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这是我从事研究以来最高兴的一241天。”妻子为他高兴，提议中午到饭馆去祝贺。那时候他是个穷学生，夫妻俩很少出去吃饭，可这顿饭，两人花了20多美元。
这个早晨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对这个家庭，也是对整个计算机语音研究世界。直到今天，全世界研究语音识别的专家们，仍在使用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当年开创的方法。90年代结束之后，罗杰．瑞迪回忆起这一事件，赞叹他的学生当初的睿智以及敢于反对他的勇气，还说，“在科研的领域中，自由和平等绝对必要。”李开复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1984年他和导师的那场对话令他始终不能忘怀。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早晨。“我不同意你，但支持你”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永远地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由苹果公司副总裁而至SGI副总裁，进而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岁月中，始终信守不渝。
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什么与雷德蒙112号楼比起来，李开复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办公室的确算得上庞大华丽。1999年的春天，李开复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构思到中国来的第三篇文章，题242目已经写出来了，叫做《科研的方向》。是啊，大家都说研究院“精英荟萃”，“豪华阵容”，就连研究院的人也当仁不让地这样说。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从国内来的这些博士，把他们在学校里获奖的那些题目重新捡起来，希望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但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些人，手上拿的全是世界上最新发表且最具水平的论文。
他们告诉那些副研究员：我们不做“中国第一流”，要做就做“世界第一流”。
“世界一流”这个词，过去听上去就像水中月，镜中花，让人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身边有一个张亚勤为证。3月18日，整个研究院都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来了。总统祝贺张亚勤以往取得的成就，还说了“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这话让中国研究院那些初来乍到的人听起来，觉得真叫刺激。大家纷纷去找张亚勤，询问他怎样才能出人头地，他一边说着“为什么要出人头地”之类半真半假的话，一边介绍他的经验。
他说：“第一，要做一个现在人们不太关注，但将来会成为主流的东西。”大家说，这话很明白，请说下一个。张亚勤又说：“不要在一个领域当中停留太久。”这话不免243让大家有些糊涂了。就听张亚勤继续说：“你用20％的精力往往可以完成一项工作的80％。但要完成最后的20％，你却要付出80％的精力。”大家面面相觑，若有所思：读了20多年书，怎么老师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些呢？
那两个月，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所有的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想做什么？这问题当然也会出现在地下室的餐厅或者健身房中。陈正和邸硕已经进入李开复领导的音字技术组，正在集中全力研究李开复的关于语音识别的两篇论文。60多岁的黄昌宁开始建立他的汉语语料库，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现在的目标是，在一年后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汉语语料库－－50亿字。王坚和张高、韩坚讨论“用户界面”的种种弊端。沈向洋的一句口头禅现在成了整个研究院的口头禅：What'sNew？－－新的东西是什么？
张黔说她原本是做“传输”的，现在仍想重操旧业。
张亚勤说：“当然可以。”这简单的一句话让张黔一年以后想起来还觉得痛快：“他不是要你做什么，总是在问你要做什么。真是一个好老板。”244士气已经到了研究院成立以来的最高点。所有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大展宏图的良机。一般的研究员都认为，自己理应解决最新颖最困难的问题。有人为自己收集资料，有人为自己寻找参考论文，有人为自己编写程序。锋芒毕露的人振臂高呼：“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成的。”谦恭内敛的人也在心里暗自认定自己无所不能。但李开复可不这样认为，他心里着急的是，不要把这些年轻人的激情煽动起来就认为万事大吉。以往的经历告诉他：计算机软件世界中从不缺少激情，但决定最后胜负的力量却在于对未来的判断。他指出：“科研的方向就如同行路的方向，走对了，可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走反了会事与愿违，徒劳无功。那么，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究竟应该往哪里走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他才会在这么紧张的日子里，安静地坐下来写他的《科研的方向》。
李开复用这样紧迫的言辞提出问题，应该说不是无病呻吟。我们来看信息产业的历史，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错误常常发生在一些最具智慧的人身上，包括一些著名大公司的领导者、“诺贝尔奖”的获得245者，以及像日本这样精明的国家（它在70年代预言“人工智能”将会主宰天下，并且倾举国之力于这个领域，结果证明这个预言过高地估计了机器的能力）。这也正是很多人蜂拥在这条道路上左冲右突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成功的原因。
用这样的精神来指导科研，确实与微软公司乃至所有成功者的起点相吻合。在美国西雅图地区过去100年的历史上，曾经有两个拥有同样名字的人，创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奇迹，成为两个不同时代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一个是比尔．波音，他在1916年开创了波音飞机公司，如今它的一个“波音747”车间有500多米宽，40多米高，96公顷的面积，1300万立方米的空间，由数千万吨钢铁和水泥所构筑，可供7架“747”同时组装，而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巨大车间的六分之一。另一个就是比尔．盖茨，他把他的微软公司建设在西雅图南边雷德蒙的茂密树林中，环境典雅，绿草如茵，没有巨大的钢筋水泥构架，没有高耸的车间，也没有机声隆隆，只有一台台的电脑加上一块块白板。这样两个公司，一个崛起在本世纪的最初20年，成为全世界工业时代的经典之246作。一个崛起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成为信息时代的经典之作。到如今，每天全世界有至少300万人乘坐波音飞机，有3亿人在使用微软操作系统。两个“经典之作”
合而为一，成为本世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两个比尔和他们的公司有着无数的不同之处，但是有一点是同样的，那就是对于未来的预见。第一个比尔在他的造船业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坚信未来普通人最常用的旅行工具将在天空；第二个比尔在大型计算机垄断市场的时候，就说出了那句在多年以后让全世界说起来都赞叹不已的名言：“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上以及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1997年12月12日，比尔．盖茨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和几千名学生一同分享迄今为止他所经历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他所讲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在19岁那年的“远见”。实际上他就算根本不提这件事情，在场的中国大学生也已耳熟能详。因为他的《未来之路》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出版，并且成为大学生中最畅销的书之一。
“20年后的今天，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又有了同样的感觉。”247比尔．盖茨说，“那时，我担心其他人与我们有同样的预见力，今天，我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有这种预见力。
变化才初露端倪之时，许多公司就迫不及待地涉足其中，而机会是无穷的。“机会的确无穷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具有欺骗性。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多数人都会成为受骗者，而只有少数人显露出驱散乌云复见天的智慧。开创DOS是一个例证。否定DOS开创“视窗”又是一个例证。“视窗1。0”
失败了，做“视窗2。0”，“视窗2。0”失败了，做“视窗3。0”。始终不渝，锲而不舍。这是第三个例证。当“视窗95”大行其道，大发其财的时候，却来开发“视窗NT”，是第四个例证。普通人永远只能看到眼前而看不到未来。
一个公司的领导应该对将来的用户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比尔．盖茨总是能够在大多数人动摇的时候执着地坚持，事实证明，他通常都是对的。当然他并非“万能的主”。
有些时候，芸芸众生全都看明白的事情，睿智者却被蒙在鼓中。也许是他在“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预见太精彩，造成了他对以往成功的过分偏爱，所以当大多数人都在248谈论“网络时代”的时候，他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此嗤之以鼻。直到1995年的某一个时间，他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迟钝。他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绝不打肿了脸充胖子。他不认为自己永远“英明”，当他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立即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麾下两万多名员工。信的题目是《因特网大冲浪》，看上去是一个新时代的宣言。李开复当时远在硅谷，也有所闻。比尔．盖茨在那里面说，网络将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产品。
还命令他的员工，从明天早上开始，把你们计算机硬盘上的所有软件都删掉，以便重新开始。那个早上微软公司乱做一团，很多人都不高兴，因为有很多非常赚钱的产品小组，就这样解散了。成百上千个工程师不得不跑到新的办公室去上班。但是要不了多久，所有人都承认他是对的。
比尔．盖茨今天的财富纪录无人能比。但作为一个大公司的领导者，他同时兼有的两种品格，比他的财富更加珍贵：其一，大家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他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判断而不肯人云亦云，因为他知道只有他认定的东西才是未来社会的主流；其二，大家都对了，249只有他错了，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纠正错误，扭转方向。按照李开复的说法：“在其他公司，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人的威信既不是建立在权势之上，也与金钱无关。如李开复所说，“不是因为你是世界首富，或者你是公司首脑，大家就一定要相信你的话。你一次一次的判断都是对的，大家才会相信你。”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解释必可得到比尔．盖茨本人的认可，因为他在向别人解释微软的成功之路时，总是会说：“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最初的远见。”微软公司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这句话的实践。
基础研究：发明现在不可能的事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应当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年里，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在等待他的来到。当比尔．盖茨在1995年写下“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正在试图把他以往的英明变成永远的英明。当李开复在1999年写下“我们很难断定5年后的社会将是怎样，但是我仍然试图做一些大胆的预测”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正在试图250成为这样的领导者。
对于那些研究微软公司动向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段时间，李开复的嘴巴也就是比尔．盖茨的头脑了。1999年的春天，真是一个多事之春。3月，比尔．盖茨从太平洋的那一边飞到这一边，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宣布了他的“维纳斯计划”。我们国家的计算机业和家电业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群编辑记者以及一些自诩“信息业评论家”的人们，便热血沸腾起来。没过多久，微软又在北京状告中国“亚都”公司盗版侵权，让中国的消费者觉得又是心虚又是愤怒。这一边，李开复在希格玛大厦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微软真的要在中国掀起一场竞争的浪潮吗？他说：“对于微软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某家具体公司，而是我们可能把握不住某种变化，从而丧失大片江山。”很明显，李开复的志向不在眼前，而在长远。他为研究院打出的旗号是“从基础研究开始”。不过，他的“基础研究”包含着一些中国人还没有了解的东西。有一次他对比尔．盖茨和里克．雷斯特说，他对微软的科研理念中“98％的部分都认可，另外的2％，是要在每一句话251前边都加上‘5年以后可以应用’，而不是做一些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两位老板都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奈森．梅尔沃德认为，“人们通常会高估两年后的事情，低估10年后的事情。”所以应该在“5年”之后加上一点东西，变成“5年到10年”。
奈森．梅尔沃德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满口谈论的都是未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我们的未来。”他说。
当他发现削减基础研究经费在全世界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的时候（他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列出如下数据：1995年以前的10年中，在美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国内总支出从2。9％下降到2。6％，德国从2。7％下降到）2。3％*；英国从2。2％下降到略高于2％），就说：“这种趋势是非常让人伤心的，最终也是很危险的。”今天的技术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的基础科学研究之上的。看看因特网吧，它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只是在消耗大量资金，但突然之间，就使整个人类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感谢上帝，它得到了长达25年的支持，”奈森说，“如果我们不以长远的眼光行事，那么我们在长远发展时必将陷入困境。”他说，微软不会做百年之遥的研究，因为那过于遥远。但他又252说：“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可能在10年后才能有结果，有可能不止10年，可能100年才能出结果。”他预期他的公司将有一些研究项目在任何时间段中都不会有用，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很小程度上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有可能一无所有。”3月下旬，也即比尔．盖茨在深圳发布“维纳斯计划”
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来到中国西部古老的城市西安。
在交大演讲之后的几分钟里，又对《陕西日报》的两位记者张鹏和刘湘明说：“假如我希望搞基础研究，那我选择企业的研究机构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第一，这个公司对基础研究到底有多大的承诺，因为基础研究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成果。第二，我觉得基础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写一些论文，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上亿的人享受到你的成果。最后，我还需要一个没有产品压力的环境。
在这里不会听到‘你不要做研究了，赶快帮我们选择产品，这样我可以给你经费’这样的话。“大约就从这时起，”基础研究“这个词就悄然出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词汇中了。当一个记者问李开复研究253院将对中国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时，他回答：”对不起，这一点我不清楚。中国研究院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与市场联系不大。“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他又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我们强调的是论文，对于产品开发没有兴趣。“又过了几天，李开复就把他关于”基础研究“的种种说法集中起来，成为”开复话题“中最富启示性的部分：基础研究需要一个特殊的研究风气。
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期望的研究结果是在5到10年后能成为主流。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所有今天的产品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研究上，我们必须投入今天的基础研究，才会有明天的产品。
科研成果应该不只是一篇论文，而应该是一个机会，能够转换成产品。让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人使用，这才是研究人员最大的成就感。
一时间，“基础研究”这几个字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为中国国内大小报刊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对于这个254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所谓“冰球理论”。当一个冰球运动员被问及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