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大哭一场。而那时，我所作的是竭力表现自己，让那些改造我的人们无懈可击，无 刺可挑。由于我心中有了那线“曙光”，企盼有朝一日那线“曙光”早些来临，阵阵来袭的 睡意，都一次又一次被我用意志力驱赶跑了，大约到了子夜时分，才听得王会计说了声“休 息”。我知道，这就是命令，便匆匆收拾了该收拾的一切，准备回宿舍，细心的王会计看到 我没把墨水瓶的盖子盖上，便帮我盖上，记账都用蘸水钢笔。此后，每次深夜下班，我都记 住了盖墨水瓶盖。
此时，原在财务科闲谝的两三个人早已不知去向。
在我记账的四五个小时里，王会计除在开始向我交代了记账的方法和要求以后，便埋头干他 的工作去了，再一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不得不交代的“休息”二字，为我第一夜 在财务科的工作画上了句号。至于那些随意进来闲谝或转一圈又走了的这个或那个股长，他 们眼见一个大活人坐在王会计对面的桌子后面工作，却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 他们在闲谝时也绝不涉及我。当然，他们心照不宣。他们有兴趣观赏眉户剧中的梁秋燕，对 “梁秋燕”在财务科低头记账的模样，也许更喜欢作近距离的注目。×副场长大骂要捆我来 场部的事，他们肯定也都清楚。现在，我卑贱地低头认真记账的情形，他们都看在眼里。也 许，他们还为我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当年省报的记者，如今由他们掌握任其自由摆布而洋 洋自得。
自从晚上到财务科记账，我就永远地处于睡眠不足之中，那位王师傅在凌晨三四点钟还把我 叫起来清点汽油桶数，我的懊丧和瞌睡都达到了痛苦的地步，但我敢不起来吗？
来到场部以后，精神委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伙食太差，吃不饱。场部的干部及机耕队 的职工，在场部另起灶，吃的是精细的饭菜。有时我路过他们的伙房，里面飘出用油炝葱花 烹调炒菜的各种香味，使我馋涎欲滴。这种香味，在我们的“职工”灶上，永远也不会出现 。我见到他们的馍都是精粉做的，颜色雪白鲜亮，看着也馋人。他们吃的面条肯定也是精粉 擀的，这我就无法见到了，只能作推理式的判断。而我们的“职工”灶，吃饭的以机修厂、 机磨坊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主，在场部统称“职工”，这个称谓有别于汽车队、机耕队正宗的 工人阶级的职工，在场部的领导们认为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尊称，其实质内容则是一种区别 、一种蔑视。我们4个女右派及机修厂的男右派赵贵春，理所当然地在“职工”灶吃饭，我 们吃的面条可以清晰地看到麸子片，面条擀得很厚，切得又宽，一锅煮出来仍变成了疙瘩加 糊糊，吃的馍仍是兰生玉提醒我，不让我说的“麸子馍”，而且量不够。蔬菜几乎没有，油 肉之类根本见不到。这儿的伙食同我们来此之前，在玉门黄花农场四大队的又没法比，那儿 的馍还是又白又大，跟在十工农场一样，基本不限量，只是迁场后菜少油少，伙食费比过去 贵了些。我和小徐午饭都在杨股长的办公室吃，记得有一次，每人打了麸皮较少小小的一个 馍，我那直径26厘米的饭盆里则满满当当地打了一盆好像是干萝卜缨子煮的颜色发黑的所谓 的菜，很难吃。萝卜缨子，在十工农场是鸡兔的饲料，大灶上从未吃过。小徐吃了一小半就 吃不下去了。我的饭量一向比她大，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都吃光了。我肚子饿 呀，再难吃的东西，只要能填满胃口，吃下去总比胃里空着好受！试想，我们这些吃着不够 量的麸子馍，肠胃里经常填充着干萝卜缨子的人们，会有多少精神和力气去认真工作。一年 多来在十工农场从劳动中增添的体力，已变得十分壮实的身体，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消耗着， 消耗着……暂时，由于我和小徐都不下地劳动了，体力的消耗毕竟少得多，我们一时还想不 到饥饿对体力的长期消耗，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这时，有些难友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也一同迁到了四工农场。她们已习惯于十工农场的一切： 在那里，她们在生活和劳动上受到各种照顾，眼见自己的男人在原单位挨批斗时的愁苦无奈 已烟消云散，只是在艰苦的劳动中逐渐适应着周围的新生活，她们便也安然放心了。传统的 中国妇女的美德，使她们心甘情愿地同自己的男人同甘共苦。去年“十一”对少数人的摘帽 ，也使她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她们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深知自己男人含冤受屈的痛苦。在 当时的形势下，她们也只能企盼着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自己的男人会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中 来，被称作“同志”，而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来到四工农场后，情况大变。以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来说，他们全家3口来到四工农场后， 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窝子里。除夕之夜，王杰生被派到踏实出外干活去了。她和两三岁的小儿 子小三孤单地住在地窝子里。半夜里，暴风骤起，地窝子上面是用篷布盖着，四个角都用两 三人抱不动的大石头压着，篷布上还盖了些草笆子之类。当暴风骤起之时，篷布三个角上的 大石头滚到了一边，篷布和草笆子全都压到了她母子俩的身上，动弹不得。到天亮后，二站 的人看见他们这个地窝子的顶盖塌了，看不见她母子俩，在外面议论说话，不知是咋回事。 张露玲费力地拉起篷布的一角喊了起来，大家才知道她母子还在地窝子里，才将她母子从地 窝子里救出。直到几十年后，张露玲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奇怪的是就靠近我们母子俩 的那一角的大石头没滚动，如果那块大石头滚落到地窝子里，我们母子就完了。”这天夜里 ，王杰生和数十个难友由汽车拉到了踏实的旷野，住在帐篷里，他和王洪勤、刘开邦住在 一起，半夜里帐篷也被暴风刮倒，他和难友们在篷布的遮盖下，倒也没觉得冷。初一天 亮起来后，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挖地基，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但天寒地冻，地硬似铁，铁锨 蹬下去只是个白印印。于是，又用汽车把他们拉了回来。
王杰生全家3口人在四工农场的第一个大年夜和春节初一，就是这样度过的。
此时，不少难友都是和家属一起来到四工农场的，如：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赵贵春的妻子 黎淑莲等。记得1959年春，在我和小徐调四大队当中队统计之前，徐保安当时在场部就张罗 着卖他的劳莱士瑞士表，估计他是为了凑些路费，把河南老家里的妻子杨爱珍接来。我和小 徐后来去了十工农场四大队。当我们再次在四工农场同徐保安相逢时，杨爱珍已在他身边， 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来到了四工农场。还有王洪勤的妻子王玉芬和他也一起到了 四工农场。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我和小徐在三大队时还和她一块平田整地，在休息时和她 一起唱过歌。此时，他俩也一同到了四工农场，还带着个1岁多的小男孩。这些家属有一二 十个，她们是和自己落难的男人一起同甘共苦来了，但也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苦衷。
以黎淑莲来说，她原是赵贵春在张掖航校的学生。当年，年轻的赵贵春讲飞机结构，把一门 死板机械的专业课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无意中竟获得了聪明漂亮的女学生黎淑莲的心 ，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就结了婚。幸福美满的一对爱侣人人称羡。到1957年动员鸣放之 时，赵贵春看到街上从河南来的要饭的很多，就说：“我们党应加强对农村的工作，农村建 设好了，这些农民就不会从农村往城里跑了。”这种对“我们党”的建设性意见，到了反右 斗争开展后，竟作为恶毒挑拨工农关系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赵贵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张掖 航校对黎淑莲还区别对待，打算安排她到张掖地区工会工作，但黎淑莲觉得亲人含冤受屈当 了右派，自己在当地工作面目无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抬不起头来，就于1958年初回了 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 ，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的一个叔伯哥哥在1958年已活活饿死，她那在重庆当干部的二哥 饿得浮肿了。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她过去哪里尝过挨饿的滋味？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 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 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对右派分子称“同志”，生活虽艰苦，但能吃饱饭，无挨饿之虞。这 样，黎淑莲就带着小男孩，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老家数千里跋涉，于1959年初来到了安西十工 农场，同丈夫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可她哪里料到，在十工农场待了不到一年，来了个换 场，他们全家3口人，又到了四工农场。初到四工农场，她就立即感到，这里的政治压力比 起原张掖航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面对的又是新的生存难题。
再说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她先来到十工农场，那时我和小徐已调四大队，所以和她没接触 过。等我们都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虽知道她也来了，因为没和家属一起劳动过，不久我们 又先后调到场部，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多年后当我知道河南省在大饥馑的年代死人很 多，特别是有个信阳地区死人最多。我就想到，徐保安的家不知是否在信阳地区，徐保安的 妻子或许是被老家的饥饿逼到安西十工农场来的。徐保安当年就是因为鸣放中说到家乡的农 民“饿得嗷嗷叫”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切工作继续向“左”转，农村 吃粮肯定更趋紧张，杨爱珍在农村饿得受不了啦，听徐保安信上说十工农场能吃饱肚子，她 便下决心投奔到已当了右派分子的丈夫身边，图个吃饱肚子，同时对受难的丈夫也有个照应 。就这样，夫妇俩在十工农场过了半年同甘共苦的好日子。现在，他俩又一同来到了四工农 场，在四工农场他俩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生存难题呢？但不论是怎样的生存难题，他们都已 毫无退路，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了。
这些带家属的难友，都有自己的“窝”，开始都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王杰生和张露玲的地 窝子由于暴风的肆虐在除夕之夜塌了，就给他家另找了住处，别人的都没塌，就继续住在地 窝子和窑洞里。有了自己的窝，便自己做饭吃，各家都有个粮本。她们第一次到场部去买面 粉，令她们大吃一惊的，卖给她们的竟也是带有麸皮的面粉。自己的男人在大灶上吃麸子面 ，她们有理也无处讲，让自己和孩子也吃麸子面，同当了右派分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她们无 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不仅是个吃面的问题，也是个政治待遇问题。自己的男人犯了“错误” ，自己是个家属，可是啥事也没有的呀！俗话说：“三个婆娘一面锣！”在四工农场，她们的 男人是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干部工人家属，自己自然也是矮了一头，响锣一时无法敲起来。 到四工农场后，她们的男人吃着大灶上粗劣的饭菜已在挨饿，她们正想把家里的伙食调理得 好一些，让饥饿的男人在家里得到些补充，可她们打来的麸子面，挡不住自己和孩子的饥饿 ，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 、精粉做的馍，打面时也看到人家用同样的钱打着精粉，自己付出同样的钱，打回的却是麸 子面。她们已学会了忍受，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直往肚子里咽。而当她们悄悄地聚在一起时 ，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倾吐了肚中的苦水。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吃不饱那是没法的事，自己 和孩子没犯错误，为什么也要吃麸子面，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来改造的 呀！“锣”终于敲响了。十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找四工农场的刘生贵书记去说理。刘书记是 农场的一把手，只要他说句话就算数。家属们相信，目前的恶劣对待，找了他会得到解决； 不找他，同下面打面的干部谈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他本人就无权对此作出改变。
据张露玲在30多年后回忆，找刘书记她也去了，她们共去了十来个人，同去的还有徐保安的 家属杨爱珍及一个镇江口音的家属，等等。
她们找到刘生贵的办公室，十来个人一拥而入。刘生贵看到她们，起先还弄不清她们是来干 啥的。当着十来个右派分子的家属说话，她们要吵起来总不大方便，他就要求她们先都出去 ，一个个按次序进办公室，跟他个别交谈。个别谈就个别谈，为了争得她们自身的权利，她 们既已挺身而出，便一个个毫无畏惧。
第一个进去和刘生贵谈的是一个约摸三四十岁，年纪较大，镇江口音的家属（因年代久远， 张露玲已记不得她的名字）。这位家属张口就说：“当年他参军打国民党披红挂彩，是我送 走的。现在他犯了错误。我又赶来帮助他改造，这是党对我们当家属的要求，我这么做是符 合党的要求的不是？可我们到了这里，打面只给掺着麸子的面，好像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 党一贯的政策不是这样，不对头嘛，我们来农场帮助自己的男人改造有啥错？共产党的干部 无论在哪里，办事总是要按照政策来，不执行政策，我们走哪里也能说上理。”这位家属理 直气壮地说完，走出刘生贵的办公室，又把她刚才说过的话，向等候在外面的家属重复了一 遍，张露玲觉得这位大姐嘴巴子很利，给大家鼓了劲。
不等她说完，杨爱珍已进了办公室。她首先声明：“我是党员！”接着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 ，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钱买麸子面吃，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是来帮 助自己的爱人改造的，凭什么要给我们打麸子面！”刘生贵作为农场一把手从未遇到过如此 棘手的事，他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中，居然还有党员的老婆。在杨爱珍之后，还有两三个家 属，也声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刘生贵耐心地和十几个家属谈完话后，当即作出决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今后不得 再供应麸子面，而要和干部、工人家属同等对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作法。这在当时是难能 可贵的。我的这些难友的家属们大获全胜。此后，她们从场部买回来的也是精粉。
说话间，天气已渐暖。有一天，一站、二站的部分难友们都来到场部附近干活，大概是给场 部干部的自留地翻地种洋芋。所谓的自留地，就是按场部干部人数统一划出大片土地，统一 耕种，秋后再将收获物分给每个干部。在甘肃农村，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省上提出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原来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而在四工农场，场部可以随意调遣右派分子们无偿地为他们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场部干部 所得，倒真是具有剥削的性质。而我的难友们都是来劳动改造的，一个个都是不能说话的工 具，管教干部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们连想都不用想，这些土地的收获物同自己有什么 关系。
这天，在劳动结束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场部“职工”灶在改善伙食，每个打饭的“职工 ”的饭盆子里都有4个包子，没掺麸皮的包子！所有看见包子的人都馋涎欲滴，却只得无望地 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午饭时节，回到站上不论好坏，总是有饭菜等着自己。而有的难友终究 经不住包子的诱惑…… 我和小徐已打来了包子，刚开口要吃，就进来了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陈××。他是兰 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