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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王恕焕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时就指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最好理想。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4＇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最进步的、最美好的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最后的目的”，就是“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5＇。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6＇。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不断的探求中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后，就更加并自觉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和崇高理想。
第一，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的历史。生产不仅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且最终生产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本身。社会生产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出发点。在社会生产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揭示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进步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47＇
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企业中的生产有组织性和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8＇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结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由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49＇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人类一定要进到“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50＇，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一人类解放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曾作出了形象、生动而通俗的描述。他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51＇他在1939年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还说：“中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条定律谁都不能推翻。”＇52＇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将继续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统逃不出最终要被消灭这条定律的命运。诚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曲折的漫长过程，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会遇到种种暂时的困难和曲折，甚至也会暂时失败，会出现几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53＇，喧嚣什么“共产主义崩溃了”。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54＇，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子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地，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55＇毛泽东这段话，深邃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还可能遇到种种挫折，甚至失败，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最终胜利的历史辩证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的理想曾写道：“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献给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解放无产阶级。他也曾有过理想，但是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56＇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恩格斯的理想一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科学理想，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更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风浪，也“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和讥笑”＇57＇，总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牢固信念。例如，1927年由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党内有些人消极悲观，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