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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
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
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
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年至197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
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
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把它长期排斥在亚洲足协之外。许多会员同意作为紧急事项列入议程，会长虽不大同意，也只得付诸表决。投票结果，赞成票刚刚超过四分之三。
列入议程这一步总算争取到了。接着是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这时又碰到难题，按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那时我国尚未参加国际足联。霍英东等又建议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为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会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足球比赛的，其队伍亦可被接纳为会员。按照规定，修改会章亦须有四分之三以上票数通过。这次是用举手方式表决，结果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接纳我国为会员，就得开除台湾。当时一些国家与台湾仍保持微妙的关系。但一经举手表决，赞成的仍是超过四分之三。于是我国足球协会取代台湾，在亚洲足协的会籍终得恢复了。
连闯三关，一连以三个四分之三通过议案的事，在世界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虽然主要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霍英东的积极活动争取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通道。
亚洲足协的决定，不少人感到意外。国际足联会员闻讯十分震动，当即采取措施，由国际足联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我国加入的决定是非法的，要求即予取消。此后麻烦事多了。国际足联有意要处分亚洲足协，台湾方面唯恐足球被突破了，会引起连锁反应，也极力向国际足联施加压力。
为了“维护票数”，国际足联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国际足联会长历来都是欧洲人担任。那时刚好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一个巴西人）当选会长，他对我国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这个小组由每个洲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每逢讨论他均据理力争，使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亚洲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而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曾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如单靠一封电报，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转圈余地，这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参加其他比赛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他当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马上赶去瑞士，请求会见国际足联会长、秘书长，他也随即赶去瑞士。会见时，他提出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拟邀请中国参加，希望会长、秘书长同意。终于，他们开明地答应了，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后所有比赛均可顺利参加了。
其它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接纳我国为会员国，是在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后的事。
进一步支持祖国体育事业“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育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霍英东欣逢其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