试比试！”靳 清义是原武威步校的政治教员，人长得清瘦秀气，白白净净，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气质， 他原是天津杨柳青的农家孩子，十二三岁时就作为儿童团员打击日本鬼子，稍长，即成为八 路军战士。解放后又在抗美援朝前线抗击过美国侵略者。后来，在政治理论方面进行了深造 。此时还只有28岁，是个单身汉。靳清义一向傲气，当了右派后，仍常和别人辩论一些理论 问题，一次曾同当过机要秘书现任食堂管理员的陈明辩论某个理论问题，靳清义竟鄙薄地笑 了笑，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辩论这样的问题？”此刻曾芳煜、王洪勤、徐保安他们都在 深沟里狠挖猛扬，个个都有点英雄气概。
为了支援他们日夜大干，陈明还在食堂安排炊事员为他们做夜餐，把夜餐送到地头，让他们 吃饱喝好，大干再大干。
这天夜里，高仲君到深翻的试验田去看，他跳下去想知道到底挖了有多深，不料那挖下去的 深沟竟已1人多深，站在沟底，地面离头顶还1尺多，大高个子的他几乎难以从沟里爬出，早 就超过了2米的深度了。
在深翻中间，还加足了肥料，马厩里的肥料全部提前清除拉到了试验田地边，场上的麦衣也 拉运到地边。从试验田的底部便开始施肥，一层马粪，一层麦衣，中间用土隔开压好，以便 经过一个冬天把肥料沤熟沤烂。浇冬水时足足用了4天4夜，才把5亩地浇了个透。
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大队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全国许多人一样，都热昏了头，他们不仅仅是 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天真的他们也动了很多脑子，想在这5亩试验田里放出个高产特大卫 星。
为了把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说完，我们不妨超越一下时间，且把日历先翻到1959年的春季。 翻年春播时，因为5亩地的地块不大，队里先决定用畜力播种，种成棉花。谁知试验田深翻 后，地表深处的生土经过浇灌，板结得如同石头一般坚硬瓷实，用畜力拉，犁铧根本无法把 地皮划开，无法下种。后来只得改用拖拉机播种，坚硬的地表果然被毫不费力地划开了，但 是，坚硬的地表被划开后，下面竟是沼泽地似的烂泥塘，拖拉机深陷泥塘，动弹不得。最后 ，请来了机耕队孟队长调来两辆拖拉机用钢丝绳共同牵引，才把陷入泥塘的拖拉机拉了出来 。
谁料想，这一年5亩棉花试验田里只长出稀稀拉拉的几十棵苗苗，全无收成。
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后，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当宋庆龄上海居 所美丽幽雅的大院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她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炼钢昼夜大干之时，像十 工农场这样偏远的所在再不紧紧跟上便为当时的形势所绝不允许了。据闻，当时全国要完成 1070万吨钢的指标下达各省后，在大跃进的年代正红得发紫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 向全省各县分配指标时就阴沉着脸，杀气腾腾地表示：“各县的炼钢任务少完成1公斤，我 就要你县委书记的头！下面该怎么办，你们自己考虑去吧！”此传闻确否，已无从查证。从全 省各县来看，大家都不顾一切，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所有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动员了一 切的力量，不惜财力物力，迅速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起了土高炉群，炉火熊熊，黑烟滚滚 ，大炼钢铁，人们是在恐怖中奋力拼搏着。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寻常的年代，什 么不寻常的事不会出现呢？
靳清义他们作为强劳力，又被集中起来，到场部附近的马家庄修建小高炉炼钢去了。另外， 还从各大队抽调了大批人员参加了全县的炼钢大军。
但是，靳清义、曾芳煜、徐保安他们出师不利，在马家庄修建的土高炉一连炼了三炉，都没 炼出钢来。邹士杰当时担任着县上炼钢指挥部的副指挥，对他们的汇报极为不满，在场部和 三大队开大会时一顿猛批。他情绪激愤地说：“炼了3炉没出钢，炼30炉、300炉行不行？六 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嘛！右倾思想就是要不得嘛！”此处，他把西药“六○六”的 试制成功的过程，误以为是六六粉了，所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那些原军官们。不知为什 么，他还把“右倾”的“倾”字念做“啃”，会场上的书生们听到，对他这种奇怪的读音， 都装做没听出来。邹士杰不仅有力地驳斥右倾思想，还拿出一块从县上带来的黑色硬块，在 桌子上用力敲打着，声音响亮，慷慨激昂地说：“有些阶级敌人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 们炼不出钢来，这不是钢是什么？你们说，这不是钢是什么？”会上，大家对他手里的黑色硬 块都无鉴别能力，而且谁也没有胆子说它就不是钢。邹士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连指导员， 做宣传鼓动工作很有一套。在这些场合，他应对如流，显得很有气派。当时，十工农场的正 场长吴玉璋，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退居于次要的位置，出头露面没他的事。吴玉璋原来 的地位、资历都在邹士杰之上。在此时期，他曾当着邹士杰的面不客气地直言不讳，说：“ 你是那‘解放式’的干部嘛！”口气完全是一派挖苦讽刺调侃的腔调。邹士杰并不生他的气 ，只管笑笑，也不作任何辩解。
邹士杰跟吴玉璋确实不是一种类型的干部。吴玉璋正派厚道，一切按党的优良传统及政策规 定办事，一心扑在农垦事业上。邹士杰灵活机动，他能够自如地顺应大跃进的时代潮流，按 照当时的政治需要胡说一气，把人“耍”扎了。当山丹县已开始饿死人之时，他随地区检查团4次到山丹，县委书记刘逢白皋为了掩盖 真相，招待检查团每天吃的海参鱿鱼酒席，邹士杰 也吃了个美。当时他就注意到，出了县城，饥民把榆树、沙枣树皮都剥完吃光了，为了掩盖 真相，剥去树皮的树干上还抹上了泥。山丹县是当时河西地区标榜的大跃进的先进县，地区 领导4次到该县组织开现场会，就是号召各县向山丹县的作法学习，推广山丹县的先进经验 。邹士杰就是个邹士杰，他也只能顺潮流而行，绝不能逆潮流而动。面对在全国范围内涌动 着的历史大潮，谁敢非议？谁能阻挡？十工农场当时如果缺少这么一个人来支撑场面，呼风唤 雨，胡吹冒聊，把这种明摆着是糊弄老百姓的所谓的群众运动推波助澜地引向高潮，搞得轰 轰烈烈，热火朝天，又怎能交得了差呢？十工农场在安西县是首屈一指的大农场，其实，邹 士杰也未必同意这样做，只是不得不这样做罢了。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十工农场声势造得很大，不仅在本场修建了小高炉群炼钢，不顾屡次 的失败，仍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继续大干这只要作为县炼钢指挥部副指挥的邹士杰随 意地向上汇报就是了，作为副场长，他对本场只能“上天言好事”，况且，不论他说得怎样 天花乱坠，上面都绝对相信。再说，农场还派出了大批人马参加县上在大泉的炼钢点大炼钢 铁去了。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农业是个大丰收，而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包括妇女）在秋收时都被强制 参加大炼钢铁去了。彭德怀视察湖南时，一个老红军递给他一张条子，要他向中央“鼓咙呼 ”的事，就是指丰收了的稻谷因缺少劳力无法从地里收回，这位老红军认定大家要饿肚子。
甘肃的情况也是如此。甘肃的特殊之处是当时还搞了个“引洮工程”。此工程由新华社记者 顾雷写了《银河落人间》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大加宣扬，被誉为“伟大的 共产主义工程”。现根据《炎黄春秋》历史风云栏目中的《引洮上山：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 荒诞事》一文，对此工程略作介绍。此工程在1958年6月17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被省委第 一书记张仲良称为“共产主义创举的引洮上山”工程，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21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