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的创业生涯
霍英东的创业生涯
张宝锵 金挥宇苦难的童年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
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
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伕。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伕，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
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
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
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
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