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 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 、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 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 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 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 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 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 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 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 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 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GK2！〗〖HTK〗〓〓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 ”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 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 已。 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 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 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 ，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 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 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 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 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 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 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 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 ；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 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 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 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 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 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 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 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 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 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 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 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爱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 “才”不足以服人时，才搬出行政手段来的。对党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人会特别感到不舒服 ，因为这个方针迫使他们和同志采取平等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老教条和大帽子，认真去学 点东西，动动脑筋，改变“光靠党的威信吃饭”的没出息思想，丢掉“我即是党”的臭架子 ，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工作。所以，这不仅对“老资格”有好处，即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老资 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也大有好处。因为老的苦学，新的也就不 便于光指手画脚了！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历史新阶段。在此形势下，许多社会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资格发号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 者，大有人在。朱正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 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 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一个领导 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 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引自《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38页。）
《略论“行政手段”》一文，指出这些“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 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 ”“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 这些人的身份！”景超是满腔热情地从帮助党整风，期望党改进工作作风，让“专靠老资格 吃饭的人”及“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都刻苦学习，在领导的岗位上胜任工作，以适应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但是，批判他的文章，却说他这是要求“靠党吃饭的下台”，“靠老资格吃饭的滚开”！断 章取义如此，歪曲事实如此！一个被打趴在地的人根本无法作任何辩解。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官本位”、“论资排辈”大加挞伐，砸碎铁饭碗已在 全国付诸实施。这一切的举措都说明靠老资格吃饭当官，已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再把《为“三脱”干部叫屈！》全文录之于下。
所谓“三脱”，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领导、脱离群众。
没有一个同志（注意！这里说的是同志），是不想靠拢组织、接近领导的。但在不少单位，确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视为“三脱”之类人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 一些人呢？平心而论，他们只不过嘴上不大讨人喜欢罢了。如果说他们“仗义执言”，未免 夸之过分；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于看不惯工作中或某些领导人身上的缺点，而偏爱“发发 牢骚”、“提提意见”，却倒真是事实了。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不和一般人一样，自己身上 也多多少少总有着某些缺点，如“偏激”、“片面”、“不讲究方式方法”、“小资产阶级 情绪”等等，因而往往“言不中听”、“出语刺耳”，这就招了某些领导人之忌。在某些单 位里，要求盲目服从领导的风气，是确确凿凿存在着的，这些领导人只承认一个“道德标准 ”，那就是“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 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 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 ”而排斥的人！
或曰：“君何危言耸听耶？！”当然，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是会感到刺耳的。但，刺耳由 它刺耳，当说我自说之：在这次大鸣大放的民主浪潮里，许多党外同志对组织上、领导上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许多意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人事部门一般既代表组织，又代表 领导；人事干部本来应该是革命同志倾心倒肚的知己，帮助、教育、团结党外同志的长上， 但许多意见都说人事部门是个“特殊组织”、“独立王国”，令人心存戒意，敬而远之！何 以党的威信齐天，而某些人事部门的威信却“平地”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 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以一个模子要求人的人，是不可能不偏听偏 信的，于是经过他们的手，终于画出了“亲生”与“后养”的界线。尽管“亲生”的未必个 个争气，但他们是贯彻“领导意图”的依靠，是“领导威信”的维护者，思想“进步”，所 以处处顺利，事事如意。“后养”的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 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但终因隔着一层肚皮，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 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 之类的责骂！于是，犹如风助火势，“亲生”排斥“后养”的现象，在下边便愈演愈烈；未 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画脚地骂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气吞声地挨骂，哪里还 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组织上这种不是“相引”实乃“相斥”的态度，让人怎么去“靠拢 ”呢？！
一旦被扣上了“脱离组织、脱离领导”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对组织上、领导上犹靠 之不拢，遑论群众？领导上影响群众，让群众卑视他、冷淡他，他们再也找不到知心人，听 不到知心话，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气恼而孤傲，被禁锢在精神囚牢里，岂能不脱离群众？！
应该说，这些同志绝不属于所谓“消极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极者，盖因含冤受屈故也。写 到这里，我要“反话”“正说”了：这些同志并非真的脱离了组织和领导，而是组织和领导 上脱离了他们！所以我才敢于为“三脱”干部叫屈，并吁请以“盲目服从”的道德标准要求 人的领导者，抛弃这个标准，而以马列主义的是非观点对待所有的同志！
《为“三脱”干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领导人喜欢“盲目服从”。“凡是不 合 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 ，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 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后面还提到人事部门工作中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 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 的意见”，而“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 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
景超对“盲目服从”、“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 弊端的挞伐，文笔犀利，点到了要害处。就是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种新形式 ，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对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为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喽罗争取合法地位，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他们打气撑 腰，为他们‘控诉’，为他们向人民‘倒算’！”22年后，景超和众多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 正平反，此说当不攻自破。 敬爱的读者看了以上两篇杂文的全部内容，一定会认为两篇杂文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文笔 犀利，针对性强。就是放在当今社会，其针砭的意义仍不乏其应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好 文章，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诬陷，有口难 辩，真是冤哉冤哉！ 景超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斗争会上，当然被认定为喷着毒液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言论。××故作亲切，堆着满脸笑一再动员景超发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说所谓的“黑社”，完全是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一手制造出来的。总编室的杜绍 宇，同景超1951年在庆阳地区报道土改时结识的挚友王思曾是小老乡，都是河南灵宝人。王 思曾原来也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来甘肃后在青年团甘肃省委做秘书工作，此人对团省委书记 ×××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见很刺耳，说“我对×××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对他 自然认为可恶之极，在1955年肃反时搜罗“罪证”，将他定为坏分子，并把他周围的一些人 定了 个落后集团。王思曾于1952年主持创办《甘肃青年报》，带了一帮人在甘肃农民报学习过，
和我及农民报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坏分子。到1957年鸣 放开始后，王思曾另一个小老乡荆赞哲，和杜绍宇熟悉，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更是愤愤不平 ，他找到杜绍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为王思曾鸣冤叫屈，力争 使王思曾定为坏分子之事得到解决。景超原来和杜绍宇来往不多，但杜绍宇知道景超和王思 曾是挚友，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极表同情。在此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了些来往，杜绍宇还把 荆赞哲带到我们家，商量如何为王思曾翻案，荆赞哲答应回去后先写材料。杜绍 宇为王思曾翻案之事来我家几次之后，适值鸣放期间，也和景超一起对报社的有些事作过议 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杜绍宇因为得罪了×××，先在总编室受到批斗，在交代问题中说到 同景超有来往，×××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大鱼是景超，而非杜绍宇，经过同总编室副主任× ×诱供逼供，硬是让杜绍宇供出了个“黑社”，网罗了编辑部5名右派分子。为坏分子王思 曾翻案，成为杜绍宇、景超和我3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换上了雅致素净的裙装，穿上了从北京买来的浅黄色半高 跟皮鞋，踏上宿舍不远处的大台阶，向南拐个弯，走向编辑部大楼。在一楼的过道里，我看 到了向“黑社头子王景超猛烈开火”的好几张大字报，也看到一两张大字报要我揭发黑社头 子王 景超，指出我也有反党反领导的言行，必须低头认罪，还质问我在鸣放期间为什么同黑社头 子王景超表现那么“一致”？此时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想应如何面对现实， 对付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仔细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报。左一个“反 动透顶”、右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批判用语，令我目瞪口呆，我绝难接受如此的现实， 心底涌出阵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