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苏联著名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团来华访问演出。兰州有幸成为演出团访问的城市，我 也有幸去看了演出。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表演了独舞，还有其他种种精彩的演出，使我眼花 缭乱。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时事版的编辑，编了一本书名就叫《苏联老大哥》的小册子。是 年秋冬之际，《甘肃农民报》又脱离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先后也只待了1年左右。到50年代 中期，甘肃人民出版社扩大业务，到处招兵买马，新任副总编辑沈其东曾到北京等地招收人 员。此人虽是老干部后来也成为出版社的大右派，而且居然也被划了个所谓的小集团。在甘 肃省新闻出版系统声势浩大火力猛烈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有人对沈其东招收人员的事作 为右派罪状之一进行了揭发批判。但高天人那时并未进入沈其东的视野，将其收揽进出版社 。如他早早地进了出版社，我们在此间就会因为是老相识而多一些交谈。不过对沈其东来说 又会罪加一等，分明是“招降纳叛”嘛！
高仲君是个在反右派斗争中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人。他原是服务厅计划处的干部， 业务处处长曹某是个老资格，文化低，工作能力差。鸣放时，高仲君说，曹某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这就不得了啦，说他攻击了党的领导，就是反党。高仲君坚决不承认是反党， 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自己承认或不承认，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戴定了。他同服务厅的 一伙难友都来到了十工农场劳动改造，委屈不已的难友们常聚到他身边诉说冤情，高仲君说 ：“再别说了，这是在中国，才让咱们来劳动改造，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咱们都没命 了，就在农场好好劳动，总会有个结果的。”难友们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是，自己就是有再 大的冤情，在劳动中听党的话，跟党一条心，是对自己的一切的最好证明。
第三章景超的来信
我急切地盼望景超的来信。以前，他经常下乡采访，离家后总是每星期来封信， 寄来他的情，寄来他的爱。我也是每信必复，不让他焦急等待。小夏断奶后我也下乡采访， 每到一地立即写信，以后便是每星期一封了。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 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 ，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每天劳动之余，到了晚上，我和小徐、石天爱在昏暗的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光下闲话一阵， 都 为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都在等家信。小徐的口头语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家中来 封信。”石天爱一开口就来了气，她粗声粗气，连连发着脾气说：“老太太不知怎么回事， 怎么就连信也不来了，她就不知道她女儿在农场劳动吗？她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苦，她就不 知道我为什么受这苦，就不管了，可恨不可恨！”她在妈妈眼里还是唯一可亲可爱的娇女儿 ，现在，她有权发脾气的对象只有妈妈一人了，远在天津的老人能听见女儿的呼唤吗？
景超的处境令人担忧，几个难友都告诉我，夹边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这里，劳动重，吃不 饱。有人还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这里？我们这里来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的，这里农场的 领导好，把我们对待得好，在这里思想上没压力，只要愿意留下劳动的，场里都要。”可我 们哪想到会有这种可能，记得报社人事科长常有德在向我们宣布处分时就说：“听说王景超 、和凤鸣要求到一个农场劳动，这不行，处分不一样，怎么能在一个农场劳动。”事实上， 我们当时并未提此要求。景超曾向分工管文化部的副总编辑樊大畏正式提出，为了照顾孩子 ，请求让我留在兰州劳动。此话由樊大畏转告后，竟变成我们要求在一个农场劳动。意思明 确的话转告后为什么变了样，我一直不解。后来才得知，樊大畏的妻子在省总工会也划了右 派，她并未离开兰州去农场劳动，因为她既要照顾当高干的丈夫的生活，当然也要照顾孩子 。樊大畏本人就可以向省总工会领导上提出此要求，而以他省报副总编辑的地位，一旦提出 ，省总工会便不会不予考虑。所以，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她，因为有个当副总编辑的丈夫， 与我却是两样对待。也许，正是由于这两件事有些联系，景超要樊大畏转告的话才变了样， 反正，当时景超也不可能再找樊大畏去对质。话说回来，常有德在大会上公开声明，坚决拒 绝了的事，在这里只消自己表个态提出要求，就能实现。我们如果早想到这种可能，景超就 不会去夹边沟了，景超如能送我们到十工农场，他肯定就留下了。但是，一切都晚了。
我无法写信给他，因为夹边沟肯定也是个大农场，我不知他分在哪个队。
我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地等待他的来信。
小徐以万种柔肠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来信；石天爱骂着娘等待妈妈的来信；为等景超的来信， 我觉得日子十分难熬，不知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精神简直濒于崩溃。
终于，在分别十数日后，景超的信总算是来了，我捧着这封日思夜盼，盼了多日的来信，心 不禁咚咚咚地一阵狂跳。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 ，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 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的零花 钱。问我现在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还说，他们规定每月只能发两封家信， 让我以后每月也给他写两封信。
这就是我盼望的来信吗？他从未写过如此简单冷淡干巴的信给我，如果不是他的字迹，我真 不相信这会是他写给我的信，但这又确实是他写的信，真是他写的信。过去他的来信在末尾 总要附上“吻你！”这封信也没写。过去写上“吻你！”我也并不在意，认为这是于情于理必 定要写的；这封让我盼望了多日的信少了“吻你”二字，既让我失望，也引发了我感情上无 法遏制的渴望。此时此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我需要在他男子汉的臂弯里静静地憩息，我 有多少肺腑之言要向他诉说，心里积蓄了多少痛苦要尽情地向他倾吐，而且只能向他倾吐。 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了。回忆起以往他曾写给我的一封封充满柔情厚爱的来信，我的心 里更是痛楚难忍。
过去，我总认为我们从热恋到婚后的书信来往都是生活中最正常的事，不以为意，一般也不 保存，那时，我们视革命为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的是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也很喜欢这首诗，只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由” 二字已改为“革命”。但是，当我们沐浴在爱河之中自由浮沉之时，一切又全都变得毫无羁 绊。1950年夏天，在我们开始不久的热恋之中，他要去平凉采访，分别没几天，我就收到了 他长达16页的来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厚厚的来信，思念之苦在渐渐消融中。他仿佛就 在我的耳边依然说着缠缠绵绵的情话，诉说着他剪不断的离情别绪，他温柔地不断轻声呼唤 着我，呼唤着他从心底喊出的唯有他才能呼唤的对我的爱称，轻轻敲打在我甜蜜蜜的心扉上 。这时苦涩的离愁又变得别有一番滋味。他信上的字字句句，恰似一弯清泉丁丁冬冬，在我 纷乱的心绪里注入了甘甜、宁静、快乐，这世界真美好！我立即写信给他。
几度没完没了地读信，我的神情引起了同屋女伴边绥的注意。她是复旦新闻系的，没毕业就 参加了工作，比我大几岁，我们一向友好，坦诚相处。一天，我又收到了景超的信，她竟开 口说想看看景超的来信，我有点羞涩，哪有把情书拿给别人看的！但她又执意要求，以我们 之间的情谊，觉得看了也无妨，就让她看了这封。她靠在单人床的被子上含笑而读，仿佛颇 有些触动，看完说：“你真幸福，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我笑了，沉浸在爱情的迷醉与快 乐之中。
现在，从他的来信看，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 使我的心震颤不已。因为我立刻也就明白了一切，他的通信自由已被剥夺。信，是经过检查 才发出的。检查信的人居然认为劳教人员的家信可以不封口，信封里装的信件丢失了也无所 谓。寄出不封口的信件，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独特的所在。这奇特的寄 信方式，只是进一步提醒我，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我们原都认为不能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 同甘苦共患难的心曲通过书信往来，即便不能尽情表述，精神上的联结，感情上的互补与互 勉，将支撑我们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可怜而可叹的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被戏弄、被蹂躏的公民权！
令人追悔不已的，这竟是景超自己的选择，人事科通知对他的处理时，另一位科长王毅还告 诉他，开除公职后，也可以自谋出路，譬如，可以回老家劳动，或自找其他生活出路，如果 不愿自谋出路，就去农场劳动教养，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 行列中来。他那么痴，那么傻，竟仍然以一腔虔诚完全相信了这番话。他也过分自信，中国 人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是在逆境中将要获得新生命的人。 他性格倔强，不屈不挠。一次，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一顿猛批后，说他态度恶劣，破坏运 动，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下去，就该进劳改队了。他回到家中，神情有些黯然，还说道： “真要让我进劳改队我也不怕，我就要写劳改事业在新中国的胜利！”真是天真而可笑的迷 梦哟！他那纯真的童心依然未改初衷，没有丝毫的泯灭。他认为，为混口饭吃去自谋出路太 窝囊，他认真想的就是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早日走出困境，把自己的迷梦再继续下去。 他已没有了公职，谁还会对他耕耘的笔横加干预呢？实现自己的梦幻也许倒是有了一抹玫瑰 色的霞光！他幼稚地这样想。
风云变幻的1957年使我们成为“罪人”，负罪后的孤独、寂寞、痛楚、求索，又使我们的思 维模式有了些转换，我们眼睛里的世界也另有一番变化，单色调隐匿了，一目了然的线条退 出了视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新的画图，色彩纷繁，景色奇丽，阴晴无常，诡谲多变，光 明与黑暗同在，红日在迷雾中冉冉升起。他宽阔的胸腔里燃烧着滚滚烈焰，他再一次跪拜在 文艺之神的圣殿里默默祈祷，他要用自己并不笨拙的笔义无反顾地去表现他才刚认识、才刚 了解到的一切。才刚出现在眼前的那个陌生世界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痛彻骨髓的经 历，他觉得这世道无比险恶，太不公正。内心深处，则出现了一种无可扼制的坚强力量，要 他把自己身心受到的残酷伤害诉诸世人。这痛苦是他个人的，是我们家的，他也已隐隐约约 地意识到，它是时代的悲剧。
可叹他太天真太善良了，多年来他囿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诲，思维模式依然刻板单调。反右斗 争后期，报纸重新刊出王实味40年代的杂文《野百合花》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 为大毒草教育大家。他读后十分感慨地说：“既然这些杂文都是大毒草，我还写什么杂文呢 ，我早先没读过。”那时，他依然头脑单纯幼稚。他哪里知道，毛泽东以他的雄图大略，倡 导“双百”方针，游说于大江上下，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 报告，动员知识界广开言路。而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全国出现不久，风乍起 ，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 攻 ”。此时，全国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当年读过与未读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人 们，都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动员鸣放太动人、太具诱惑力了。在此新形势下，他提倡写杂文 ，还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指《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ZW（ 〗〖HT6〗转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9页。〖ZW）〗毛泽东准备 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想要写的文章，普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辞职就可以写，他们又何乐而不 为呢？可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写了杂文的，后来许多人未能幸免于当右派。
人事科长和他谈话，说去劳动教养有利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就幼稚地认定是这么个“ 理”。他决定去酒泉夹边沟农场，就是考虑到去那里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利些，特别是 他还想重新拿起笔，他想只有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才有可能。所以，再艰苦他也认了。当然， 他再也想不到，设若一切按他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文字狱还在以后，更残酷的迫害他将无法 幸免。
但是，由痛苦浸泡过的虔诚所作出的选择，却迅即惩罚了他自己，惩罚了我们俩。
我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 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歪歪斜斜的字迹，说明他是趴在炕头，或在 腿上垫了本书写就这封信的。
无论如何，我还得提起精神给他写回信。我知道，此时他等待我的回信，一定也是等得焦急 万分。应该说，我来十工农场以后，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够满意的了，农场领导 和工人们在政治上不但对我们不加歧视，常常感受到的倒是同情和厚爱。第一次听到农场领 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曾使我惊讶，后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作为新闻工作者特具的 政治敏感，我知道这种称呼在当时犯禁，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但，这个称呼使我们大家 都感到 自在亲切，敌我矛盾的界线无形中消除了，这个称呼更唤醒了每个人的自尊心，挨斗时受到 的百般凌辱以及由之而来的委屈自卑情绪得以逐渐转换，大家自重自爱，在生活和劳动极为 艰 苦的条件下，都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各种困难，劳动上抢先，使自己的形象有个人模人样 。我们的工人组长是战士出身的复转军人，一开起生活会来，开场白总是说：“同志们犯了 些小小不然的错误，到这里参加劳动表现都很好，我这当组长的对大家关心不够，有不到的 地方，大家要及时提出来，不要隐瞒，不要等日子长了，才说我这个组长咋样咋样的，到时 候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每次先做检查的倒总是他自己。对这一切，我感到很知足，很满 意了。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据说，当时农场领导曾向各大队下达指示，对我们这些落难 士人不能歧视，不能直呼右派分子，要称同志或下放人员。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下达这样 的指示的农场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多年后我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我们的境遇，仍觉 感激不尽，在中国右派分子的“改造”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最幸运的几年好时光。
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