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门，走了。在 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 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 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40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 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 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打响鞭时，只在空 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 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 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 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 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 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 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 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 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 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 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 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 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 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 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作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 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 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40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 ，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 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 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 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 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 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 ，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40岁罪犯告诉我们 ，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说：“本来他也可以不 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 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 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 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陕北老家途经兰州，见到我和杨康、杜博智时就说过，迁场前，怕 农场职工挨饿，向上级瞒了产。30多年后，我听说，十工农场在此次迁场过程中，向上级隐 瞒小麦达100吨之多，这就是邹士杰的聪明了。那时，他在安西县混得很红，有机会到各县 参观，参与了一些评比学习活动，从而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眼见不少地方农民把树皮都剥 的吃了，一个个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使他意识到严重的饥荒已在逼近。作为农民的儿子 ，如今的十工农场副场长，他认为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农场的职工也会有挨饿的一天。所 以经过领导班子的秘密磋商，统一了认识，在1959年的夏收前就秘密下达指示，让有关的队 把相当数量的小麦不要上报入库，先秘密窖藏起来。以四大队一中队来说，就在夏收期间挖 了深坑窖藏了几十吨小麦，这个深坑就在一中队东边一组附近。在迁场中，曾从玉门派来六 七辆大卡车，于夜间开到窖藏小麦的地方，连续运了几天才运完。王培义当时就负责装车。 曹宗华说，运到最后，坑底的小麦里和了土，他人已到了玉门，还返回来和赵队长一起用簸 箕簸过小麦里的土。我作为一中队的统计，对这些情况竟全然不知晓。当然，从挖深坑，到 从一组的场上将小麦拉运到深坑进行窖藏，这些活动我都不必参加，瞒住我是必要的。这10 0吨小麦到了第二年就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它救了不少人的命。俗话说：“粮食是宝中之宝 。”而在通常年景，就是农民也难以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十工农场的这一举措无疑十 分大胆，其重大意义要在一年后才见分晓。
在罪犯们到来之前，我们原来的宿舍都做了改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号子，原来的窗子都 砌了高2尺左右的土坯，屋内的土炕肯定也是作了改建，使每间屋里能关更多的罪 犯。每天上午，罪犯们排着队去农田干活，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就这样近在咫尺地看着罪犯们去上工。
小徐在晚上工作结束以后，竟然还有心思到警卫部队的房子里去转悠闲谈。有一天她从警卫 部队的房子里转回来告诉我：“这儿警卫队的队长是从兰州来的，他说认识你哥哥，也认识 你。”我在兰州的哥哥是个亲叔伯哥哥，名叫和温，比我大两岁，原来在兰州中学（后来的 一中）上高中。1948年的暑假，哥哥有个同学找了辆大卡车邀同学们去榆中县兴隆山游玩， 我也去了。在一天的游玩中，我和哥哥的同学有了接触，他们也认识了我。这位当队长的肯 定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会是谁呢？我不知他的姓名，以我现在右派分子的身份，当然我也不 愿意去结识他。在这荒僻的农场里，整天同罪犯打交道的警卫们，见到两个从城市里来的年 轻漂亮女性，一定很稀罕，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而他们见到小徐仍忍不住热情地问这问那 ，以礼相待，以至那位队长竟说出他是从兰州来的，并认定我是他同学的妹妹。那时我容颜 姣好，同做女孩时没有大的改变，他如瞥见过我，就不会看错，小徐主动去串门，他问个究 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直到离开四大队，我未去找过他。已是两个营垒里的人了，我如去 找他，我认为太没意思。
此时，大队部也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演眉户剧《雌雄花》时拉胡琴的许登浩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十工农场四大队搬迁中最后的留守人员，负责把大队应该装车运走的物资全部运走 。当时同饮马二场达成协议，从饮马二场押解运送来的犯人下车后，由四大队利用原车装运 本队的财产物资返回玉门。老许说第一批押解运送来的犯人有6卡车，每车大约30人，车上 用篷布搭在高高的框架上，盖得很严实，是夜里送来的。下车时，很多人都是从车上被推下 来的，有些人被重推在地，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妈呀”、“哎呀”的叫喊声 ！少数人还是戴着镣铐从车上推下来的，倒在地上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发出的叫喊声就 更是惨不忍听了。老许来十工农场近两年，哪里见过这等场面，直看得他心惊肉跳，庆幸自 己总算没有落到此等地步。当时，他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前进一步 同那些罪犯们归置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那个年月，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再说那些犯人们下车后，只要能走动的，都立即奔向附近的垃圾堆，从垃圾堆上拾起各种丢 弃了的瓜皮，不嫌上面沾了土、苍蝇爬过无数次，立即就塞进嘴里大嚼，还有其他像烂菜叶 菜根之类，只要他们能拣到的可食之物，都立即塞进嘴里填了肚子。这种饿疯了的吃相，使 老许吃惊不已。
有一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们都已下车，老许把四大队的财物往车上装 ，有一桶清漆约有100公斤重，他一人无法抬上车，正准备找人帮助，留守人员中的刘多荣 此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工人，在另一辆车那儿喊他，他就把清漆桶靠在墙边，走了过去 。等老许到刘多荣那儿办完了事，再回到放清漆桶的墙边时，竟发现一桶清漆被犯人们用茶 缸舀着喝完了。他大吃一惊，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清漆有毒，喝后死了人咋办？这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啊。他找到劳改队的干事崔建国说明情况，首先告诉他犯人喝了清漆如果中毒致死 怎么办？谁知那姓崔的不在乎地说：“死人没关系，管他呢！”老许又问：“一桶清漆没有了 ，我们没法上账怎么办？”姓崔的说：“这我请示一下大队的领导，明天早上告诉你！”老许 因为怕犯人们喝了清漆后中毒出人命，夜里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老许去找姓崔的，一见 面就着急地问：“昨晚死人了没有？”姓崔的很不在乎，轻轻松松地说：“死了两个。”老 许又问：“是不是因为喝了清漆中毒死的？”姓崔的仍说：“管他呢，反正是死了两个。”
崔建国犯了个错误，他把老许当成了同他一样的“同志”，对老许四五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 。有时候，他还领上老许的小女儿到伙房里转悠。小女儿在伙房里跟着崔叔叔转上一圈以后 ，就把所见所闻向爸爸妈妈描述一番。小女儿说：“给犯人们做的饭，和猪食一样，莲花菜 的皮皮根子全剁碎了煮在大锅里，再和上杂粮面，做成糊糊，难吃得很！”小女儿其实并未 吃过犯人的饭，她是只从视觉里感觉到，认为犯人的饭难以下咽。
老许看见，犯人们每天上午都是每人一个糜谷面做成的窝头，糠壳都和在窝头里，窝头显得 十分粗糙。吃饭时，少数身强力壮的犯人还抢体弱无力没法保住自己饭食的犯人，体弱者连 这和了糠壳的糜谷面窝头也吃不到。怪不得，垃圾堆上丢弃多日的瓜皮、烂菜都被他们拣去 当做了美食佳肴。
此时，四大队的家属和职工宿舍先后都改建成了号子。有一天上午，老许看见从号子里先后 抬出了5具死尸。死尸都裹着死者的被子，用草绳在尸体上中下的部位各捆了一圈，用一条 长绳在脚上捆紧以后，由4个犯人拉到河滩的空地去埋掉。等老许最后离开四大队时，河滩 上已成了一片坟地。
而我是在30多年后才耳闻这些悲惨可怖的事。
我和小徐终于完成了向饮马二场移交粮食的任务。12月底，我们把全部的被褥行李箱子等包 扎停当，冒着严寒，坐上了去玉门黄花农场的大卡车，在玉门镇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然后 又驱车三四十里路，直达原四大队在黄花农场的所在地。
没想到，先我们而来的工人、难友，都对这里的一切叫苦不迭。首先是气候严寒，比十工农 场冷多了，人人都叫喊“这里是干冷干冷”，见了我们说话时都有点唏唏呵呵的；其次是水 土不服，这里只有井水，井水带咸涩味，凡是来的人都有一段拉肚子的经历；第三，这里的 伙食大不如前，在十工农场时，每到秋冬之际，各大队都要窖藏大量的冬菜。迁场是几百 里路的长途跋涉，无法把冬菜运来。黄花营子的农民只储备自己过冬的蔬菜，对这样大量 迁 入的人员的蔬菜需要无法供应，即使有少量出售的蔬菜，价钱贵得也非我们的食堂所能承受 ，这样，食堂只有少吃菜或不吃菜，油和肉的来源几乎没有，伙食只能降低标准。我和小徐 初来乍到，自然感觉更是明显。
已是冬闲时节，我们被告知，休息几天再说。
第二天，我拿出在四大队时就裁剪好的棉上衣用手工缝制。这是一件绿底大黑格子布面的对 襟棉袄，面料是在四大队时步行三四十里路在县城买的，我觉得很雅致。我小时候学过一点 针线活，在偏远的农场，找裁缝制做又得花好几块钱，而且未必就能裁剪合身。这样，我就 自己动手裁剪，在四大队买了一斤多棉花，来这里没别的事就自己动手缝了起来。我从兰州 带来的旧棉袄是花棉绸的，已经又穿了两个冬天，得换一件新的了。
就在我坐在男同胞们的大炕上缝棉袄时，杜博智突然来访。他在另一个大队，先我们来黄花 农场已好多天了。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听说我已到达，就利用休息日立即来访。我们都 喜出望外，叙谈了分别近一年来的各自情况。当然，我一直未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杜博智回 去后，灶上饭已吃过。炊事员为一些未吃饭的人重做饭时，杜博智也学着切萝卜，不慎伤了 左手食指梢，至今伤痕仍清晰可见。我应留他吃饭，到四工农场后曾向他表示过歉意。
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 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 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 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 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10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 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 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 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 布， 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 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 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 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 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