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 ，这些东西在夹边沟都买不到。
夏天，景超说他想吃西瓜。站上生产西瓜，但劳教分子吃不到。我赶大车会运西瓜到酒泉市 或其他地方，一路上可以随意吃西瓜，可不能把西瓜带回站上。有一次，我拉西瓜到酒泉市 去，就指名要景超同我一起去卸瓜、过秤，管教干部同意了。我和景超一路上就放开肚子吃 西瓜，吃了个心满意足。瓜从地里装车不过秤，出售时才过秤。所以无论我们吃了多少都没 关系，我们一路吃了多少西瓜真没个数。
夏收前，我就考虑到偷麦子的时机来了，我得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就写信给家里，让老婆缝 很多小布口袋，装在一个大布袋子里，用一件棉袄，把大布袋子裹在中间，作为包裹邮寄来 。到割麦时，别人割完麦收工回去了，我赶着羊群到地边，就很快地揉搓麦穗除去麦衣，把 麦子装进带来的小布口袋，每袋装10斤左右，埋进附近的沙枣树下，作出只有我自己认得的 标记。夏收结束，我储存的小麦就很可观了。
有一天，景超告诉我，说他想跑。我当面把他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来改造，就要靠拢政 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怎么想要跑呢？‘但我随后就向队上反映说：‘王景超野菜挖 得好，干脆叫他挖野菜去吧！‘第二天，队上就派他挖野菜去了。我心想，挖野菜可以到处 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就可以扒上火车跑，就给他个逃命的机会吧。但他没反应 过来，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到了晚上，我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他 就这样一连挖了7天野菜，把机会失掉了。后来，他也表示后悔失掉了机会。
景超因为一直挨饿，身体越来越差，面色憔悴，走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让他装病， 找医生看病。这个医生也是劳教分子，我曾给过他一坨羊油。我就让这个医生给他开病假条 ，他装作这儿那儿疼，医生说他有肾炎，让他休息了好些日子。
我到新添墩后，就知道站上对劳教人员家中寄来的粮票一律没收，寄来的钱如数量大就存放站上，不许自己掌握随意花用。存到站上的钱，再要取出用就很不方便。来夹边沟农场新添 墩以前，我挣得的稿费已积存了28000多元，我全留在了家里。当时我母亲也住在我家里， 我已有了3个小孩，老婆在菜铺子工作，每月只有23元的收入，我把这笔稿费放在家里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也需要花钱。花自己的钱，我就要摆脱站上的管制。我给老婆写信，让她找人把铁皮罐头设法取开，取掉所装的食品，把人民币放进罐头盒 ，里面再放些砂石之类，使罐头有一定的重量，再把罐头盖子重新焊好贴上标签，用邮包寄来。站上检查邮包时发现不了破绽，我手头就掌握了一笔钱可以随意花用。
1958年冬天，站上派出一批人去北大河工地挖沙子石料搞副业挣钱。当时传出一股风，说是 到1959年5月1日，要给一部分人解除劳教，这次搞副业我也去了。大家对部分人解除劳教都 抱着希冀。工地上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8斤，带队的管教干部只让我们吃42斤。工地上供应的是白面，只给我们吃黑面，白面拉回站上去了。北大河工地有个好处，能随便买到注射用葡萄糖针剂，每支5毛。为了干活有力气，大家都买葡萄糖针剂每天每人注射1支， 管教干部也鼓励大家注射。反正有随队的劳教分子大夫邓立之为我们注射。我随身带的有钱 ，买葡萄糖针剂很方便。有些没钱的就卖手表、卖皮袄。反正人人都打葡萄糖针剂，打了也真管用，干一天活就能坚持下来。到翻年3月该春播了，我们才全部回到了站上。到‘五一 ‘时，也没给哪个人解除劳教。景超听说我们在北大河工地每人都注射葡萄糖针剂，叹息说 ：‘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新添墩站有个劳教分子徐惠阳，是个工农干部出身，人很老实。他的身体也垮了，几次找我 ，说放羊的活轻一点，要求我给管教干部说一下，调他去放羊。我给管教干部说了以后，到 1959年夏天，就把他调到了饲养组。我那时每天晚上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把我的那份饭送给他吃。日子长了，徐惠阳看见我经常不吃饭，就向站上的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怀疑我有其他食物来源。
秋天的一个晚上，徐惠阳就和站上的支部书记赵来苟及另一个管教干部，到饲养组来检查 。 羊圈里的小王看到来者不善，就把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把床下搪瓷盆子里的羊奶倒掉，盆 子下面都是沙子，一下就渗光了，我还把盆子周围的沙子刨平。赵来苟和另一个管教干部在 饲养组里里外外查看了1个多小时，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来到了我住的饲养室。他们在床下检查，揭起草帘子，发现下面的沙子是湿的，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出门走了。可是， 他们出门合计了一阵，又返回饲养室，用铁锨挖起湿的沙子，发现沙子里面有白色的羊奶。 走出门外，就把我吊在对面一个库房旁边的梯子上，我浑身巨痛，头上大汗淋漓。赵来苟和那个管教干部站在一旁，像是在欣赏杂耍，抽着烟，谈笑自若。而我忍着浑身的巨痛，一声不吭，不叫喊，不讨饶，一直坚持了3个小时。后来，原建工局23岁的劳资科长蔡健走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这又不是对付国民党，不要逞英雄。你要大喊大叫，叫爹叫娘都行， 他们才会放你下来。你不吭声，他们是不会放你下来的。‘这样，我才大喊大叫，又过了约 1个小时，他们才解开绳子，放我下来。我这浑身的疼痛，几天后才缓解。我现在的心脏病，就是这次被吊4小时种下的病根。
饲养组长当不成了，我只能搞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我害怕因此而延长我的劳教期。两天后， 我就去场部找场长刘振宇，诉说冤枉，说我没犯任何错误，就被赵干事吊了4个小时。这位刘场长不知因何故被开除了党籍，跟当支部书记的赵来苟有矛盾。他听了我的申诉，派干部去调查，这时，泼了羊奶的沙子早就干了，没找到赵来苟所说的证据，刘场长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又让我放羊去了。
我被吊了4个小时，一声不吭，没有扯出别的人，也没承认自己有什么事，后来又恢复了原 工作。难友们都认为我是硬骨头，对我的看法就全变了，看到我都亲得不得了。景超见到我 更是极表同情，我们之间就更不隔心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派去清水，为卫星发射基地铺设铁路挖沙子，先后干了半年。这里，农民 有卖鸡蛋的，一般市价是两毛一个，可是看到我们穿‘劳教服‘的劳教分子，农民就提价到 5毛一个，钱少了不卖。为了生存，为了活命，5毛一个，我们也得买。我身上带的有钱，就 每天花1元买两个鸡蛋。清水有中药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医，就自开药方，用枸杞、川芎、当归三种中药配成方子，引子甘草，抓来用搪瓷缸子熬好后，再打上两个鸡蛋，连药渣 一并全吃了，很有滋补的效益。
在清水挖沙子半年，活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白面，我每天吃一服滋补的中药，身体依然很好。临回来前，我又开了几个方子，抓了几服滋补药带回新添墩。
一天，景超来到饲养室，看见我在熬‘药‘，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熬药。‘景 超看了看搪瓷缸里的东西，说：‘不会吧，别的我不认识，枸杞我认得，是补药。‘我笑了 笑，没说什么。他又说：‘长夜漫漫。‘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心领神会。此时，我们的心更 靠得近了。
站上有个名叫贵戚的劳教分子，满族。此人是因学习时说了下流话被劳教的。他懂得公安系 统的规矩，知道当时的劳教没有一定的期限，很会保存自己。那时，大家因为饥饿，腹内空空，都出现大肠头子脱垂的现象。贵戚在上工前，常脱下裤子，让管教干部看他的肛门，说 他患有痔疮。管教干部一看，果然肛门上一堆肉，有时还有血迹，以为他真有痔疮。到了地里，他就睡在地边不劳动。这样混了几年，因为一直不劳动，体力消耗少，他就坚持到最后 活着回到了兰州。右派分子们哪有他这本事？
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 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分站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 一片荒滩，一无所有。我们迁去后，第二天就挖地窝子、挖窑洞，这时，劳教分子们经过两 三年的非人折磨，身体都很弱，伙食还不如新添墩，没有蔬菜，已是深秋，又挖不到野菜， 真是生存维艰，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新的死亡。
我到明水时，原来在新添墩时埋在沙枣树下的小麦无法带来，生存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 友们的死亡，却给我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 ，给两个馒头。我埋死人身体没问题，没想到，抬埋难友又使我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景超的身体也垮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还能半坐着和我说话。我们已是知己了，我去看他 ，他很高兴，对我说：‘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这里对 待我们的惨无人道，种种法西斯暴行，咱们都亲身体会到了。我是愧对妻儿，愧对妻儿，出 不去了。‘我问：‘你妻子会不会对你有些帮助？‘景超说：‘她比我更艰难。‘景超接着 又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 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像苏联电影《幸福生 活》中乌雅和毕百灵的爱情。‘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写下来吗？‘景超说：‘我的手指已 握不住笔了，写不成了。‘景超向我要点吃的。我当时背包里有一个半馒头，我那时也很小 气，就只给了他四分之一个馒头，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后，一会儿又要，我就又给了他另外 的四分之一。这次，我们大约谈了有半个小时。
过了几天，他们同房的一个人找来向我要吃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天，我看见你 给了王景超半个馒头，我是挣扎着爬到这儿才找到你的，我都无法走路了，你就给上点，给 上点吧！‘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给了他点。他走时说：‘王景超不行了。‘这样，我就又 去看景超，我看他身体状况尚无大的变化。这次，我们没说上几句话，就来了个管教干部， 我只好退出门外。
第三次我去看望景超时带了点藕粉。当时，有个湖南难友的妻子来看丈夫，她丈夫已经死了 ，是我埋的。我带她到了坟上，她号啕大哭，我劝了半天。后来她就送了我一小桶藕粉。我 用五分之一小桶的藕粉冲好给景超喝，当时是无糖可放的，景超喝得非常高兴，认为喝到了 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显出非常幸福，非常感激的样子。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们房间里有个原兰州百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刘积 开，此人很有理论水平，思维超前，认为当时的国营商业经济弊病很大，无发展前途，因而 当了右派分子。刘积开此时已是临危之人了，他把我叫到身边，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用手 指在身边的尿罐子里冻住了的尿上写了‘坐以待毙‘4个字。我看了，没说什么。同房的别 人就问：‘他写的什么？‘我回答：‘坐以待毙！‘别的人就也什么话都不说了。景超示意要 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要我伸出手来，在我的手心写了个‘2‘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又重复地在我手心里写了个‘2‘字。我问：‘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平方。‘并用手 指了指自己。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逼人毙命的现实，但自己无力无奈，不能对此有任何 作为，不能有任何的改变。景超我们相交相知已很深，他也面临‘坐以待毙‘，使我心酸非 常。
第二天，刘积开就死了。
又过了几天，队上要我赶车过去，我知道就是埋死人的事。没想到，这次埋葬的除了我们队 上的7人，另一人就是景超。原来，他们三大队埋死人的人也病了，我就亲手埋葬了我相交 相识最深无话不谈的挚友景超。
有些难友在临终前都写个条子，写明家属的姓名、通讯地址，要我把他们的噩耗通知家里。 而景超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连你的姓名也没告诉我，所以，我直到1998 年9月到甘肃日报社找到了杨康，从杨康那里才知道了你，同时才知道，你原来也在报社工 作，唉，已经是近40年过去了。40年的沧桑，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如今依然孤独 一人，这可不是景超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啊！
感谢生活，感谢上苍！在我写出本书之前，陈群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了解到景超最后 的日子里的情景，了解到他的遗愿、遗言，并让我知道了在新添墩的两三年里，景超许多为 别人所不了解的生活景况、思想轨迹。我还知道了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挚友一直关心他，照顾 他，对他有过许多帮助……
景超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姓名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告诉陈群？我思索再三，心想我的亲人在辞世 前，一定从几方面作了考虑：
他嘱咐陈群出去后一定要把夹边沟劳教农场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统统写出去，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写出去，他认定了陈群是唯一可以担当此重任之人，是能完成此重任之人。但， ‘长夜漫漫‘，此后各种情况都难以逆料，陈群要完成此重任，说不定会冒杀头的危险。尽管陈群是生活的强者，政治上的事谁又会想到呢，聪明绝顶的陈群并未逃脱堕入右派分子泥 坑的命运，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谁也难以预料。他没把我的姓名及各方面的 情况透露给陈群，主要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他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今后还要养育拉扯俩孩 子，生活的道路上还有着万千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幸。陈群如果知道了我，一定会上门和我 联系，说出景超生前对他的重托，甚至会把他如何完成此重托的过程和我交谈，向我说 及他们在夹边沟的种种苦况，这就把危险惹到了我的身上。景超只希望我今后能平安无事地 养育俩孩子，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干扰我们母子的生活。所以，他未把我的任何情况 透露给陈群。
陈群写此书，以景超当时对所处环境的考虑，他认为只能在秘密状态的地下情况中进行，接 触人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保护好陈群本人。陈群在秘密状态中写好了此书， 今后发表的机会肯定会有。景超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心，他认定酒泉夹边沟农场对劳教分子实施的法西斯暴行，并以长时期的饥饿逼迫他们一个 个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总有一天，党会纠正错误，到那时， 这本书就会作为历史的见证，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成为宝贵的文献。但是，‘长夜漫漫 ‘会有多长，谁也无法预料。为了让陈群独自安全地写好书，陈群忠心耿耿的妻子会全力帮 助他，他还是隐蔽自己，‘人自为战‘，不要和我联系为好。
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 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