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娃
年娃
耿兴余
听弟弟说年娃死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他就死了呢？他比我还小一岁呢？
人生下来，不知为什么，总要在这个世上受罪，有的人受的小，有的人受的大，年娃就是那种生下来受了大罪的人。
年娃，大号耿大年，年龄小我一岁，辈份低我一级。小时候他住在沟里，那时沟里人都比原上人穷，原上人可以住瓦房，沟里人只能住窑洞，年娃就是在鲸鱼沟凉水泉边一个窑洞长大的。
我和年娃曾在桑村小学上学，他住距学校远，我距学校近，上学时，他经我家门口，有时叫我几声，我就从被窝出来和他一道去上学。
年娃老实巴交，性格懦弱，但有时候爱插嘴说话，说不对了，那些厉害的同学就打他，有时打得鼻青眼肿，挨了打只会嚎啕大哭，没有反戈之力。那时我很同情年娃，很想为他大报不平，但是我也斗不过那些大孩子，只会把对年娃的同情变为怜悯，把那些欺负他的人变成愤恨，那时我不知道“弱肉强食”这个词，但是世间不平的事确实存在。后来我发现年娃不来上学了。自那以后，我很少见他，偶尔下沟抬水时，我发现他拿着锄头坎刀，在修理他房前屋后的土地。
1989年8月，我从北京红旗杂志社回家探望父母，年娃突然来了，刚到50岁的他，已经变得弓背驼腰，他听说我当了“大官”，是从中央机关回来的（其实我不过是一个红旗杂志社的记者），也可能是“发小”时对我的一点感情和信任，他见了我就泪流满面，他说他有一个唯一的儿子，已经长到20岁了，被人压进鲸鱼沟几十米深的水库里淹死了。他说鲸鱼沟北原上的人，自古和南原上的人有仇，积怨甚深，只要是单枪匹马上北原，总会遭到他们的欺负。我说：“文化大革命早都结束了，现在改革开放，讲安定团结，怎么还会出这事？”他说：“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娃下沟弄柴火，北原上一个姓X的小伙硬说砍了他们的树，把娃硬往水里拖，我娃力单体弱，斗不过他，天色已黑，我隐约听到娃的哭救声，赶紧跑到河边，眼看着一个黑影子把我娃往水里压。”我在对面哭着喊着：“可别给啊！可别给往水里压呀！有啥事我赔你，你别对我娃下毒手呀！”对面的黑影人，一声不吭，嘴里喘着粗气，把水打的哗哗直响，开始年娃的儿子还有呼救声，慢慢地没有了声音，一阵水上的扑腾声音之后，那个黑影人上了岸，拔腿向北原跑去。年娃听着自己的儿子呼救，看着儿子被一个黑影人往水里压，但是从小懦弱胆小的年娃，又无能力去几十米的水库中去抢救自己的儿子，他在岸边哭喊着。。。。。。
天黑人静，没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年娃在对面哭喊到半夜，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游上岸来，能够同他一起回家，但是这一切都晚了。待到第二天清晨，年娃请了村里的人，再去水库寻找儿子时，鲸鱼沟的水面上漂出一具鼓涨涨的尸体。
年娃向我倾诉着，希望我这个北京回来的“大官”能为他报仇，能把肇事的凶手抓出来，绳之以法。
我详细问了他，你知道凶手是谁吗？他说知道：“他爸是北原上的村支书，两年前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去当了兵。”我说你到法院告过他吗，他说告过，但法院说没有证据。我说：“当时事发时还有人知道吗？”他说：“就我一个人，天黑了，我听到孩子呼救，我就到了河边，看到一个黑影向水里压，后来他跑了。”事过6年，告状败诉，我深深同情着年娃，体会到他失子的痛苦与孤独。
我探亲临走那天，年娃提了一筐鸡蛋送到我家，我不肯收，但他哆嗦着手，流着眼泪还是让我收下，我知道，他是对我为他儿子之死申冤抱着极大的希望，他认为我是中央来的人，只要中央人在，什么冤案都能平。我不肯再伤这位可怜的农民，这位小时候懦弱的同学。我不能没灭了他对我这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我收下了那筐鸡蛋。
到了北京，我真的通过陕西的老友，咨询了他儿子之死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希望能为他翻案，最后我写了一封安慰他的信。同时我一直想着，那年春节为他寄点钱，可是，这个愿望没得实现，他就死了。我深深为他的事而内疚，为我没能为他雪恨而感到不安。
记得两年后的1991年，我又回去探亲，我看到他在乡上街道里钉鞋，人已经变得很憔悴，很呆木，我象他打招呼，他好象不认识我，只是木呆呆笑着看了看我，我当时觉得，他把我这个“大官”也看贬了，他觉得我为百姓办不了事，也不过是个白吃粮的。我看着他木呆的样子，一种同情，一种自责拥上心头，我丝毫不怪罪他对我的冷漠，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央的记者，欠了他许多许多。
临别时，我看着他狠狠地钉着鞋钉，好象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不公平的东西钉进十八层地狱，我好象看见他在钉着！钉着！
2007年3月23日于海南保亭新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