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了信任。没有谁对我说这句话。我以右派分子之身委屈不已，便又做出了同情另一个右 派分子的蠢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提到：“凡是界 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 ，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引自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07页。此通知来得太晚 ，当报社反右斗争一轰而起，领导经过批斗查实，已考虑到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来论处的 时候，我已受尽委屈，却无人告诉我，你不是右派。类似情况，在报社已有先例，文化部的 黄权舆在写小说，景超从庆阳参加土改报道回来后，萌发了写长篇小说搞创作的打算。在刻 苦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有时便一起交谈搞创作的甘苦。当景超被当作黑 社头子进行批斗后，黄权舆也被株连进行批斗，批斗了几次没查出什么。每批斗一次，黄权 舆的癫痫病就犯一次，以后对黄权舆的批斗便不了了之，结束了。或许，因为我是黑社头子 王景超的妻子，谁也不愿意吐口说我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我不是右派分子，可能还意味着景 超的罪行会减轻几分。
痛定思痛。如果当初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还我以自由之身，仅仅是景超一人赴酒泉夹边 沟劳动教养，我可以去夹边沟看他，从而了解到他艰难的处境。如果不降级，当时我有102 元的工资收入，我能够从经济上大力支援他，想方设法让他吃饱肚子，最后让他平安归来。
杨允文反戈一击造成的后果是血淋淋的，使我们家破人亡！
在这最后相聚的时刻里，别情依依，我们相依相靠心心相印，安恬地憩息在一起。我们几乎 是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再去想，什么也不必说了，该想的我们都已仔细认真地反复想过了 ，要说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都已在我们的小屋里倾诉过了。在列车前进的隆隆声中，车 厢里别的旅客在谈笑，打扑克，随意走动，一切正常。我们的那几位伙伴背负着沉重的冤屈 和家人离别，心里也十分凄凉，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我们也不多话。我们对这一切全都 视而不见，整个车厢里仿佛只有我们俩，这个世界仿佛只为我们俩才存在。直到离别前，我们根本没有设想过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我们，而且理所当然地认 为我们遭受到的已经是灭顶之灾，今后只消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炼，自己跌倒自己爬，不论经 历怎样的苦难，我们总会吸取教训，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细细地咀嚼了被打倒在地 的痛苦以后，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向高傲倔强的他，沉稳老练了许多；在别人眼里柔
弱不禁的我，变得十分坚强了。我们仍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右派分子“给出路”的政策。为了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 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够达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是乐观 的。他还重新坚定信心，继续做起了他的作家梦，他用笔勤奋地编织了多年的梦……我却想 着，三两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这耻辱的印记被抹去后，我们应有一个农民的独家小院，简朴 的小屋是洁净的，窗棂上糊着白纸，还贴着巧手的邻居为我剪的大红窗花，我们过着“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日子，自由的灵魂不再受到捆绑，更不再被撕扯抽打……当然，这 一切也是为了他继续写作。我将会尽心竭力做一个好妻子。孩子们会背着小书包到村里的小 学读书，我也会是一个好妈妈。此刻，我只渴望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因为这偌大的世界 只有景超和孩子们才需要我。我编织的其实也只是个虚妄的梦，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梦幻。 我们在虚幻的梦境里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已一无所有。我们原 该从梦境里惊醒的，沉湎于迷梦终于使我们铸成大错。
酒泉站到了，离别的时刻终于来临。原来默默的那几位伙伴热情地行动起来，他们麻利地把 景超的箱子、行李、装着脸盆的网兜等什物连搬带提地送到车下，和景超一一握手，郑重道 别。他们比起我们俩又幸运多了，他们只是自己一人当了右派，每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全 家人对遭了厄运的亲人都格外关心，全家人也只牵挂着他一人。此时，他们不免也为双双落 难的我们难过，内心很同情我们俩。但大家都还挺天真，谁也没有想到，同行的伙伴后来有 一半人先后匆匆告别了人世，未竟天年。我和我的伙伴们当时都头脑简单，愚不可及，都没 有想到作为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每人的头顶上都有一把用头发丝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略有风吹草动，头发丝便会断裂，利剑便会从头顶上方落下。
我和景超最后一个握了手，止不住地黯然神伤……毕竟，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已使我们无 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今日一别，天各一方。我们面前已无坦途，我们各 自只能挣扎着踽踽独行于悬崖、戈壁、丛莽之间，知冷知热相依相伴的人从此不得相见，两 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这苦难的历程何时 才是尽头？
列车又前进了，我从窗口看到他苍白着脸，孤独地站在站台上，只是痴痴地望着我为我送行 ，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我的心不禁颤抖了。
列车快到酒泉时，景超曾冒出一个念头，想送我们到安西的农场，再返回酒泉去夹边沟。他 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要去的农场的情况，也想再送我一程。以我们的右派身份，前面的路途必 定险象丛生，坎坷难行，让柔弱的妻子孤身前往，他难以放心，更舍不得让我去经受那难以 逆料的磨难。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没有同意。
登上西行的列车前，我们心情最沉重的是将两个幼小的儿子抛在了兰州。我们的大儿子伐夏 6岁多，小儿子小夏不足4岁，他们都应依傍在父母的身边，享受无尽的天伦之乐，快乐健康 地成长。而今，我们被迫远离他们而去，他们见不到父母的面，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照料， 远远地离开了父母爱心的滋润。当别的孩子们喊着“爸爸”、“妈妈”，用小手臂勾住了爸 爸妈妈的脖颈的时候，他们只能寂寞地走开，用小手掌抹去顺着脸颊流下的眼泪……他们 童稚的心灵将会承受不应由他们承受的重负，他们还会缺吃少穿，前面的路上将有着怎样的 艰辛在等待着幼小的他们呵！每想及这些，我们都难以自持。两三个月以前，我们自知厄运 已定，为了准备去河西的行装需要一笔钱，就狠心地停了小夏的牛奶，当时，我直觉得这是 抽去了他那胖乎乎的小脸上的红润。我们挨斗后，伐夏正在上西北新村幼儿园，为了不让他 得知我们挨斗当了右派分子的情形，让他住在妈妈家就近上了女师附小幼儿园。小夏仍全托 在报社托儿所，阿姨们怕刺伤孩子，也并不告诉他爸爸妈妈当了右派分子，每个星期六仍由 我接他回家。
随着批判斗争水平的不断升级，我们的宿舍门框上面贴了“蛇窟”的横额，两条伸出了长舌 的毒 蛇弯曲着缠绕在“蛇窟”二字的四周，门上是我们俩猖狂向党进攻的漫画，凶相毕露，十分 丑恶。当时我梳的小辫，小辫是窝在耳后用发带扎起来的，美术编辑们发挥了可爱的创造力 ，发带画得又宽又大梳在耳后，上面零乱地画了很多像是花朵的“右”字，衬衣上也全 是“右”字，不伦不类，恰足以显示我的“妖魔鬼怪”身份。门两边还贴有火药味很足的对 联。贴这些漫画、对联的时候，我们已经灭灯上了床，听到纸张响动的沙沙声，便立即明白 了是怎么回事。美术编辑们深夜的革命行动可嘉之至。然而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只能在沉 默中吞咽难堪的凌辱与难言的痛楚。此后，我们开宿舍门时动作迅速，并立即闪身入内。无 论怎样，我们总想和毒蛇拉开距离，即使暂时地将它们关到门外，视而不见，也是一种逃避 。星期六下午，我从托儿所接小夏回来，正不知该向他怎样解释门上贴就了的这些无法向他 说明的丑恶画面时，只见他好奇地端详了一阵，竟高高兴兴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小白兔， 小白免！”蹦蹦跳跳笑着进了屋。3岁的他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我的难题，却也多么令人心 酸。我蹲在床前亲着他的脸蛋，不知该说什么好。
1958年4月初，我们的处分宣布以后，为了孩子，景超曾向领导请求把我留在兰州劳动。这 在有的单位是可以准许的，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报社的领导们经 研究后未同意。他们硬是强迫我们全家骨肉分离，4口人隔绝在3个地方，相距1000公里之 外 ，使俩幼小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料，这般的铁石心肠，这种对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的过激 做法，符合报社主持工作的几个副总编辑的心态。他们出于对自身情况的各种考虑，唯恐对 右派分子的处理右了宽了，个别人还有着说不出口的理由，不许我留在兰州。这样，苦了的 是我们无辜的孩子，他们应享有的父母之爱全被剥夺了，而且他们的爸爸已被开除没有了收 入，我的工资降了5级之后每月只有58。24元，养活他们该有多艰难啊！孩子啊，孩子，你 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你们童稚 的心灵受到的创伤，一生里也难以愈合，你们娇嫩的身体怎经得起风霜雨雪的摧打？小夏 ，你的小脸蛋还会红润起来吗？你如再看到那丑恶奇怪的漫画时，还会蹦着跳着快乐地呼叫 “小白兔”吗？伐夏，你因为几个月没回自己的家曾闹个不休，如今爸爸妈妈将长久地和你 们离别，你会哭叫着要回自己的家的吧，但是，我们哪还有自己的家？
最后，两个孩子都只得留给了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有历史问题，没有工作的人。我的母 亲是个小学教员，患肠结核、胃下垂在家卧病已两三年，3个妹妹正上中学和小学。原来， 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家用，现在，谁养活谁，谁照顾谁呢？重病的妈妈被剥夺了养病 的权利，两个待抚养的小外孙硬是推到了她的身边。
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时，我们每个人都奉命表态，景超发言时还说：“我今后一 定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争取做一个好公民。”这些话 确也表达了他内心的愿望。当时我们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地设想，也无法把我们自己同全 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割裂开来，同祖国的前途分开来。我们被强制戴上的“桂冠”虽不妙，按 照毛泽东的指令不予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对我们也多少是个安慰，不仅景超，我们每个 人都尊重珍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唯一可称之为“荣誉”的身份，决心当一个好公民。但是这 些被允许做公民，自己还在争取当一个好公民的人，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夫妻情、亲子爱都被 残酷地践踏，原来赡养老母的我，倒让重病的妈妈来抚养自己幼小的孩子，一切都来了个颠 倒颠。报社领导既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只能横下心来接受，咬着牙忍受。话说回来 ，我可怜的妈妈，幼小的孩子都是人民，而不是如我们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今后的生活里 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和我们会不一样些，所以，登上西行的列 车以后，对他们我也就不再去多想了。受难的灵魂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也会自动调节排解， 来略略 平衡一下自己的。
现在，他独自一人留在了酒泉，留在了他将要接受改造劳动教养的地方，留在了他将受苦受 难的地方。他将永远地留在那里了。他没有挥手，没有向我微笑一下，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 险恶处境担忧发愁，不是的，他自认为身强力壮，性格坚强。自从“七七”事变后随大哥逃 难出来，颠沛流离，他什么苦都吃过。过去我的家境不算好，但从小肚子总是吃得饱饱的， 而 他曾多年挣扎于饥饿的困境。所以，他对于自己将要迎接的一切毫不畏惧。他无言地向我告 别，心里正是对我有着万千的担忧牵挂，毕竟，我太娇弱，体重不到45公斤。我从小在父母 身边长大，17岁参加工作后，我们曾共享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以后做了年轻的妈妈，仍然 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去的安西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我们已得知那里号称“世界风库” 。让娇弱的妻子只身经受暴风酷寒的袭击，在苦重的劳动中呻吟挣扎，遭受各种奚落侮辱… …对我们来说，动辄的批判斗争是难免的，不许有怨言，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这种种的苦况 ，他娇弱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吗？他还能再见到他亲爱的妻子吗？他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切，当时 他最害怕的就是再见不到亲爱的妻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吓得他脸色苍白，呆在了那里 。此刻，妻子在他心中就是太阳，就是上帝，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男子汉的他如若一旦失去 对妻子的皈依，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失去一切。妻子已离他而去，他却无法伴随妻子，无法 送我一程。他的公民意识告诉他，他有权送妻子一程，但他已一贫如洗，火车票不会白送 给他。万般苦痛啃噬着他重创的心，这一切又全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他那忧伤的脸上，显现在 他呆立的姿态上。他仿佛有些站立不稳，他的身影已模糊……似电击了一般，我迅即也感 觉到离别对于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的磨难。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我们难道还苦得不够吗？他 是何等样的男子汉，为什么要遭此厄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章 初到农场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而 且无风。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禁有些愉快。
我们要去的十工农场离县城有15公里。我们先在一个小旅店安顿了下来。第二天，杜博智从 街上找到一个毛驴拉的架子车，人事干部蒲廷珍决定搭毛驴车先去农场，杜博智着急地也一 同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在小旅店继续住了下来，等农场来车接。这是一个农舍似的大院，住 房都是极简陋的单间平房，安着吱扭作响的单扇门，院中有一水井，很浅，四五尺长的井绳 就可把水桶吊上来，吃用的水全取于此。
中午，大家到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饭馆只有一间铺面，有一大圆桌，菜只一种大葱 炒肉片，兰州当时已有多种新鲜蔬菜上市，安西可吃的蔬菜只有过冬的大葱，菜价很贵，我 们5人共要了一个大盘，主食米饭，一小碗要1角钱且沙石甚多，我们在报社花4分钱买的 米饭比这强多了。这顿饭让我们知道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饭后，我们到附近散步，看见一段城墙，走出城外，只见细细的黄沙几乎将城墙埋没，我们 踏 着黄沙一直走到了城墙的堞墙处。可见世界风库之说绝非虚传。阳光灿烂，沙是温热的，我 手抚堞墙，但见城里城外，除了我们几个右派，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这段城墙只数十米长 ，不远处是坍塌了的城墙，已被黄沙埋没，大约由于坍塌的年代先后不同，留下了起伏不平 绵长的遗迹，更远处，又有屹立于蔚蓝的天幕下的城墙出现。附近农田极少，一望无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