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回来，不论多劳累，都要洗脸洗脚刷牙搞完例行的卫生大事，然后才拿起日记本去记日记。 他衣着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比别的难友显得更整洁些。
罗舒群也说到挖排碱沟的情形。他说，夹边沟的土地盐碱很重，不排碱，庄稼就难以收获。 他们就挖过排碱沟。排碱沟宽两米多，深也两米多，一边挖，地里的碱水就顺沟而下，从低 处流过。大家就站在碱水中挥锨挖泥，皮肉被碱水蚀破，疼痛非常，可还要在饥饿中坚持到 收工。而此时的挖排碱沟仅仅是小打小闹。
身在十工农场的我，哪里能把这种种的艰辛，这种种的非人待遇，想个明白呢？即使我具有 非凡的想像力，也难以把这一切都想到，因为人的想像力都来自生活，而我经历的实际生活 ，同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相差太远了。
60年代，我在杨康家里见到了刘彦璋，他和杨康是延安大学的同学，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 回来的难友，而且曾和景超同在新添墩劳动。他也是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曾和我的父 母同住黄河沿前街。当杨康向他介绍我正是景超的妻子时，他先对景超大声作了评价：“哎 ，好同志！”
谈话中间，说到曾在新添墩劳教的傅作恭。傅作恭本人是个水利专家，是起义将领、当时任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来到新添墩后，因饥饿难耐，劳动条件太严酷，曾设法给 哥哥傅作义写了封信，向当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收到信后不相信他说的话，还 回信义正辞严地批评教育了他。这样，就招来了站上对傅作恭的一场批斗。
傅作义不相信弟弟来信上的话，我无法想象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同样都是悲剧。
傅作恭是留学外国，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曾多次动员他 回 来报效祖国，50年代初，他听了哥哥的话，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 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 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援。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 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 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来到兰州。谁想到，他以慷慨的爱国热情回到 祖国，为了支援甘肃的水利建设，又从首都北京来到兰州。当他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 奋力拼搏之时，一场反右派斗争，将他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 动教养。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大高个儿的他 ，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 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大半生没下过苦的人，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的生活。可傅作义不相信 他信上说的，为此反使他招来一顿批斗，此时的傅作恭真是绝望极了。
第九章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又过了些日子，一件意外事情的出现，使我和小徐离开了畜牧组。一天，小徐告 诉我，席组长行为不轨，他靠近她坐着，忽然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席组长大概是试探性 的，但小徐吓得不得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只能向领导说明情况，由领导上解决。在 那个年代，我认为只能如此。后来，向邹士杰副场长反映了此一情况，我和小徐便同时调 出了畜牧组。我们对调出畜牧组是高兴的，因为经过半年多的实践，鸡兔的死亡使大家束手 无策，我们担心长此下去交不了差，影响摘帽子。
我们从畜牧组调出，先是在三大队劳动了些日子，平田整地。干这类活，在我们已是熟路旧 辙，已不感到吃力。此次在三大队平田整地，有几个难友的家属为挣些工分，也同我们一块 干。其中有个才从四川来的黎淑莲，她的丈夫赵贵春，原是张掖航空技校的教员，划为右派 后，根据他的专长在十工农场机耕队工作。黎淑莲原是赵贵春的学生，赵贵春当了右派后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她觉得处处抬不起头，就于1958年回到了四川岳池县老家，在家 中生了个男孩，仍觉得很难呆下去，又于1959年初来到了十工农场。
黎淑莲，人长得很标致，细高挑儿，很惹人喜欢。在平田整地中，她奇怪地发现，我和小徐 都会推着独轮小车干活，初来乍到的她，只会吃力地向小车里装土，看见我们的劳动强度很 大，在铲土时就尽量少装些土，而此时，我们推车已很熟稔，还想努力表现积极，多干活， 看见她铲土少，就要她：“再铲，再铲！”只要能甩开膀子干活，我们觉得已是幸福，因为 它反映出的正是我们原来的精神风貌。在田间休息时，我还给她们几个家属教歌，教的歌是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首歌当时风行一时，很快大家就都唱熟了。
又过了些日子，场部正式通知，调我和小徐去四大队。据场部秘书姚琅后来说，场部想给我们调个轻工作照顾一下，三大队就在场部， 省上及县上的干部来来往往，人多眼杂，怕有人说长道短。另一种说法是，四大队的陈德位 队长特别爱好文艺，从春节会演的情况看，我们今后不可能出外演出了，他打算把四大队办 成个文艺演出活动的中心，以后在大队搞些经常性的活动。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这样 ，1959年4月，我和小徐就同时到了四大队，一起调去的还有曾芳煜、周至德等人。原在四 大队的杜博智已被派去兔葫芦割野麻，后再未返回四大队。小徐在二中队当了统计，我在一中队当了统计。统计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统计全中队5个组的 劳动出勤情况、工作进度，办黑板报，每月发一次全队的工资，参加队务会议，做个简单的 记录，有时还给队长写个发言提纲，等等。中队部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支了一张窄窄的 床，另有一张二屉桌。做完了以上工作，便可以自由到各组参加劳动，时间不限。一中队的 正队长叫赵金恒、副队长叫刘鸿年。我来之前，中队统计由一位名叫刘文彬的难友担任，我 来之后，刘文彬去一组劳动，确实是照顾了我。
一中队全队6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在我来之前纯属男性王国。当我第一次出现在 全队人的面前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家全都亲切地注目看着我，眼睛里漾着笑意，嘴角挂着 笑，有些人干脆张开了笑口。大家似乎都很高兴我的到来。我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用微笑向 大家致意。
一中队队部的隔壁是三组的宿舍，三组组长是个工人，姓裴带家属，住在家属宿舍。全体组 员几乎都是我的难友，记得他们是：王昭、田禾、叶得善、张全国、蔡南海、关维智（他在 我和小徐来四大队之前调来）、刘名、蒲克仁、陈××（可惜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等。我的这 些右派朋友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已适应了这里的劳动生活，他们个个体魄健壮，红光满 面，情绪甚好。反右斗争时的痛苦经历已被他们置诸九霄云外，这也是一种无奈罢，反正这 里的朋友们个个半斤八两，都是一路货色，谁也不小看谁。这个中队的另一特色是大家都喜 读书，学习空气很浓。在适应了劳动之后，许多人往往还挑灯夜读，喜读文学作品的人不少 。有人买来了在那个年代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等，在全队传 来传去地读。这些难友虽当了右派，他们的革命情怀仍同过去一样，所以这些文学作品对他 们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真阅读，仔细品味，不仅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在 逆境中，还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获取新的力量。有些人还把自己在劳动中的体会诉诸笔端， 写成诗歌、小文投稿，我尽量把它们登在黑板报上。记得原安西县委的宣传部长刘名，跟徐 连声是一个反党集团，就善写诗，曾写过一首有关锄地的诗，我很欣赏，不仅登在了黑板报 上，还抄录下来，后来带回了兰州。现在只记得其中有“银锄翻飞光闪闪”之句。1961年， 徐连声反党集团彻底平反。刘名从此改行做教学行政工作，先后担任安西中学校长、酒泉中 学校长等职务。后又创办酒泉工业学校，做出了突出成绩。到1989年11月，甘肃省委授予他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我来农场一年，只是应付每天的劳动就已精殚力竭，除了碰在手边的报纸曾略略翻过一些以 外，没读过一本书，像《林海雪原》那样的大部头书，见都没见过。为这，几乎还闹了笑话 。有一次，我到三组的宿舍里去，陈××亲昵地说：“我们的小白鸽来了！”他指的是《林 海雪原》里的女卫生员小白鸽，我不知其所云，还着急地辩解了几句。当然，以我的右派身 份，说我是小白鸽并不妥，而他们对我有了那份感情，就不管其妥与不妥了。
我来一中队第一次下地，是同王昭几人补种断了行未曾出齐苗的小麦，活很轻。几人说说 笑笑 ，不觉就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了地边，王昭因为我是女性，又是他的演出伙 伴演员们开玩笑称他是我的“小伴儿”，称侍峒山为“老伴儿”，急忙拿来一条空麻袋 要我垫着坐上，其实我早已躺在地上休息了。一年来我和土地一直打交道，有时还会在坚硬 的地上梦一回周公，甜蜜非常。现在，我又回到了生产队，这里的各种气氛令人愉快，我还 会在乎身上沾土吗？
一中队有个一组住在离队部一二里之遥的东边，组长刘志俊，是个老诚厚道的老工人，就是 安西当地人，也带有家属、孩子。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他们的名字能记住的有 ：李永龙、罗惠湘、曹宗华、王永、许登浩、张稔年、陶杰、刘文彬等。有时候，我也走一 二里路，到一组去参加劳动。自从我当了中队统计，有意思的是无论工人或难友，他们喊我 名字的极少，大部分人都客气地称我“统计”，好像“统计”也算个什么职务似的，一组的 难友也都非常热情。一次，在一组劳动时，看见尚未长出禾苗的地里隆起一个包，陶杰说： “那是蘑菇。”走过去用手指一刨，果然刨出两个直径近两寸肥肥大大的蘑菇。在兰州时， 有时在雨后的树下或其他潮湿的地方，也会长出像似蘑菇的东西，小时候听大人说，那是“ 狗尿薹”，有毒不能吃。这肥肥大大的蘑菇颜色没有“狗尿薹”白净，真是蘑菇吗？并不潮 湿的地里怎么会长出蘑菇？我心里好生奇怪。陶杰见我态度犹豫，又肯定地说：“这就是蘑 菇，能吃，有时地里还不少呢！”这天上午，我一直注意地里隆起的包，后来竟又找到几个 。中午，我在一组灶上吃的饭，陶杰用茶缸把蘑菇煮熟给我一个人吃。虽然没一点油，才从 地里捡回的蘑菇用盐水煮熟后味道鲜美极了，我让陶杰和别人也吃，陶杰说：“你没吃过， 就一个人好好地吃罢！”
王永过去常给报社写稿，是个积极的通讯员，因为我原来也是报社的，从感情上似乎就有点 近乎，喜欢和我议论政治上的一些事。他常说：“我们算是什么右派，如果在京沪的大机关 里，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些单位，我们什么都不是，也许还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哩 ！”我向他介绍了王桂芳被判处20年徒刑，经上告撤销了刑事处分，来农场劳动的情形。 他说：“王桂芳胆子就大，现在逮捕后凡是上告不服的，都给加刑。不过，人家还是做对了 。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他告诉我，报纸上登了，在苏联，小偷服完刑以后找不到工作， 有个小偷曾为此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答，应该给他们安排工作，不然，他们还会再 去偷。说到这件事，是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处境，长此劳动下去，出路安在？这其实也是每个 人心中忧虑的事。王永和陶杰都是武威人。王永来农场前在武威工作，陶杰则是张掖讲师团 的。
罗惠湘是湖南人，原张掖航校的技术人员。罗惠湘喜欢唱歌，有一次听他唱苏联电影《区委 书记》的插曲、俄罗斯民歌《马车夫之歌》，其悲凉的情调动人心弦，我让他把歌词抄下来 ，自己哼哼着也就学会了。这首歌述说的是一个马车夫在临死之前仍然忠实于爱情的故事：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喜欢的歌儿，我总是十次八次地唱，而且要带上感情，用心去唱。当时我自己的处境比较 而言已够好的了，而心底里仍然蕴积了太多的悲哀。歌的情调同我的心境是这样的相近，我 一遍又一遍地唱它，是一种尽情的宣泄。我在中学受的是西洋声乐的教育，唱俄罗斯民歌， 我觉得也很合我原来的爱好。况且，平日里无法说出和难以表达的种种情愫，谁也不能禁止 我在歌声里唱出。我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教会我以后，罗惠湘也很爱听我唱这首 歌。这悲凉的情调，谁又能说和他自己的心境不一致？
许登浩年龄略大，在眉户剧《雌雄花》里，他在伴奏中拉胡琴，我们是在排练中熟悉的。 此人为人老诚，踏实能干。
一组年龄最小的是曹宗华，此人体力特好，劳动上经常受表扬，性格热情，喜穿红色线衣， 夏天则穿白边大红的背心。他也是不到18岁就戴了帽子，我常开玩笑叫他“小右派”。后来 才得知，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
来一中队后，劳动已不是那么刻板，而是有了相当的随意性，我仍注意尽量多参加劳动，需 要我坐在办公桌前做的工作其实就那么一点，待在队部也没什么意思。我对自己的政治身份 很清楚，领导上再照顾，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来改造思想，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在一 中队，我不论到那个组劳动，大家都挺欢迎，何况我已适应了各种劳动，并不以劳动为苦， 在劳动中和大家说说笑笑，也是一种乐趣。
到5月，我们的伙食突然有了变化，每月的定量减成了30多斤，每顿都吃汤面，里面和了不 少苦苦菜。虽然都能吃饱，饭量小的也可把粮票让给别人，因为汤水多，很多人都把肚子吃 得圆鼓鼓的。记得王昭的饭量大，他的衬衣又是放在裤子里边的，才吃完饭时，他的裤带就 放开了许多，腰很粗，肚子也挺着。谁都知道，去年农场大丰收，为什么粮食定量却减了呢 ？
后来才得知，原来，毛泽东发表了“4·29”指示。他以个人名义写了题为《党内通信》的 信，是写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信上讲到了“节约粮食问题”，信上说 ：“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 、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 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引 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十工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对 毛泽东如此重要的指示，当然要作出反响，坚决执行。于是白面馍不见了，尚不是大忙 季节，只能降低定量，改吃面条。农场因为气温低，尚无蔬菜，苦苦菜代替了瓜菜。
毛泽东似已意识到将要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面临饥饿。
此信还讲到了“讲真话问题”。信上说道：“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