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 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的考虑，我觉得都有些道理。
陈群来到了我的面前，真是一次奇遇。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重大决策，所有因各种问题送到农场劳动的全体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增加粮食定量，死亡制止了。我就是和高台明水分站 的难友们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兰州，回到甘肃日报社的。
十年浩劫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但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之前，中央在同年9月就发布了55号文件贯彻执行，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 的55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 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 原来的工资待遇。‘在这政治暖流的涌动下，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中 ，有99。98％以上都平反了。中国共产党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许 多人对于坚持‘扩大化‘了的‘‘必要论‘持异议，但景超的‘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 ，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的遗愿算是实现了。甘肃日报社错划了的11名右派分子已全 部改正。景超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瞑目了。
40年来，陈群为生存而拼搏，他也在进行着一部巨著的写作。
我，在生死两茫茫中，仿佛听到了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所以，在10年前我提起了笔，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追忆往事，使我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但是，这一段沉重的历 史，我经历其中，我心灵的创伤，感情的遭际，非平常人所能想见。我把这一切如实地描述 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 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最大的愿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为人民的 普通一员，我愿意在前进的历史中，以这本书作出我小小的奉献。
我万万没有想到，8月18日我和陈群的相见，竟是永诀。我把他讲述的以上的内容写完以后 ，想请他过一下目，在8月30日打电话请他再来一趟，他回答说：‘我老伴病危，来不了。 ‘这样，我只好将此事先搁置下来。10月25日，我估计周大姐辞世已多日了，想请他看一下 文稿，或者我上门，或者请他来。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女儿，我说：‘我找老陈。‘她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爸爸他去世了。‘我大吃一惊，问：‘不是你妈妈病 得很重吗？你爸爸他怎么去世了？‘那边女儿哭着说：‘我妈妈是9月2号去世的，我爸爸51天 后也去世了，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我和陈群的4个儿女都没见过面，在电话上我向她作着自我介绍，哽咽不已。我向她说起景超就是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是她爸爸埋葬的。 女儿哭着说：‘我爸爸算是幸运的，多活了近40年，他最近还去了一趟夹边沟，回来后说， 他要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们写书。他的灵感来了，他要调整一下情绪，好好写书。‘说到这 里，我想起陈群在8月18日见面时说过的话，在明水分站时，他身体尚好，曾埋葬了许多死难者，埋一个死难者给两个馍，他当时就靠埋葬死难者活着回到兰州。他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言下不胜凄楚。为了众多的冤魂，他重访夹边沟 ，正想调整情绪大干一场，却倏尔离去，他的遗愿已无法实现了。我和他相识一年，他几次 说到他和景超的‘生死友谊‘，他向我讲述到他和景超之间交往的故事，我万分珍贵。我还 想在本书出版后有了闲暇，我们再多多交往，对于那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会有许多话题要絮 叨。我认为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共同经历过的苦难，会使我们成为挚友，就是在写作问题 上，我们也会有许多可探讨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中午、晚上，我和他的儿子、儿媳又通话两次，问及他辞世前后的一些情况。10月21日，他 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一路劳顿，但情绪亢奋，说他将要为冤魂们大写特写了。当晚洗了 澡就睡了。
第二天（22日），子女们都去上班了。下午2时余，他感到心脏不适，手发抖，准备去医院， 没出门就倒下了。小保姆给急救中心及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打电话，但是，等医院来人 后，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陈群曾说过，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管教干部赵来苟曾将他 吊了4个小时，他的心脏病正是那次被吊种下的病根。40年过去了，当时种下的病根最终还 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不到70岁就撒手人寰，终年68岁。
我的案头放着陈群赠送的《美育基础知识》一书，此书为陈群在1991年编写，同年8月由兰 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18日，《中国教育报》第四版头条发表消息，题目是：《一本书推动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消息介绍，《美育基础知识》出版后，推动甘肃在1991 年秋季在全省中专学校开设了美育课。‘由于教材冲着中专生感兴趣的热点展开，一发到学 生手里就引发出种种共鸣，几个月内，全省校园沸腾了。‘‘省内许多中专都突破了原定开 设美育班级的计划，一再扩大范围，使得兰大出版社不得不在1991年8月至12月四次重印《 美育基础知识》，才基本满足了各类中专的要求。‘消息还指出：‘全国有910所中专、中 师采用甘肃省编《美育基础知识》作为教材。‘消息最后说：‘一本书推动了甘肃中专美育 蓬勃发展，正未有穷期。‘陈群执笔编写的这本书，还得到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的高度 赞誉。几年前，陈群曾受聘于深圳市教育局，每年去深圳讲学，培训深圳市中专的美学教师 。
此外，陈群说，他当时任职省商业学校，还写过一本《商业应用文》，由北京的商业出版社 出版。此书也是教材，他没有送给我，我没见到，故无法作出评论。
1961年1月，陈群是和我同乘一列火车从高台明水回到兰州的。在右派分子问题未改正前，他一直在单位上干炊事员及食堂管理员之类杂七杂八的工作，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右派问题 改正后，他振作精神，教书干出了突出成绩，连续编写教材，在全国发行出版，这都非一般 人所能做到。他的突然逝世，不仅使家人悲痛欲绝，也是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
原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送给他的挽联写道：‘教苑老兵坎坷人生谈笑昨日今归去业绩永留人间，挚友长兄才华横溢辛勤耕耘五十载人格惠及后生。‘这是对他坎坷一生的写照，也 是对他拼搏奋斗一生伟大人格的最高赞誉。安息吧，难友！写到这里，我不禁清泪涌流，你 真是走得太匆忙太匆忙了啊！这换了的人间，尚需要你来奉献，你壮志未酬人离去，怎不叫 人痛煞恨煞！你不该走，不该走啊！
我的书写到这里已是尾声了，我还有些情况要作简略的交代，还有些话要说。
我的难友们在右派问题平反改正后，他们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奋力拼搏， 作出了突出的奉献。
原武威步校机要秘书、中尉军官陈明，在农场先后当了多年的食堂管理员，十年浩劫中再遭 磨难，妻子陆明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被迫自杀身亡。1979年陈明调省人民政府后，以其一 贯勤奋苦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及群众的信任，后擢升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成为 我的难友中干得非常出色的人。他的经历正应了‘愈挫愈坚‘的老话。苦难与挫折，大大张 扬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使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原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刘文汉划为极右分子后，先后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明水河作业站 劳教。原共产党员的他亲眼目睹众多难友因各种非人的对待受迫害致死。他死里逃生。作为 幸存者的他，在1978年12月右派问题平反后，仍从事罪犯的改造工作。在实践中，他深深体 会到对罪犯的改造，必须有思想理论上的引导。在正确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拨乱反正，对 罪犯的改造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他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1989年2月他 的题为《浅析当前青少年吸毒犯罪的成因及其改造对策》在有关的刊物登载后，1990年由中 国劳改学会推荐，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举办的1990年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论文《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历史地位》受 到公安部的重视，他应邀赴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同国内的知名专家聚集一堂，共同对此专 题进行研讨。1994年离休后，他仍参加全国关于犯罪与改造的各种研讨会。1994年，他的三 篇论文都发表在上海劳改局所办《劳改劳教研究》，其中一篇题为《荧屏传真情，打动罪犯 心 》的论文，被改编为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出。1995年，他的题为《少数民族罪犯的犯罪成 因、特点及其在监狱里表现和改造 对策》，在上海市公安局所办的《公安风云》刊出，后被西南政法大学选用为教材。1996年 ，他的论文《性凶杀的犯罪档案》，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在建国 50周年大庆、公安部文件政策研究会汇集50年来的历史性文件，由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作序， 刘文汉的《当前甘肃女性犯罪的动因及特点成因探析》因获全国二等奖入选其中。1999年 5月，他的另一篇 论文《不断深化改革的兰州监狱》，发表在中国监狱学会的会刊上，2000年1月，被山东当 代文化中心、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文库收用。从1979年至今，刘文汉为了探讨《罪犯学》，先 后共写出论文52篇，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公安战士在思想理论战线所作出的特殊奉献。离休 前后，在省劳改局领导下，他还参与了甘肃省《劳改志》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
我还愿意向本书读者透露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的难友、挚友杜博智在甘肃日报工作期 间创造了一个奇迹：1988年12月21日晚，新华社电稿《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十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文内将‘闭幕‘错为‘开幕‘。杜博智发现此错，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值班领导共同研究，果断地将此错予以纠正。第二天上午10时许 ，新华社就此向全国发出更正，《甘肃日报》在22日见报前已改正，而全国与《甘肃日报》 同日刊登人报社论的20多家省市级日报都未改。在对这条电讯稿《伟大的十年》中差错的改 正方面，《甘肃日报》成为省市级日报的‘全国第一‘。 他多年来在校对检查员的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干出了不平凡 的成绩，踩出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1982年7月中共甘肃省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党员 称号；1990年1月，他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年7月，他由编辑晋升为主任编辑 。他被报人誉为‘甘肃第一校‘。
杜博智作为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难友、挚友，对本书的校对当然是出了大力，特别是他对有关 资料的查证与提供，更是费尽心血。我对他在本书的写作中提供的鼎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同时，我也向积极为本书提供了各种宝贵素材，给予热情帮助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 谢。
再说我的三位女伴：石天爱、王桂芳、徐福莲，她们的右派问题也全都改正了。我退休后，曾于1991年、1993年，特意到安西、天津先后探望了王桂芳、石天爱，同她们畅叙别情，感叹各自不同的苦难经历。徐福莲和丈夫梁富杰（他的右派问题也改正了）多年来住在兰州，我 们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她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石天爱在鸣放中无任何言论，她自称是‘天生的右派‘，是由于她有个当军阀 、汉奸的父亲石友三。党的政策历来是子女不对父辈的事负责，反右斗争使石天爱戴上右派 分子的帽子，毁了她的一生。她一直戴了22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工作，贫病交迫。 1971年，她和70多岁的母亲程竹溪，被遣送到天津市远郊区的深树村，母女俩都已失去了劳 动能力，生活穷困潦倒。她当了22年的右派分子，因而也被剥夺了去爱和被爱的权利，孤独到老，孤独到死于1997年8月6日病故。王桂芳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亦于1996年9月22 日病逝。她们都未能长寿。
至于我，虽曾两次戴过右派分子的‘桂冠‘，前后达11年之久，我仍自认为我从十六七岁起 就一心向党，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将我国人民引向富裕幸福，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兴旺发达。我在1974年恢复了工作，于1975年调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 里，我热爱 民族教育事业，除了兢兢业业尽最大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我对我的藏民学生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有些学生生病或家中有困难，我也从当时微薄的工资里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到1979年 4月，我离开甘南民族学校时，两个班的全体学生在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时，特意送给我的 镜框上书写有‘严师慈母‘4个字，礼物虽小，它是对我4年教学工作的最高奖赏。以后有些 学生又到兰州深造，有的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的到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语专 业后成为研究生。他们在兰州学习期间，都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畅叙师生情谊。如，王者义 就说：‘当年和老师教语文课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后来经过刻苦努力，才考上了西北 师大中文系。‘
我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间，藏民学生在作文中常动情地称我‘慈母老师‘，使我激动 不已。
1979年，我调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教写作课后，在教学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8年的新闻 写作实践经验，使我在批改和讲评学生的作文中，备受学生的欢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 更新有关写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使我的课堂教学常有新内容。我参加写作教材的编写，同时 写了几篇论文。我的论文《试论理论思维的形象化表达》，于1987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 成果奖三等奖。我取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我的这些成绩虽微不足道，但也是我历经坎坷和苦难后奋力拼搏的结果。我再重复一句，苦 难重新铸造了我。我在大半生经历的重重苦难中，始终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对党会恢复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抱有信心，从不低下我昂起的头，阔步前进！于是，我才拥有了我现在 的一切。
书，已是尾声。我在安西十工农场、四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当年的难友们，不论本书写及 或未写及，经过 40年的沧桑，他们大都已散居全国各地，我希望他们能够读到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用 生命写就的这本书，用了10年的辛苦。我把当年的苦难和奋争展示给世人，是希望记述这深 深埋藏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创伤、痛苦和拼搏，会成为一笔精神财富，对后人有些启示， 在今后永远不要再出现曾经有过的悲剧。
为了纪念那些已在40年前‘钻沙包‘的死难者，我心中更有着无尽的悲痛。原酒泉夹边沟劳 教农场的负责人，多年后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是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