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911急救，我拿起房间电话拨通了服务台。我质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和一个女的安排到一个房间，小姐连忙赔礼道歉。这时候，我的同房才镇静下来，知道我不是破门而入的*犯，而是一个公司来开会的。那位服务员说，我的同房应该是个男的而不是女的。我气急败坏地说：“难道我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吗？”服务员又一阵抱歉，说立即去查明情况后再与我联系。正在这时，我的同房用毛巾围着自己的身体，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卫生间。这次，我才有机会打量着她，她大约六十岁，棕黄色的头发已经斑白。她微笑地对我说：“对不起，我刚刚失态了。我知道，他们弄错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名字。”我一时不解地问：“这怎么可能呢？”她说：“我叫特瑞·格拉斯皮。”我一下明白了：特瑞（Terry）这个名字多半是男人的名字，但也可以作为女人的名字，这一定就是宾馆搞混淆的原因。
我又一次地拿起电话，接通了服务台，我向服务台解释了发生在我们房间的笑话的原因，并要求立即给我换个房间。那位服务员告诉我，宾馆没有房间，不过他们可以加铺让我到其他的男士双人间去住，我只好答应了。放下电话后，我告诉特瑞宾馆的房间情况，并说我要走了。她笑着对我说：“你看上去比我的两个儿子都年轻，我和他们旅游时，都住一个房间。你如果不在意的话，你就在这里住下来，双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一张床的话，你晚上说不定会滚到别人床上去。”说完，她大声笑了起来。我被她开朗的性格感染了，我说：“我无所谓，我最怕同房的人打鼾，我在宾馆住的时候，只要有同房，就很难入睡。不过，我昨晚倒睡得很香很深，你一定不打鼾。”她开始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劲地摇头。我倒为这次阴差阳错的好运感到庆幸。我们正式地互相介绍了一下，原来，特瑞是来自夏威夷州的一个商场总经理，而我当时在总公司主管文具用品的进口。碰见了老同行，我们有交谈不完的话语。
过了一会儿，房间的电话响了，是服务台打来的。服务员告诉我，他们刚有一个退房，我不用去到其他双人间去加床了。我告诉她，我决定不搬到其他房间去了。她不解地问：“什么？你准备就住那间房间了？你不是说你的同房是位女士吗？”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是的，我的同房是个女士，但我们决定就住在一个房间里了。”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在关掉房间最后一盏灯的时候，向我的异性同房道声晚安，然后，很快就入睡了。也许，是我经历了几年的教堂的“洗礼”，也许是对太太忠贞不渝的爱情，也许是因为同房老太太式的形象，反正，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十分平静地度过了三个夜晚。
第一百一十四章 目标公司举起了砍刀
当我们在竭力增加销售和把每个商品的毛利率提高到一个最高极限时，降低经营成本就成为我们创造更多利润的唯一途径。像目标公司这样年销售额几百个亿的股份公司，公司的总裁每年都要到华尔街股票市场去，向那些股票市场分析家们游说，展示公司在创造利润方面的计划，从而增加他们对公司的信心，让他们去鼓励投资者购买公司的股票。
1998年，我当时工作的目标公司上上下下掀起了一场“成为最好”（BE BEST）的运动。公司总裁肯· 伍德周在总公司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班子，对公司各方面的费用支出举起砍刀。我们公司的目标是：把公司的22％的经营成本降低到20％，以和只有18％的沃尔玛拉近距离。这个部门在总裁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公司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首先确定了要在公司砍掉七亿美元的经营成本，然后，分析压缩各种费用开支的空间，把降低成本的数额分配到总公司的各个部门和商场的各大区域，再由各个单位拿出降低开支的具体方案。
我当时是一个商场的总经理，在这场运动之前，我们的小区域（约一百家商场）有各个部门的区域采购员、培训经理、经营促销部等六个部门共计二十三人，“成为最好”之后，小区域减少到只有人事部和一个安全保卫经理的八个人的班子；地区经理办公室，也从原来的五个人减少到只有一个秘书和保安经理的两个人；我们商场也从原来的十三个副总经理，降低到九个；商场的非卖场人员也精简整编。
从费用开支上讲，我们把各种费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比如说，以前，我们商场每个月为所有在当月过生日的员工举行一个生日聚会，我们有一个蛋糕和一些礼物送给员工，后来，我们只能为员工“干唱”生日歌了；我曾将有特殊贡献的员工请到餐馆去吃饭以鼓励他们，我曾在每周商场的各种会议上买一些饮料和糖果等小吃，我曾每月给“每月最佳员工”五十美元的商场购物礼券……这一切的费用，都被“成为最好”的砍刀所砍掉；各个地区还成立临时的业余小组，到各个商场去讨论和交流在经营管理程序方面的简化经验，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用新的商品取代了滞销的商品后，会把滞销的商品从货架上取下来，并把它们送到后面的仓库，然后等待着降价员在有空时将商品一个一个地去贴上降价标签，最后，由部门员工再把这些商品放到卖场去。这个周期有时可能是几天的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决定在滞销商品从货架上撤下来的时候，由部门员工立即将它们放到卖场的一个特设的降价商品区，并从电脑里对该商品进行变价，这样，一种商品只用打印出一个新的降价标签，而省去了单独在商品上帖出降价标签的过程。
还有一个费用也被公司大大地降低，那就是社会捐献基金。以前，我们对顾客的捐献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什么学校要搞体育比赛，教堂要搞聚会，单位要搞活动等等，我们都不同程度地捐献公司的购物券让他们在商场免费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自“成为最好”之后，我们捐献账户的基金被砍掉80％。记得有一天，一个顾客手拿着我们寄去的捐款拒绝信，怒气冲冲地要和我谈话。他将信扔到我的面前，扯高嗓门大声吼叫：“我们每年成千上万地将钱送到你们商场，养活你们这些人，可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却把我们冠冕堂皇地给拒绝了，以后，谁还会到你们商场来购物？”我耐心地给他解释，公司为了给他和其他顾客提供最优惠价格的商品，就必须减少各个方面的费用来降低经营成本。他依然对我非常无礼，说我们不是顾客的“好邻居”。到最后，我只得告诉他，我们公司不是福利机构，我们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如果我们商场因经营亏损而倒闭，就根本谈不上来服务我们的社区和顾客了。
第一百一十五章 同性恋让我彻夜难眠
目标公司在员工的福利待遇方面一直好于沃尔玛，这也是他们在人才招聘方面到沃尔玛去“挖墙角”的有力武器。1997年我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是被目标公司以优厚的条件从沃尔玛“抢”过去的。当时，沃尔玛的商场总经理必须一个星期上六天班，每周的工作时间至少是65个小时，而目标公司一个星期才上五天班，每周工作时间是45到50个小时；目标公司总经理的平均年薪要比沃尔玛高出一万五千美元。我们出差或开会时，也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可自从“成为最好”的运动之后，很多本为公司引以为自豪的福利被砍掉了，比如说，我们开会时，要两个人分享一个房间。
那一次是总公司开一年一度的销售大会，我们商场总经理全部集中到总部密利艾坡市开会。我的同房是来自另外一个州的商场总经理，名叫鲁卡斯。到达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彼此互相互介绍了一下，并交谈了各自商场的一些情况。十一点钟，我已经睡意甚浓，开始迷迷糊糊地入睡了。突然，电话铃响起，我以为是我太太打来的，连忙拿起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找鲁卡斯，我将电话递给了我的同房，就又睡了。我本来也没有多想，因为那个男人可能是商场的副总经理，也可能是他的儿子。鲁卡斯跑到卫生间关起门来讲电话。尽管他竭力压低自己的说话声，但他的声音依然飘进我的耳边。突然，有几句话让我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说：“我当然也很想你，一离开你就想得要命，等我开会回来，我们要在床上好好享受一整天……”鲁卡斯柔情默默得像个女人。这时候，我想起了他曾说过自己是单身，我觉得他的声音也很带女人的腔调，他的言谈举止也有类似女人的样子，我百分之百地确定：鲁卡斯是同性恋。
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男同性恋是不喜欢女人而喜欢男人的，我这个年龄比他小的来自亚洲的异国人，他会不会对我感兴趣呢？当我熟睡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好奇而掀开我的被子呢？当我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他会不会在门缝里偷看呢……我越想就越新鲜，原来的睡意荡然无存。
每到一个商场，通过对员工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我基本上可以猜测出谁是同性恋。尽管我们大家平时彼此心照不宣，但从不和任何人谈论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一来公司的政策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二来大家也不愿意背后议论同事。在晋升和加工资方面，我们也从来没有因为员工的性取向而歧视他们。事实上，我有好几个同性恋的员工，是我最喜爱、最器重的员工，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可没有想到，当我真正和一个同性恋住到一间房时，又是这样的让我不安。想到第二天早上要五点半起床，我的上司和同事或许会看到我萎靡不振的样子，我竭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我想着我商场的一个同性恋的音容笑貌和他的言谈举止，如果是他睡到我旁边的床上，我会心平气和地入睡；我还使用了很久前我的医生告诉我入睡的诀窍：随着自己呼吸的节奏数数，我从一数到一百。这方法倒也奏效，我终于睡着了。
第一百一十六章 我和沃尔玛总裁的争吵
沃尔玛的总部，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漂亮和神奇。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那所办公楼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一栋主楼有三层高的楼房以外，其他80％的办公面积，全部是随着公司不断扩大而逐步加宽的铁板活动房。让人更加吃惊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就在破旧的地方诞生，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就在这简易的平房里创业，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这美国最便宜的办公室办公……而发生在这栋楼房里的、为节约每块美元而费尽心机的故事，更是让我铭心刻骨。
现任沃尔玛总公司山姆会员店的总裁，达格·枚格弥伦（），曾是我在沃尔玛总公司的同事。我们曾是好同事，现在也是好朋友。但我们曾“吵过两次架”，第一次是为传真机，第二次则为电话单。
那是1994年的一天，我们几个采购部共同分享一台传真机。有一天，我正焦急地等待一个客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真，一直快到下班，我还没有等到。我非常气愤地给我的客户打电话，我告诉他，由于他这样拖拖拉拉的办事作风，我失去了购买他们产品的信心，我决定不再从他们那里购买商品。我们当时在沃尔玛搞采购的时候，可是皇上的女儿不愁嫁，成千上万的厂家抢着和我们做生意。我们知道我们的份量：如果我们决定购买一个厂家的货，可让该厂家一日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们决定从货架上取下一个厂家的货，就可以让一个百万富翁一日之间倾家荡产。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那个厂家立即向我解释说，他整天都站在传真机旁，给我发了几十次，可就是没有信号而无法给我传真。我感到不可思议，跑到传真机旁，只见达格正站在传真机前接受一个传真，收到最后一页后，他立即将传真机关掉。我问他，传真机是否一直关着，他说他今天接收了四个传真，每次他都要来打开传真机，收到自己的传真后，就立即关掉机子。我一听就火了，难怪我等了整天都没收到，原来是他把传真机给关了。我对他不友好地说：“这传真机是大家共用的，也不是你的私人所有，你怎样要独霸呢？”他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是为了节约传真纸，如果我们不把它关掉，有些厂家就会给我们传真很多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这样就太浪费了。”我感到荒唐极了，我立即反问说：“一卷传真纸也就两块多钱，我自己家的传真机就从来不关。我们每个人所购买的货物每年用亿来计算，为这几张几分钱的传真纸而耽误我们的业务也太不值了。”他于是辩解道：“其实，它不会影响我们的业务。告诉你所有的客户，当他们有传真时，就给你打电话，你就去打开传真机，收到传真后就把传真机关掉。我一直就这么做，从来就没有耽误过业务。”我仍然很难接受他的观点，我对他说：“你难道不累吗？我们的时间就这样不值钱吗？”
半小时后，达格把一份文件放到了我的桌上，它是当时的总裁彼尔·菲尔资写的，全文如下：“有位员工刚刚提出了又一个节省公司开支的好办法，他认为，我们公司的所有传真机上每天收到很多厂家发来的、我们并不需要的信息，这样一来，浪费了公司的传真纸，如果每个传真机每天浪费一卷纸，公司的四十几台传真机就会浪费四十卷纸，每天给公司浪费一百一十块钱，这一年下来就是四万多块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求所有使用传真机的员工，在收到传真后，立即关掉传真机。万分感谢你们对这一行为的支持。”读完这封信后，我对达格的气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开始意识到了一张纸对一个年销售上千亿美元的公司经营者的意义。
为电话单和达格争吵是由一个中国的长途电话引起的。当时，沃尔玛进攻中国市场已是箭在弦上，在香港的几个试点商场初具规模。我把回中国探亲时录制的带子捐献给了公司的音像部，他们用此带子编辑了一部反映中国市场的记录片。在制作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首中国的国歌。由于时间紧急，我同时和中国的几个朋友取得了联系，要他们去购买有国歌的磁带并用特快寄给我。有一次，我正在达格的办公区取一份资料，突然，我的助理将一个中国长途转到了他的电话上。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已将磁带买好，并立即寄出。挂断电话我才意识到，我的朋友并没有我在总公司的地址，他只知道我原来商场的地址。我顺手拿起达格桌上的电话，给我中国的朋友回了个电话。这事我也没多想什么，反正是为了公司的事。
大约两个星期后，达格手持一张电话单，满脸不快。他一来到我办公室，就直冲我问道：“我的电话单上出现了中国长途，请问是不是你打的？”我被他一下问蒙了，我对他说：“你到挺有意思，自己的电话单出现国际长途，为什么找别人呢？我为什么跑到你的办公室去用你的电话打中国长途呢？”
在沃尔玛总部，各部门都有规定的经营费用，包括长途电话费、办公用品、出差费等。任何和我们做生意的厂家，必须给我们免费的800号，否则，我们就打对方付款电话。我们唯一的长途电话就是偶尔打到商场和陪送中心。当时的国际长途费很贵，一分钟至少需要五美元。每个月，我们的上司都要拿着我们的电话单进行“研究”，看能否再压缩电话费用。像这样几十美元的国际长途，一定要了达格的命。等他正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