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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两人着手搬家，女儿6岁了，自从知道了要回到中国，就不住地问爸爸：“我们要把东西都搬回去吗？”
“都搬回去。桌子、椅子，还有你的玩具。”
“那我们家的墙能搬走吗？”
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1999年1月15日晚上8点钟，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北京已是漆黑一片。张亚勤和沈向洋住进香江花园距李开复别墅不远的一座公寓。“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两162个人一半清醒一半昏沉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李开复进来。为了说服这两个人加盟研究院，他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终于聚首香江，不禁长出一口气，“你们的头发太长，先去修一修。”他说。
1月的北京干燥寒冷，不像雷德蒙的冬天多雨湿润，温暖如春。“不下雨的时候，雷德蒙几乎是天堂。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沈向洋后来无数次地这样念叨。北京没有茂密的红杉和如茵的绿草，倒是不下雨，不过，天上总是白色的，空气质量也差，让沈向洋觉得眼睛难受。
3人驱车驶出香江花园，沿京顺公路西行，折向北四环路，20多分钟以后，希格玛大厦就在眼前了。
五层楼的气氛不像想像中的那样热烈。没有欢迎仪式，甚至连寒暄也没有，只有一群求职的博士在等待着他们面试。其冷清的气氛，与1995年8月24日微软公司发布“视窗95”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对照。后者被舆论广泛张扬，成为世人心中微软的形象，实则微软人在每年365天中，有364天都是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度过的。瞬间的辉煌，不过是长久寂寞的一个句号和一个163起点。
这是张亚勤和沈向洋第一天以微软中国研究院员工的身份来上班。对这两个人来说，眼前来求职的博士们并不生疏。沈向洋一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在美国带过的几个中国学生。那时候他觉得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常常禁不住赞叹他们的聪明。其中一个学生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在国内很多。”这话令他经久不忘。在1998年秋天研究院成立的那天，他虽然还没有答应李开复回来，但却已在心里打算去国内的大学寻找那些聪明人。此后一周他走了不少地方，演讲，交流，结识的人不是教授就是博士。谈到那次旅行，他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中间少了一代人”。和他一起坐在台上的国内的研究者，都是老一代人。唐荣锡70多岁了。他的学生彭群生也有50多岁，算是年轻的了。“我才30多岁，和他们坐在一起，真是不好意思。”但他终于发现他的学生所言不虚。他惊叹国内学生的聪明，可却奇怪这些聪明人的研究为什么那么不聪明。
想到自己在出国之前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这才忽然意识到，这十多年国外的经历令他走了多大的一步。当164然他在国内也看到一些值得敬佩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至少有3个：浙江大学的彭群生、西安交大的郑南宁，还有马颂德。3个人各有专长，共同之处是，全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博士。“完全是环境造就人。”他后来对朋友感叹道。尽管如此，他总是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中国人会一事无成。他还记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韩玫，还有自动化所的柯启发。“他们的天赋在我之上，”他说，“带这种学生，当老师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为什么到中国来，也是为了这个。”新年到来之前，沈向洋带着这个念头回到美国去了，试图说服妻子跟他一同到中国来。可在这一边，批评研究院伸手“抢人才”的消息不断传到希格玛大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校园。这情形令陈宏刚担心。他向李开复建议，加强研究院与高校之间的联络，请10所最著名的大学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但是，国内很多大学负责分配的老师却说研究院的招聘开展得太晚，学生们虽然在夏天毕业，却是在头一年秋天已经开始纷纷求职。还说，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清华大学说，165他们首先要考虑中国自己的企业，给外企的招聘名额是有限的，不能超过3个。陈宏刚苦口婆心，终于被允许可以选择7人，但却必须另外交给学校一笔钱。陈宏刚有点奇怪，但学校分配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这在中国为政府公文允许，叫做“培养费”或者其他什么名目。既然如此，微软只好照“章”给钱。不过，这样一来，看上去就真的成了报纸上说的，微软“出巨资抢人才”。
尽管如此，在第一批招聘结束之后，来申请职务的人更多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叫陈宏刚很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才。”他说。计划中的招聘人数虽无定额，但算下来不过百分之一的录取概率。他建议增加笔试一道关卡。李开复同意了。于是，凌小宁设计出一套题目特别的考卷。1月中旬，希格玛大厦设立了中心考场，数百人先后应试，仍然不能覆盖所有提出申请的人。
陈宏刚在那些天基本上是在天上度过的。他带着考卷，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西安，从西安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他不停地飞来飞去，但飞机的速度毕竟赶不上网络上电子数据的传输。他发现大学生们正在使用电子邮件传递他的考卷，所以他在一个城市里考完之后，166另外一个城市的学生立刻就知道了，然而陈宏刚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他的“飞行考试”。
最后一站是武汉，那里只有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个女学生报了名，名叫张黔。按照百分之一的概率来计算，此人的机会极少，但陈宏刚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他在当晚抵达，住进武昌最好的酒店湖滨花园，立即打电话给张黔，说是请她来考试。张黔来了，一进门便看到自己的简历放在桌上。她7岁上学，从小学到博士，读书20年来经历考试无数，但眼前这样的考试竟是从未见过：考场设在酒店客房，没有监考老师，考生只有她一个人。陈宏刚把卷子递给她，只说了一句“考一个小时”，就出去逛街了。
张黔从小到大都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就连对计算机的兴趣，也是父母包办出来的。她不像那些“电脑神童”，不是那种伴随奥林匹克竞赛长大的孩子，家里没有计算机，上计算机课的时候，顶多觉得还不算枯燥。到了考大学的那一年，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报考哪个专业。父母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只是凭着直觉，认定这东西有前途，就替女儿选择计算机专业。没有想167到张黔一上手就有了兴趣，而且她对那种把计算机世界划给男人的说法特别不服气。“很多人说这是男人的世界，其实只是男人能在这里泡的时间多一些，”她说，“男人女人在思维方面没有不同。”1998年暑假刚过，张黔开始找工作。贝尔实验室到武汉来，为它们设在北京的研究机构招揽博士，张黔去应聘，贝尔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聘书。就在她要和贝尔签合同的时候，忽然在因特网上看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消息，不禁叫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没有我的份呢？”她立刻放下贝尔的合同，将简历送到微软的网站上，然后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待微软的回音。根据她对微软非常有限的了解，她知道微软是“男人的世界”，而自己毕竟是个女的。现在，经过和陈宏刚第一回合的接触，她觉得微软的考试真是轻松随意。考官和她一对一。随便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就结束了。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次覆盖全国的考试，更不会想到，严厉的事情在后面呢。
陈宏刚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李开复，168他在武汉发现一个学生，人很聪明，是个女的。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一向不论性别和年龄，这倒不是微软格外大度开明，而是美国社会的通例。说它“男女平等”、“老少皆宜”，那是夸张之词，但若有人拿到哪个公司仅仅因为性别或者年龄就拒绝聘用的证据到法院去告状，就有极大可能胜诉并且让它难堪。事实上，张黔很快就感觉到微软对她的重视，因为另外一次更加严格的考验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那一天她再次接到微软的电话，说要为她安排正式的面试，但在此之前，将由凌小宁博士通过电话向她询问一些情况。
对于这种方式的考察，不要说张黔，就连她的饱经世事的爸爸和妈妈也是闻所未闻。爸爸妈妈都是学采矿的，大学毕业后在湖北省煤矿厅工作。他们那一代毕业生都是政府分配工作，现在看到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觉得既意外又紧张。当天晚上，张黔在一个小屋里静静等候。电话果然从北京打过来。她原以为又是一次“湖滨花园式”的轻松闲聊，可马上就意识到“这一次是来真的了”。对方的问题一个追着一个，全都围着一个主题，层层逼进，特别紧迫。一个小时不一会儿就过169去了，那边终于宣布结束，张黔感觉到自己长长吐出一口气，身心疲惫，同时感觉到电话那边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她走出小屋，望着张口结舌等在外屋的爸爸妈妈说，这在她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小时”。但她觉得电话那边的“考官”对她是满意的，所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凌小宁只是在决定要不要给她正式面试的机会。张黔远在武汉，要她来京面试，微软要提供来回飞机票，提供食宿。可她的简历表明，她的专业并非微软所需，户口又是外地的。所以，张黔知道，微软对她的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她对微软。
当她接到微软的电话要她登上飞机北上京城的时候，自信成功已经伸手可及。
现在到了1月15日下午，也即张亚勤和沈向洋的飞机即将飞向北京的时候，张黔也登上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向北京飞来。当晚下榻燕山大酒店。次日上午9时，她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见到未来的老板张亚勤。在张黔眼里，张亚勤的样子挺随和。他告诉她，他是第一天来上班。她则告诉他，她整天听到微软这名字，使用微软的软件，但却是第一次和微软的人面对面。
170这一天有两批人来面试，张黔这一批有7个人。每个人拿着一张单子，上面的时间表告诉他们，将在哪一个小时与哪一位“考官”见面。考官坐在一个一个小房间里。张黔和其他应试者一样坐在休息厅中，一边喝着免费的可口可乐一边等候。看前面一个人走出来，后面一个便走进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搬来一大箱子“肯德基炸鸡”，应试者坐在“火药库”，考官坐在“造纸坊”，各自大嚼同样的食物。张黔在这一天连续见了5个“考官”。这个细心的女孩子走进走出，发现考官们不断地发出电子邮件，和另外的人说些什么，心里难免紧张。不过，张亚勤的憨厚模样令她轻松。张的问题更像陈宏刚的海阔天空而不像凌小宁那样咄咄逼人。张黔说自己喜欢做研究，在和陈宏刚谈过以后，就不再想到贝尔而想来微软工作。还说，她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这种想法变成现实，但她发现贝尔重在做产品，“更多的工作可能是去完成别人的想法”。她提到，陈宏刚告诉她在微软研究院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提到凌小宁那个电话令她紧张。但直到这时，她对面前的张亚勤还一无所知。
171完成面试走出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她打开手上的那本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随手一翻，就看到《我们的大家庭》这一页，张亚勤的照片和简历赫然在目。张黔只读了第一段文字，便一声惊呼：“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接着又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孤陋寡闻：怎么过去对此人竟是从未听说？“我还从来没有跟过世界级的专家，”她说，“从来没有体会过和世界级专家谈话是什么感觉。”她后来承认。正是这个瞬间对她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非微软不“嫁”。
人生最简单也最难实现的两个理想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中正在兴起一股力量：相信才能，相信智慧。他们眼睛里面的“伟人”和他们的父辈眼睛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父辈活跃的那个时代，权威和政治表现被看得高于一切，这与他们的想法几乎背道而驰。即使在最和谐的家庭中，儿女还是会对上一代的意识形态情结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人才反馈理论”，在越是年轻的人身上，就越是可能得到验证。
1999年1月底，张亚勤到美国出席一个多媒体技术172大会。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会场集中了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精英人物。熟人相见，彼此问候。张亚勤再次成为人们包围的中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回到中国的消息传了出来。过去一年里，张亚勤一直都是多媒体世界“小人物”心目中的英雄。有如李劲所说，大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不如说是相信张亚勤的选择”。那时候李劲是日本夏普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研究员，同样对“张亚勤的选择”感到惊讶。5年以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张亚勤，从此便在心里把这个人当作榜样，现在听说张亚勤去了微软，去了中国，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哟，张亚勤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念头：“他为什么想要回国呢？”
他说他之所以对回国的念头感到惊讶，是因为国内的研究水平太低，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国内的论文：“咳！也别客气了。不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他说。这是他当初想要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国内并不具有激励他向上的环境。不过，就从这一天起，李劲的想法变了。他说：“我并不了解微软中国研究院，但我了解张亚勤。我相信他的选择173总有道理。”李劲在清华大学好几届学生当中享有盛誉，还是上海中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出生在上海，但却没有江南人那种纤弱的样子，身高体胖，宽肩膀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脑袋里面汇聚着各种新奇的念头。当他把两只手伸到后面抱住头仰面朝向天花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新思想不断涌动的时候。他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展四肢仰在靠背椅子上，还喜欢把他的各种成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当他在1999年6月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让整座城市的孩子为之着迷的题目：“电脑娃娃回来了！”他的“电脑娃娃”的称誉，与邓小平有直接关联。
那是在1984年，邓小平到了上海，李劲在电脑上展示了他的编程技巧。邓小平摸着这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那时候李劲才13岁，已经是上海少年宫里一个挺出名的电脑迷。那时候少年宫的计算机都是人家捐赠的，用金星彩电做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过，李劲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特别兴奋。“做一个航模要好几天，还要174花很多钱。但在计算机前你不用花什么钱，只要动脑子，立刻就看到你的想法实现了。”李劲后来回忆道。他在12岁那一年编出了他的第一个程序。那是一个高射炮打飞机的游戏，大约100行。他聚精会神地写了两天，然后叫来很多孩子，得意地在电脑上显示自己的创造。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用在考试上。智力过人的孩子去参加课外的竞赛，但也都是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们要依靠这个上大学。计算机不仅不是什么主流，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李劲的父亲也不知道。不过，当李劲第一次给他描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