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捆绑好全部行李衣物，全体立即坐车回各自的原单位。此通知宛如一声炸雷，是我的难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站上的领导选择在送他们上路的大卡车到来之际才宣告这一通知，是由于他们充分估计到，当送右 派分子们回原单位的大卡车到来之际，就是有人想要闹事也来不及了，此时每个人都只顾捆 行李上车了，谁还想在这千载难逢的当口，去为泄愤耽搁回原单位的机会？回原单位也就意 味着同分别了3年的父母、妻子儿女及所有亲人的团聚，这是他们3年来在梦中都渴望不到的 啊！
徐福莲是我的女伴中最后一个离开场部，坐着大卡车来到一站的。她在大卡车上看见杜博智 就大喊：‘和桑的行李、箱子都在场部呢，你给带回去吧！‘可是，大卡车不会为我一人的 行李、箱子再回场部，一站离场部虽一里多路，杜博智也没有时间去搬运，因为卡车司机不会为此而等待。这样，我的行李、箱子等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四工农场，我得重返四工农 场，把这些东西取回。
杜博智当然也已知道了景超的噩耗。下午，他把伐夏带回报社他的宿舍，给伐夏做了顿饭， 让伐夏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再把伐夏送回。
重返安西四工农场，我想最好有个人搭伴而行，路上有个照应。很快就打听到省检察院的韩继祖正在兰州探亲，他妻子在省委医务所工作。我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探亲期间并不知 农场的难友已全部回原单位，他的行李也全部留在农场。一两天后，我们一起登上了西去 的列车。
这次再返四工农场，我的行李、箱子都绑扎得好好的，只丢了农场发给我的那套工作服，可能是被哪个‘职工‘顺手牵羊拿走了。农场的难友几乎都已走光，我的3位女伴都已离场。 一站的卢全福还没走，我邀他一同返兰，他同意了。在一站见到王志玉站长，他让卢全福剁下一块约四五斤的牛肉送给我，还送给杜博智一条羊腿，让我回兰州时带给他。
在场部，我还遇到了在眉户剧《梁秋燕》中扮演年轻妇女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职工‘，他 还活着，这使我感到高兴。近一年未见，他脸上出现了皱纹，显得有点老相，那些年纪较大 的群众演员呢，他们也还活着吗？我不知他们的姓名，就无法打听。三、四站的情况更糟， 死人更多，我在‘医院‘里见到的‘病号‘就都是三、四站的。我相信小‘职工‘活下来很 不易，我为他庆幸，他总还活着。他是到场部集中，然后坐火车去新疆的，迁场行动已开始 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愿这些幸存者到新疆后能过上好些的日子。
一两天后，我就和卢全福、韩继祖一同搭火车返兰。此次在柳园车站上火车，还出现了惊险 的一幕：上火车的旅客很拥挤，我刚将一只脚踏进车门，多半个身子还吊在门外，火车就开 动了，而且速度不慢，吓得我大声惊叫。不知车上是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才将我拉进车厢 。这次回兰州的火车上，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因为有当炊事班长的卢全福与我们同行，他带 了很多大饼。也许，是出于对新寡的我的同情，他不断地拿出大饼劝我吃，我虽也带了些饼 子数量毕竟有限，老吃他的就不好意思，但他慷慨大度，一再拿出饼子劝我吃，对韩继祖就 不像对我那样大方。
这次回到兰州，才得知我的外祖父在我去安西期间已去世，得病很快，一两天内就咽了气。 我回到兰州时，后事早已料理完毕。我远在敦煌的姑姑即我的舅母，她是我父亲的同父 异母妹妹，嫁给了我的亲舅舅，这种婚姻叫做‘换头亲‘接到外祖父病故的电报，就立 即带着儿女回到了兰州家中。这时，外祖母又病重。
因为家中住处紧张，我到报社要求给个住宿的地方，管理科只在女工的集体宿舍给我安排了 一张床的位置。在出进报社的路上，遇到一些熟人，他们都避而远之，装作没看见我。在大门口，我见到托儿所的阿姨王荷秀伐夏和小夏她都带过，所以她也认识我。见到我，她笑着握住了我的手，亲热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转，却并未流下。我知道，她说这话是从内心里庆幸我总算回来了，对于景超未能回来，仍谨慎地避而不谈。
在报社这个我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人们对我的疏远冷漠，使我的感情也只能是相应地对应之，麻木冷漠，难以外露。
我去看外祖母，只见她枯瘦如柴，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围靠被子坐在炕上，外祖父过去可算是小康之家。外祖父的寿辰是阴历重阳节，外祖母的寿辰是阴历九月初七。过去，二位老人 家的寿辰常合在一起，都在重阳节这一天过。我小时候去外祖父家贺寿，每次都要磕头的。 他们的寿衣早在50多岁就做好了压在箱子里，在这样的大年馑里，需要时取出很方便。现 在，外祖父已辞世，看见外祖母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坐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已完 全失聪，我无法宽慰她，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看望她老人家，我提了一斤供应的饼干 ，坐在她身旁。一会儿，我看到她用手指着桌子上切开的萝卜，说是要吃。姑姑切了一片递 到她手里，她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我看见她满嘴上下牙一共也就五六个，可她硬是用残缺的 牙使劲咬着脆生生的萝卜 。她一定是肚中饥饿。
又过了几日，外祖母咽气了。二位老人的生日只差两天，先后咽气在一个月内。显然，是无法抗拒的饥饿，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去外祖母家奔丧时，外祖母已穿好寿衣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只流了眼泪，没有大哭。我见过的死亡太多，心灵情感都已麻木迟钝。任教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表兄苏炳勋，年纪比我大得多，他跪在灵堂前，喊着：‘奶奶啊！‘大哭不已，悲痛不已。给外祖母送葬，我没有 去。抬埋老人，按兰州过去的规矩，主家都要准备酒菜，招待奔丧的所有亲友。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自然无法为亲友们准备饭，送葬的人就尽量减员。大家认为我连遭不幸，景超去世不久，身心的重负已难以承受，我便成为当然减员的对象之一。外祖父母都埋葬在兰州 西郊的晏家坪。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过去家中一切祭祀天地祖先的大事，都由他操持。由于他没有子嗣，一 切祭祀活动中，跟着他磕头的常常只有我这个长女。我的妹妹们都小我许多岁，那时还无法 跟上我一块儿磕头。我从安西回来才两天就带着俩孩子去兰园看电影，父亲当时嘴里没说什 么，心里很生气。有一次在我为别的事和他发生顶撞时，父亲就借机怒气冲冲地发泄说：‘ 你一回来就领上伐夏、小夏看电影，像啥样子嘛，谁家的人有像你这样的，狗东西！‘父亲 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他心里对失去景超的哀痛是很深很深的。我重返安西去取行李后，为 了纪念景超，他重操原来的行当，在方桌上为景超设了灵位，上写：‘爱婿王景超之灵位‘ ，并摆了几样祭品。3个妹妹从未经见过这种祭奠活动，心里都清楚大姐夫是个右派分子， 就有些害怕。但父亲不管不顾，他按自己的方式纪念了爱婿。我只是在多年后才知道此事的 。三妹提起时，还说：‘不知道大大那时怎么就敢！‘父亲那时对于我没有对景超有任何的 祭奠，一定内心非常不满。在我去安西后，他便按自己的心意作了补救，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作了他该做的事。可我在农场已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任何一个‘钻沙包‘的难友，没有谁 会祭奠他，更无人悼念他。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 常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同正常人的心态反差就是如此之大。
事实上，在大饥馑的日子里，父亲有了很大改变，他的精神已有些失常，神志已不很清楚。 一次，我的亲叔伯兄弟和良来看我们。我和景超还在报社工作时，他作为调干学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学，暑假期间回家，到报社看过我们。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学生也被 划为右派，也不知他的处分如何，他倒是主意很正地回到兰州家中自谋出路，找了份工作干 上了。现在，他的生活还是安定的。他来到父母家中，我们闲话一阵，主要是说了说我和景 超的情况，农场死人的情况，等等。在他告辞前，父亲竟然提出五六种报章杂志，要和良为 他到邮局代订。父亲大半辈子都有阅读习惯，爱看杂书。可是，在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日子里 ，他不提别的要求，却要和良为他代订五六种报章杂志，真让和良哭笑不得。就是替他代订 了，那些日子里的他，饿着肚子又哪有精力去看。这已是他神志不清冒出的妄念。
妹妹们说，此时的父亲常将家里的衣物背着家人拿到街上卖了买吃的。景超的一件短皮大衣 已很旧了，原来他一直穿着，因天气已暖，就拿到街上卖了不知多少钱，用13元买了1斤高 价水果糖拿回家来，只给了母亲一两块，别人一概不给，就一个人吃了。他脾气变得非常暴 躁，而且不讲理，动不动和母亲、妹妹们大吵大闹，以至后来发展到向母亲、妹妹们寻衅闹 事。母亲和妹妹们不胜其烦，在外祖母去世后，就干脆躲到了外祖母家，住在了外祖母的房 子里，不回自己的家。
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向对中国共产党敬畏尊崇。就在我们去河西劳动之前，他对甘 肃省委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满怀信心，对我们去劳动的前景充满希望。他 曾热情地说：‘你们先走一步，过几年河西建设好了，干脆我们全家都迁到河西安家落户。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仍然一片赤忱，曾狂热地写信给我，打算把俩孩子的名字改为超英 、超美，被我拒绝。两三年过去，大跃进失败了，全民挨饿，人人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这 一场灾难的出现，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掀起的风暴雷霆，他的躯体神经都无法承受， 他又不敢把愤怒怨恨用语言作丝毫的表示。他的爱婿、女儿正是由于因言获罪，爱婿又被 活活饿死在劳动教养的农场。他不能，他什么话都不能说！这样，灵魂的车裂，饥饿的折磨 ，终于使他精神分裂，神志不清。
我从四工农场拿回的那块牛肉，家里人并没有立即煮熟吃了它，而是先放在了母亲的衣箱里 ，用一把老式的黄铜锁锁了起来。此时，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外祖母家住。只有伐夏、小夏和 父亲仍住在一起。父亲知道箱子里有一块牛肉，就急不可耐地想把牛肉取出煮了吃。夜里， 伐夏、小夏都已睡了。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箱子打开。此时，衰弱的他已没有多少力气， 一 次又一次的努力，都使他摔倒在炕上。伐夏、小夏都醒着，都不敢说话，就看见他一次又一 次摔倒在炕上。折腾了半夜，他到底也没把箱子打开。
伐夏第二天把父亲为取牛肉折腾了半夜的情况给大家一说，我们就为俩孩子担心，万一他在 愤怒和神志不清中对俩孩子做出了什么，可怎么办。
后来，在报社的院子里路遇叶滨，我就要求报社分给我一间房子，我说：‘我3年没管过孩 子，现在回到报社，我要和孩子住在一起，照管教育孩子。孩子们需要我，住集体宿舍，孩子们见不到我，哪行呢？‘叶滨应允。这样，我在报社附近力行新村56号的职工宿舍有了一 间平房，把孩子们接来住在了一起。孩子们转学到酒泉路小学，伐夏上三年级，小夏一年级 。
我们的这间小平房坐南朝北，非常阴冷。我们搬进去后向报社借了个铁皮小火炉，领煤还得找管理科的张炯。张炯就住在后院里，我向他说了说。他问：‘你啥时候领？‘我说：‘明天行不行？房子阴冷，我想马上就把炉子生着。‘张炯一口答应，说：‘行，明天上午10点 左右，你到炭场上来，我给你发。‘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借了个架子车去领煤。到了炭场 上，张炯已等在那里，见了我说：‘今天我本来不上班，见你要领，我才特意赶来。‘话虽不多，我心里一热，几乎流下泪来。1949年，我初到报社的那个冬天，就是张炯发的煤。那 时，作为城市女孩的我，毫无劳动能力，我的同室女伴也一样，张炯发煤，是他自己用筐挑 着煤送到我们宿舍的。他也是同景超一起从西安行军到兰州的。听说行军途中，他打前站， 给大家办理伙食住宿都很能吃苦。在报社共事的这些年里，我和景超成立了家庭，有了俩孩 子。一场反右派斗争后，景超去农场劳教未能回来，我们孤儿寡母落得如今的下场，他心里既同情又难过，所以很乐意在星期日为我发煤。
同院还住有原甘肃农民报的马占海，他曾是我在二版编版时的助手，回民，现全家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原来相处就好，反右派斗争中，他对我的揭发批判，只是迫于形势作了作姿态。 他如今也没有表现出和我划分政治界线。我去他家坐了坐，说起做饭无锅台，那时家家都自己起灶 ，无锅台就无法做饭。初次见面的他母亲看到我年纪轻轻拉扯俩孩子很忄西惶，热情地说：‘占海会泥锅台，叫他星期日帮你泥上一个，你和 两个娃娃，在房门口小小地泥上一个就行了，用不了多少土坯，找些旧砖也行。‘这样，找了些旧砖、土坯，马占海在星期日为我砌了个锅台，当下就生起了火。
我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残破不全的家。
初到报社，党员干部汪星主动和我有来往。
反右斗争之前，我们一贯友好。我和景超结婚时，我们同住一排平房。他的前妻郭霜青和我 同龄，在资料室工作。作为邻居，又是差不多先后作了年轻的母亲，我和郭霜青在一起有许 多共同的话题，常有来往。后来，郭霜青不幸因病早逝。
汪星是从延安来的年轻干部，极有才华。他二胡拉得好，有一次报社办晚会，男女同志有个 小合唱，他是我们的领唱，歌声嘹亮，且极有感情。报社举办舞会时，我去跳舞，他常是我 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50年代在编辑部 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星说，他有 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 ，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 。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 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 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 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 ，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 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 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 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