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处理难题的人：他首先去寻找那些熟悉这个领域的专家，寻找有关的论文。如果这难题竟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来无人解答，那么他就要寻找相关领域中的最有权威的专家。总之他要尽量寻找捷径，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能够超越前人，而不是从头做起。最后一136个问题是陈宏刚的得意之作，又被一些应试者带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作为微软的经典考题广泛传播。但传播者不能洞悉的是，这个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机敏，所以应试者能在多长时间内找到答案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寻常的应试者，往往越是想要快些做出来，脑袋里面也就越是混乱。所以，即使有人事先告诉你这个诀窍，那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
这种严格的面试程序和琢磨不定的考题目标，固然能够确保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如所期待地“优中之优”，但是它对于应试者的苛刻也实在使人为之心惊，即令对于“考官”的能力和品格，也是一场最严格的检验。
不能了解其中关节的人，总会低估这种考核的严格程度。
一位中国记者在研究了这一面试程序后，私下里同一位考官讨论他的结论。他说：“这种办法，不会遗漏那些足够优秀的人，但不够优秀的人也有可能会进来。”但那考官说他的感觉正好相反，因为少数人的否定意见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优秀的人不容易进来，而优秀的人有时候会被漏掉”。尽管如此，这些考官面对应试者的时候依然一丝不苟，咄咄逼人，不能容忍稍有懈怠。
137每日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最多的时候10个人。从早到晚，全神贯注。应试者嘴里说出的话自然不容遗漏，即使是表情、行止和种种身体语言，也必须作为判断的根据。这些考官并非全才，所以总是碰到自己不能了解的领域。可是即便不懂也还要装作听懂，直到真的听懂。
“一天下来，人都要晕了。”沈向洋这样说。他还没有来北京赴任，即在美国通过电话面试了李江和刘文印，等到真的到了北京之后，立即感觉到谈话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耗。另有发生在洪小文身上的一件事情为证。洪小文11月初和黄学东来到北京，刚刚走下飞机便扭伤了腰，以致不能行走。但他已经接受任务需要面试几个中国的博士。他深知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是研究院的生命线，所以不肯推辞责任。他以电话接通5个应试者，连续发问5个小时，根据应试者后来的回忆，其声音并无异样，逻辑也无一丝松懈，所以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严格的考官其实是躺在床上。实则洪小文不过是嘴上逞强，腰间伤痛不已，兀自强忍，等到终于放下电话听筒，立时大叫“好痛”。
当然面试的过程并不全是单向的问与答。应试者有138足够的时间向微软提问。大多数人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研究院。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我来了以后干什么”和“我来了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类的问题。
倘若是一个家在外地的人，必会询问他的户口如何落在京城。考官也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在微软的文化上属于一种平等的默契，没有人因为你是后来者便会歧视你。但事情除了包含平等的观念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微软的人事变动极为频繁，升迁的依据全在于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是否适合，资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因素。所以你现在虽是一个资深“考官”，但你对面的这个年轻的面试者，有极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你的上级。我们国家的官员，大都不喜欢那些比他们更聪明能干的下级。一个老资格的人成为一个年轻人的部下，则会让双方都觉得别扭。但希格玛大厦里的这些人，却在心里不断询问：“谁比我更聪明。”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好老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这一点，在微软公司多年的陈宏刚和凌小宁均有极深体会。凌小宁说：“一个经理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比你更聪明的人。”陈宏刚说：“今日下级而明日上级的事情实在是太平常了。”当年陈进入微软时面试他的那位“考139官”，日后便成了他的下属。这两个人的年龄都比他们的老板李开复要大，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位记者向凌小宁询问，他为比他年轻的老板工作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凌小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在和人的智慧一同工作，而不是和人的年龄一同工作。”不消说，这种情形令年轻人激动。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星期，面试者已经达到40人。这些学生还没有离开希格玛大厦，已经议论纷纷。蔡东风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些真正搞学问的人。”他一天前从渖阳坐火车进京的时候，一路上还抱着试探的念头，现在一出门就给妻子打电话，提出举家搬到北京的理由。张高在那个上午花了5分钟的时间解决了“烧绳子”的问题，接着就发现“这里有我喜欢的事情”。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想着出国呢。”而现在，他在突然之间便做出决定：把出国的念头暂时放一放。陈正说：“那天我对这些从美国回来的人感觉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正式的面试。”他在以前也曾去过其他几家公司。经历过多次面试，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面试140顶多一个小时就完了，让人感觉到草率和随意。那时候他想想都觉得奇怪：一个小时，他们怎么能看清楚我？
我又怎么能看清楚他们？现在，他望着微软研究院里那些严厉的考官，心里挺感激地想：“看来他们真的很看重我。”
聪明人的“磁场”
1998年的最后一周，寒流袭击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南方的暖流到了江淮一线，就再也无力北上，但是求职者依然纷纷北上。向微软中国研究院提出申请的，已经超过1000人。除了那些刚刚毕业和即将在来年夏季毕业的博士硕士之外，另外一些具有工作经历的人也来了。
在研究院的内部刊物《通讯》的创刊号上，李开复为第一批加盟微软的激情满怀的中国青年写道：多少年后，当微软中国研究院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大学者，出现许多一流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份小小的刊物，您会知道，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看上去，李开复比他招聘来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要踌躇满志。他似乎认定141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将会涌现大学者。他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就想到“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一点，多少露出了他的华人血统的本色，也与他的老板比尔．盖茨明显不同。人人皆知比尔．盖茨讨厌回顾过去而喜欢“展望未来”。他虽然还不至像亨利．福特那样，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但无论谁提到“看一看后视镜”，他就会显得极不耐烦。他还对他的雇员说过：“今天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持续四五年的有价值的东西了。”然而报刊记者既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他们只关注现在。看到大学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希格玛大厦，他们便跳起来。《电脑生活》上刊登文章，大声质问：“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一位名叫李学凌的记者现在再次注意到李开复的那句话：“微软在想，为什么不到这些人才的源头，到中国来寻找这些人呢？”《北京经济报》为微软说了一句好话：他们正在帮助中国“防止人才外流”。
但《中国青年报》在进出希格玛大厦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中听到的是“警钟响了”。它宣布：“国内计算机企业与国外‘巨无霸’争夺人才的商战将旷日持久地展开，急需人才的民族产业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科学142院计算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赵雅玲告诉记者，在过去几年中，计算所有80多人离职出走。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人才流失”。“最近3年，情况更加突出，”赵说，“要不是国家规定最低3年的服务期限，计算所人才流失将更加严重。”这话属实，问题是，在1998年年末把这些事情汇入质疑微软的浪潮中，给人的感觉是将中国的“人才流失”统统归咎于微软了。《中华工商时报》的栏目主持人程武大概是总结了这些故事，所以在他的专栏寄语中断言：外企伸手“抢”人。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也许是感觉到危机迫近，所以赶紧宣布，“要让在方正工作的年轻人能够有其钱，有其车，有其房。”联想集团公关部经理李文广，告诫那些一心向往外国企业的中国青年，在那里工作永远进不了人家的技术或者管理的“核心”，而在民族企业中，却能“有推动民族计算机产业发展的自豪感”。不过，他还是承认，“我们无法与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国外大公司抗衡。”现在，微软研究院开进希格玛大厦才20天，居然就抢了先机。
1999年2月，微软中国研究院从希格玛大厦六楼搬143进五楼。会议室的名称标牌也挂上了。办公室里设施全都就绪，一切都是崭新的，光亮耀眼。李开复已经有了第一批生力军－－还不到10个人，办公室里大部分座位还是空的，显得有些冷清，远不如六楼那样热闹，那里有吴士宏领导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张湘辉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研发中心。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来到五楼，访问了这个名字很大人员很少的地方。
另一方面，求职申请继续涌向希格玛大厦，四个星期里，又来了至少500份个人简历。研究院小心地避开记者的纠缠，只把眼睛盯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聪明学生身上。
我们有时候会强烈地感觉到，和聪明人呆在一起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足够聪明。“当一个青年人到一个公司的时候，很快另外一个青年人也会去。”比尔．盖茨曾经说，“因为，有才华的人喜欢一起工作。这种工作环境容易制造一种兴奋感。”高手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其工作效率又吸引更多的高手加入进来。这种良性循环是微软公司过去144多年以来管理员工的基本逻辑。这样看来，比尔．盖茨那段关于市场世界的“反馈理论”，也许同样适用于人的世界－－人才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我们将其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得到如下一条规律：一个人的创造性被社会承认得越多，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就越高，个人的创造性也就越大。
一个人的创造性被社会抹煞得越多，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就越低，个人的创造性也就越小。至少我们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有可能对所谓“人才反馈论”进行考证。
1999年1月15日，星期五，本书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张亚勤，由美国新泽西州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机场，准备在飞机加过油之后继续西向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之职。
飞机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许多，这使他与沈向洋不期而遇。
沈向洋的英文名字叫哈利，原来是雷德蒙微软总部的研究员，现在则在这里候机飞往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和形象计算组经理。二人殊途同归，兴奋异常，当天傍晚登上同一架飞机，一边喝着清酒，一边高谈阔论，在浩瀚的空中迎着天际的夕阳和彩霞，奔145向希格玛大厦第五层。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人也是冲着李开复来的。
沈向洋生在上海，长着一副江南才子的模样。此人既聪明又勤奋，从里到外涌动着一种激情。眼镜后面的一对眼睛不大，但却灵活而又专注。在他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前，已是计算机视觉计算领域中的成名人物。
老实说，这样的人全都有一副傲骨，眼睛里面是很难揉进几个人的。在他看得起的少数几个人中，李开复是最重要的一个。他10年以前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读博士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学校曾出过两个了不起的中国学者，都是来自台湾。一个是许峰雄，此人后来主持完成的“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由此轰动世界。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开复，那时候他在学校里的名声甚至还在许峰雄之上。“我进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讲他们的故事。我就想，努力10年吧，也会做得那么好。”沈向洋后来说。不过，他的真正了解李开复，却不是因为李开复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师兄，甚至也不是因为李开复以往的学术成就，而是几年以后一个转瞬即逝的场面。那时李开复是苹果公司的副总裁，沈向146洋则以学生身份在苹果公司实习。有一天李开复召集下属开会，大约是说到了不得不裁员的事情，正说着，一个雇员就冲着李开复大骂起来，其用语即使在最粗鲁的美国人中也极为罕有：“×你妈，别跟我来这一套。”沈向洋不由大惊，以为李开复会动用老板的权威压制属下。
却不料李开复的语调平静得出奇：“你这样讲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建议。你认为应该怎样去做？”沈向洋多年以后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人的脸立刻就红了。“我当时觉得李开复这个人真了不起，”沈向洋说，“风度，胸怀，全都没得说！”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科学家”，其成就覆盖在数字影像、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和因特网诸多领域。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Fellow），还获得了美国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
这一奖项已有近70年的历史，在美国电子工程界颇负盛名，以致克林顿总统特意给张亚勤写来贺信：亲爱的张亚勤博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荣获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
147你真正地理解了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价值。任何人都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方能获得成功，相信你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更需汗水与智慧。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你是一个灵感的启示。
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
比尔．克林顿自从1999年1月，张亚勤就成为中国报纸上一个时髦人物。他在世界计算机多媒体领域的成就，甚至还在李开复之上，但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李从外表到思维全都属于文质彬彬、严谨细腻的一类。作为一个领导者，有的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这是最糟糕的。有的人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已属难得。李开复则是大事清醒，小事周全，能用简单的话将极抽像的问题条分缕析，即令事物的细节也能想得清清楚楚。张的外表圆浑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李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擅长公关，对记者说话的时候总是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张似乎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
他在过去几年获奖无数，但却从来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148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他不喜欢把时间花在记者身上，甚至还会对那种虚浮轻狂的记者抱有几分蔑视。李开复或许也有大致类似的想法，但他绝对不会像张亚勤那样流露出来。
1998年秋天，当李开复为研究院到处物色首席科学家的时候，计算机界的同行纷纷推荐张亚勤。经过一番周折，两个人终于在电话中相识，然后相约见面，一见如故。“我和开复聊了两次，感觉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他对李开复的最初印象，“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职责，当这个院长是屈才了。”李开复则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亚勤到中国来，他认定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