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浪滔天。他坚持在狂风巨浪中搏击，时而被卷进“深壑”，时而又被推上“高峰”。坐在登陆艇上的张治中将军请他上船，他才从容上船。张治中迎上去，像欢迎他凯旋归来一样，同他热烈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文白先生，谢谢你的关心。”他拍着自己宽厚的胸脯微笑：“你看，平安无事啊。”
建国以后，从1956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除上面几次外，1961年到1966年，共5次畅游长江，特别是1966年7月16日，当时已是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锻炼意志”。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刚毅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是与他喜欢游泳，喜欢江河和大海分不开的。他的《沁园春·长沙》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写游泳的诗词，就是借游泳炼身体，更炼意志，激励人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在与大风浪搏斗中去夺取胜利。
广交朋友
王恕焕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毛泽东长叹一声，接着念“怜子如何不丈夫”，并说，我对岸英的死，就“怜”过，难道我是“妇人之仁”吗？好像一当了革命者，就六亲不认，就板起面孔才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对情感问题的心态。
的确，毛泽东的生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决非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决非是有些人说的“冷酷无情、使人望而生畏”的。
毛泽东一生交往很广，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负责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国民党进步人士，有国际友人、还有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在这些交往中，感情洋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尚情趣和丰富感情。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所评说的：“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28＇斯里兰卡著名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说：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29＇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还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在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中，坚持了这番道德原则，他的人际交往，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很有不同特色。
首先，党内交往重原则。对于党内交往，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徇私人情谊，不搞私人亲疏，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直接了当。如在1947年，为了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更好进行土改运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中，对江青的历史发生怀疑。江青说自己是很革命的，她要毛泽东为她说一说话。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他尖锐责问：“你既然这么革命，为什么还要我说话？”“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审查，谁也不能特殊”。江青说是对她的“造谣污蔑”，“现在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的事作文章，那背景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攻击你……”毛泽东愤怒地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尖锐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搞帮派活动，抢班夺权，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主席”。结果令“四人帮”组阁阴谋失败。毛泽东对于主义的斗争一贯看得很重，对原则问题从来不让步，对于在政治上、路线上同自己有分歧的人，即使是过去同过甘苦的战友，他也是不会退让的，甚至可以决裂。
第二，私交重情义。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他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就结识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解放后，他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决定派邓颖超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往上海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消息之后，他到火车站亲自上列车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亲切地握手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关心，他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人给她送去礼物。宋庆龄也总是忘不了给毛泽东带去礼物和问候，彼此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密的来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直把宋庆龄看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宋庆龄在交往中也真诚直言。1955年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反右运动刚起，宋庆龄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7年11月，宋庆龄仍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莫斯科会议。建国初，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他对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的来访，不仅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去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啊！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第三，人际交往重真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坦诚相见，平易近人，这是毛泽东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认为，对朋友要真诚、坦诚，他一生厌恶那种待人虚伪，狡诈和自私的丑恶现象。毛泽东与李达的真挚友谊，坦诚相见的交往，是很突出的实例。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挚友。建国后，毛泽东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1956年夏，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梅白问：“哪个？”“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激动地拥抱。李达开口：“主……主……”，没有说出“主席”二字。毛泽东接上说：“你主……主什么？你是一大的中央宣传局主任，我以前叫过你主任没有？你过去一直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二人入座后，李达惭愧地说：“我一生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上，不是有个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一斧砍了胡适先生，一斧砍了张东逊，一斧砍了江亢虎。你有李逵的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还说：“你是理论战线上的鲁迅。你的《社会学大纲》，我佩服之至，批印发各个根据地。”1958年9月，在一次晤谈中，李达同毛泽东为一个口号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那一年，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口号。武大的实习学生看到这条标语，回校告诉李达。李达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这种讲法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毛泽东来到武汉，李达打电话给梅白，说“我要见润之”。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认真地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则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可以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加以论证。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毛泽东也不退让，他气着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两人快要争吵起来。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下气氛。李达在火头上执意要走，不愿留下来吃饭。毛泽东只好叫梅白送李达回家，并说：“今天你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你以国计民生为重，我也这么主张，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对这次争论，毛泽东后来自我批评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梅白转告李达，感激他的帮助，约他再谈。李达听了梅白转述的意见后，感动地说：“还是润之气量大，君子之过如同日月，其过也人皆有之，其更也，人皆喻之。”毛泽东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他与李达之间的真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与张治中是在重庆谈判中认识的。后来，他们来往频繁，彼此之间无拘无束，情感交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58年9月，毛泽东请张治中随他一起视察大江南北。途中，坦诚相待，无话不说。有一次，谈到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又说：“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社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就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张治中解释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交往中的坦率、真诚。在视察途中20天，张治中把每天的见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30＇这表明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很真诚的。
第四，朋友交往重信义。毛泽东交朋友，讲信用，强调要守信、不能失信。借帖重信义就是一例。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休息时便练习书法，陶冶性情。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他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常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从中取其神韵，取其所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由于那帖是珍品，黄炎培很不放心，总惦着，借出一星期，就频频打电话询问看完没有？卫士借倒茶机会向主席报告了黄炎培催还的情况，主席听了道：“怎么也学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又给毛泽东打电话，还是问那本真迹事。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了吗？”到了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给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挥挥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讲信义，不失信，这是毛泽东交朋友的一个特点。
第五，深念旧情，感恩报答。毛泽东很重视师生情，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的老师，在徐老60岁诞辰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写了真挚而尊敬的贺信。在徐老70大寿时，毛泽东偕朱德等前去祝寿，特意送了一盒寿糕，并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大字。毛泽东这种尊师重教的师生情，一直在全国人民中传为美谈。袁吉六也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袁文做得好，字也写得好，作风严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196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请几位老朋友作客。席间，大家谈起袁吉六先生“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毛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饭后，毛泽东请周世钊带人民币400元，给袁先生夫人戴长贞作营养费，以表示对先生家属的关切。还有，毛泽东对老师，从不计个人恩怨，不咎以往，看重学问和教德。1915年，毛带头在湖南一师闹学潮，要赶走那个“反动校长”张干。张干坚持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未成，又要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重庆谈判前夕，张干又贸然给毛泽东发那封有失恭敬的电报。解放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