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难友们以他们刚正不阿的秉性，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对林彪、‘四人帮‘的倒 行 逆施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深重灾难，忍无可忍！他们不顾自己还钉在耻辱柱上，是戴着镣铐 之人，更不顾自己在1957年就因为仗义执言被划入另册而成为阶下囚的经历，硬是再一次地 奋身而起，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先驱者勇敢地吹起号角，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冲 锋陷阵！
他们在划为右派之后，都经历过充满血和泪的‘改造‘生涯，对错划为右派饮恨吞声委屈不 已，有些人因之还经历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但是，对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 的罪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国难当头，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义愤填膺，按捺不 住心头的怒火。他们每个人就是一座火山，在党和人民遭受危难之际，他们胸中的火山爆发 了，喷出万丈岩浆，直射向那罪恶滔天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们和全国人民同 仇敌忾，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但正义的事业胜利了！
他们的英名将万世流芳！毛应星、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刘凤翔及与刘同案被 处决的几位英烈（作者朱正忘记名字）、林昭，还有已被处以死刑而捡回一条命、活着的‘烈 士‘朱希，他们的铮铮铁骨，不仅表现在1957年帮助党整风时的无私无畏，更证明在十年浩 劫中不惜抛头颅、洒鲜血，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冲锋陷阵的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
以上述及的诸位英烈及活着的‘烈士‘朱希老人的事迹，基本上都是我从见诸报端及手头的 纪实性书籍中查找到而加以转述的，我向这些也曾是我的右派难友，而后又站在反对林彪及‘四 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最前列，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的英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也向朱希老人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感到极为自豪！同时，我也想到，在全国各地，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尔后又因‘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许多罪名，被枪杀于十年浩 劫期间的英烈们，可能绝不止于上述的几位。他们只是默默地牺牲了，而无人想及他们曾是 1957年的右派，也无人因为他们曾是当年的右派而特别地加以纪念！历史老人将会到何时才 会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再来一次更公正的评价呢？
从我手头的材料看，对英烈的善后处理，以甘肃省最好。甘肃省不仅向民政部申报，由民政部发布决定，授予毛应星革命烈士称号，发给冤狱费，并根据烈士生前遗愿，由中共甘肃省 委追认烈士为共产党员，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毛应星烈士的遗骨，从原葬地起出火化，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为毛应星烈士平反昭雪的一切事宜，早在1980年11月29日就已完成。12月3日《甘肃日报》 从一版转二版转四版用了两个多版面进行报道，为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根 据。《甘肃日报》并发表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社论上说：
‘毛应星烈士是我国十年长夜里又一颗闪光的星。她代表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正气，她不畏 强暴，坚持真理，英勇献身的事迹，将永垂青史，永远为人民所敬仰所怀念。‘
‘毛应星同志是我们民族的好女儿，知识分子的好榜样。‘‘她屡受挫折而不屈不挠，勇于 探索，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表现了崇高的情操和可贵气节。‘‘毛应星是人民之星，星光 闪亮，昭示着人民的爱爱仇仇。‘
‘忠骨存正气，英烈励来人。‘
可以与此对照的是，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中，对刘凤翔在1970年4月英勇献身的事迹，在文件中只简单地提到：‘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 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 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烈士生前不为名、不为利，才有了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 集团坚决斗争，英勇献身的壮举，作为烈士生前的所在单位，只以‘宣告刘凤翔无罪‘、‘ 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作罢。这样简而又简地处理善后，刘凤翔同志在九泉之下已然 什么 话也不能说了。
写到这里，我心里仍十分难过，那些活活饿死在安西四工农场、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包括 高台明水分站）的难友们，他们之中肯定也不乏如毛应星、刘凤翔诸英烈的铮铮铁骨，死亡 使他们永远地闭上了嘴。在十年浩劫的深重国难中，他们已没有机会呐喊，向林彪、‘四人 帮‘反革命集团作最坚决和最后的斗争！他们作为民族的精英逝去得太早了。如果他们还活 着，谁能说，他们不会集结为一种力量，向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最后 的冲刺！从维熙的4位‘老右‘朋友：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不正是集结于南京， 在作最后的冲刺中，被集体枪杀的吗？这样的民族精英多增加一个，对于正义的事业就多一 份力量。
再说我的亲人景超，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在‘十年浩劫‘中，他绝不会沉默。他是个刚正不 阿、宁死不屈的人。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的滔天罪恶，他绝不会容忍，而会奋起作坚决的斗争！他是正义事业的一份力量。令人抱 恨的是，大饥馑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没有给予他这个机会。
写完这一章，不由得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在遭受 了无以描述的屈辱、饥饿、甚至死亡，他们仍忠心耿耿地信任党，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 惜抛头颅、洒鲜血，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是因为，党的事业和马 克思主义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他们的心里，指明了他们终身的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论个人有着什么样的遭遇都不能摧毁的。我想，这就是他们不惜一切为之奋斗的真正原因。
一次奇遇·尾声
1998年9月15日下午，杨康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位老乡陈群，40年前曾在酒泉夹边 沟劳教农场同景超生死与共。他50年代在甘肃日报文化部任副主任之时，发过陈群的两 篇稿子，陈群很感激，并同陈群有一面之遇。近日，陈群打听到他还在报社，找到他家里， 他们见了面。谈话中间，陈群说起他同景超生死与共的许多情况，并问到我。但陈群并不知 我的姓名，也不知我原来也在报社工作。杨康认为此信息十分重要，就将陈群的电话及家庭 住址告诉了我。
这太意外了，我十分兴奋。原来同景超共过患难相互比较熟悉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听说在70年代已患癌症辞世，写本书时，我已无法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景超生 前的任何新的信息。这位难友的出现，无疑将会提供许多景超生前的、为我原来所不了解的 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想立即见到他。
此时，孙子小亮还住在我这里上学，我还得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到星期五下午小亮要回父母 家。我拨通了陈群的电话，告诉他，我将于19日下午去他家拜访。陈群说，他同景超有着生 死友谊，欢迎我去他家长谈。
19日下午约4时许，我找到他家。开门的就是他，他热情地说：‘我一直在恭候。‘
他的妻子周大姐就坐在客厅里，她面容憔悴，靠在沙发上，两腿放在面前的木茶几上，腿上盖着毛巾被，看样子是久患重病。她没有说话，也没有露出笑容表示对我欢迎，显得有些冷淡。
但陈群说：‘我老伴昨天听说你要来，就哭了。‘原来作为患难夫妻，她对我这位难友内心 还是很同情的，她感情丰富，也许，由于疾病，由于性格内向，她内心的感情未能显露出来 。
这次，我和陈群长谈了约5个小时。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周大姐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只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没插话。在听我们谈话中间，她有一次用手抹眼泪。陈群立即注意到了，说：‘你看，你看，她又哭了！‘到晚上8点过一点，小保姆扶着她去休息了，走出客厅前，她向我招手致意，仍没说话。
我后来要求和陈群再谈一次他与景超来往之间的事，因为各种耽搁，直到1999年8月18日上午，他才登门到我家。前几次通电话，他告诉我，周大姐的病情每况愈下。这次见面， 我焦急地问到周大姐的病况，他说，已瘫痪在床4个月，话都不能说了，头脑呆钝，只有他说话时还能懂得，用点头或摇头表示个意思，现在每天只能喝点牛奶，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医生已表示回天无术。我感到很难过。陈群曾一再告诉我：‘没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家，大姐能多活一天，我都高兴。‘现在，周大姐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这对患难夫妻永别的日子不会远了。陈群沉重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但这个情结我无法解开。‘任何劝慰的语言都 是苍白乏力的。我为他能在周大姐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竟然登门应邀再一次向我述说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非常感激，非常感动！
这里，就把他几次对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的讲述，作出追述：
我是1958年5月8日到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前，我正在兰州军 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地点在西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引起了猛烈的批判 。我和魏钢焰谈起这部作品，不顾舆论如何，仍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牛汉和杜鹏程也 来找过我，谈过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以上和魏钢焰、牛汉见面谈论过的问题就都成了问题，再加有人写黑信诬告我历史有问题，我就成为怀疑对象，被当作胡风分子审查了几个月。到后来审查结束，没把我定成胡风分子。复员后，我调到了省建工局工作。整风中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我没发言，也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到运动后期，根据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给我重新下了结论，说是：‘老右派，思想反动，管制三年。 ‘我就带着这样的结论，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
我一到新添墩，难友们就都知道了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剥夺公民权，而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就引起难友们的议论，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饭时，我看见景超吃得很慢，别人都吃完走了，他还在吃，有点难以下咽的样子。他说：‘这些天，大家都传开了，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管制三年，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对景超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笑了笑。景超跟我说话，也只是投石问路。他很谨慎，也没指望我多说什么。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没宣布管制，我是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家庭是地主成分，劳教没有定期限，我自己如要解除劳教，一定是全站最后一个。
一到新添墩，我就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对艰苦的劳教生涯感到苦不堪言。我就动起脑筋来，心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要设法找出一条生路来。站上有羊群，我注意到放羊的人随羊群活动，行动的自由相应就大得多，我就想争取把羊放上。主意拿定，我给兰州家中写信，要老婆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收到后仔细阅读，然后找站上的管教干部，说我过去放过羊，放羊有经验，要求派我去放羊。我从接羔、分群等各个方面说了一套又一套 。管教干部以为我真的放过羊，就同意我去放羊。从此，我住在饲养室里，随着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就轻松自在多了。到接羔时，有的母羊奶多，有的奶少，就要把奶多的母羊的奶挤出，配给奶少的羊羔吃，我也就乘机挤些羊奶自己喝。我把多挤出的羊奶烧开后，放在床下一个搪瓷盆子里，搪瓷盆子下面是沙子，我刨开个坑放上搪瓷盆，上面盖个木板，木板上再盖上草帘子。夜里，我睡在床上，想喝时就用茶缸舀一缸子喝。我羊奶喝多了，连饭都不想吃，身体非常强壮。后来，我还干上了 赶大车的活，行动就更自由了。
当时，有些劳教分子积极靠拢政府，常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劳教分子的各种情况。 我从来不打小报告，因为我认为自己问题最严重，打别人的小报告不顶啥用，我一贯也没这个习惯。这还引起了管教干部的注意，有一次就问我：‘陈群，你为什么不向政府靠拢？‘ 我回答说：‘我自己问题严重，我认为主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没有向政府反映别人的问题。‘这样，我不汇报别人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管教干部认为我老实，以后我说些话，他们也愿意听。
景超在鸣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我都看了，文笔犀利，写出了别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我很佩服。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否定后，写了两篇文章，经过杨康的手刊登在《甘肃日报》上，我很感激，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先后见报，正是在政治上为我平了反。我见到杨康问及上面的两篇杂文，杨康说：‘作者王京是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王景超。‘所以，我在新添墩见到景超时，对他已有些了解。
景超平时显得沉默寡言，落落寡欢。下工后，常看到他记日记。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他都靠在一个大土堆的两边，周围再没人，他仍在记日记。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笑了笑。我问 ： ‘你在写什么呢？‘他说：‘没写什么。‘我说：‘我定为胡风分子就是根据一本日记和其他材料，你还记什么日记？‘可是，第二天，我看到他还在记日记，我就说：‘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不说话，以后日记仍照记不误。终于有一天，在厕所里，他神色慌张地告 诉我：‘我出事了，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么办？‘我问：‘日记还在不在？‘他说：‘ 还在。‘我就在地上写了‘丙丁‘二字，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就设法把日记烧了。后来，管 教干部训话时说：‘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 ！‘景超已把日记烧了，就坚决不承认记过日记。那时，右派分子互相揭发告密很厉害，景超坚决不承认记日记，又没有证据，管教干部没办法，还以为是诬告，就不了了之了。从此 ，我们之间就有了信任。
后来，我还当上了饲养组组长，羊圈需要干杂活的人，我就指名要景超来。羊圈的活轻，有随意性，常用胡萝卜当饲料喂羊，景超干活时就可以随便吃胡萝卜充饥。有一次，我还给了他半碗羊奶，佯称是家里寄来的奶粉冲的，但那时他身体已很虚弱，喝了半碗羊奶就拉肚 子，以后我就再没敢给他喝羊奶。我能大量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常避开别人，把灶上我的全份或半份饭给他吃。
一次放羊时遇到风暴，暴风卷起的石头，把附近放羊的农民砸死了，我早有准备挖了防暴风 的洞，躲在洞里幸免于难。放羊的农民被砸死了，风暴过后，羊群乱跑一气，我就把有些羊收进了我的羊群，找了个地方，过几天‘杀‘一只。说‘杀‘，其实就是把羊脖子使劲一拧 ，羊断了气，再放血，然后剥了皮，开膛破肚，煮了吃。这样，我的食物来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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