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对他的厌恶。网景公司的马克．安迪森说：微软公司“发展出了一种毁灭性的文化”。安迪森善于提出前瞻性的技术设想，其经历挺像盖茨。23岁那年，他和自己的年轻伙伴里克．比纳一同写出了第一个万维网浏览软件。这使得三个“W”成为亿万人进入因特网的“钥匙”，如同“视窗”成为亿万人进入个人计算机的“钥匙”。1995年8月，当比尔．盖茨的“视窗95”轰动全世界的时候，安迪森的“网景”
也上市了。24岁的安迪森一夜成名，身价5800万美元，成为美国青年的新偶像。美国报刊上说他是“电脑金童”、25“因特网时代的比尔”，还说他是“全美国最有结婚价值的单身汉”。看不上比尔．盖茨的那些人，从这最后一个封号中得到灵感，想出一种新的嘲弄比尔的方式。“我做梦都想嫁给马克！”他们学着女孩子的口吻说，“以前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是比尔。”马克则接过话头批评比尔道：“他们的战略存在着基本缺陷。”另一个人，菲利普．凯恩，在任波兰特公司总裁的时候，把微软比喻成“纳粹德国”。这话在富有良知的人心中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假如微软真是“纳粹”，那么全世界都应发动一场新的“卫国战争”，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高举正义之帜。不过，这一次“轴心国”似乎只有微软公司，比尔身后，除了律师就只有他的助手斯蒂夫．鲍尔默，也许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学校里那些除了智慧一无所有的学生。而“同盟国”却包括了微软公司在全世界的竞争对手、记者、作家、评论家、民族主义斗士、社会主义者、美国司法部、至少19个州的政府，以及华盛顿特区地方法官托马斯．杰克逊。
由托马斯．杰克逊主审的“微软涉嫌垄断案”，肇始于1991年，但是反微软的强大联盟是在以后若干年里逐26渐形成的。直到2000年春天，司法部和19个州政府联手发动的诉讼让微软防不胜防、“反微软联盟”步步进逼的时候，比尔．盖茨对这整个过程始终表现出傲慢和不屑一顾。1998年10月12日，他来到印第安纳大学，身穿红色的大学T恤衫，面对7000名学生，振振有词地讲述他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在不远的一天，电脑自身可以看，听，和学习。”－－这话就像他1997年12月在北京对清华大学的数千年轻学生，以及1998年11月在北京对中国计算机业的数百成名人物说的一样。联邦司法部的“反垄断案件”让他有些心烦意乱，所以现在免不了要在他的“希望”当中寻求同情：“我们的竞争对手说我们富于侵略性。”他说：“什么是侵略性？推出好的产品，降低产品的售价，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它，这些都是好事。我们在这里生产好的产品，与客户交流，雇佣聪明人，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激情果然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中间获得同情。“他是推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标志之一。”一个大学生这样说，“我们是技术的一代，还有谁能像比尔一样创造这样令人眩目的机会，又有谁更值得我学习呢？”277天以后也即1998年10月19日，华盛顿特区法院开始对微软的“垄断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庭审。但是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之路”上仍然一往无前，似乎并不在乎脚下有什么羁绊，更何况，太平洋的那一边还有一片友好的土地呢！
又过了3周，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在北京诞生了。然而这一回，这片“友好的土地”上空已经不仅仅是阳光灿烂，就从这一年开始，风云突变。
中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公开的舆论正在鼓舞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那些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中很少开口的人，现在忽然情绪激昂，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面临重大危险。危险来自“西方列强”。对于弱者来说，“朋友”越是强大就越是危险。那些外国人嘴上花言巧语，实则惟利是图，20年来侵占了中国多少产业？80年代是从彩电和冰箱开始的，然后是吸尘器、空调、啤酒、口红、香水、汉堡包……到了90年代，是汽车、传真机、复印机、寻呼机、大哥大、计算机、食品、洗涤剂、纸张、瓷砖、洗澡盆、马桶……简直无所不至。这情形用当日一句典型的语录来表述，就是“外资越多越反动”。
28报纸上还出现了下面一行简短而醒目的标题：“狼来了”！
他们说个不休，全不问一问，被这只“狼”咬过的这些行业，为什么全都或快或慢地兴旺起来了。也没有查一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经济中那些衰落的行业，有哪一个是被来自西方的“狼”咬死的？不过，鼓动中国人的情绪用不着事实，只要接着说一句，这只“狼”
现在又在窥视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啦，以民族软件和因特网首当其冲，也就足够。
想想吧，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开复说，微软要在中国投资8000万美元。他还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呢。按照通常人的逻辑，的确如此，可是按照“外资越多越反动”
的逻辑，就正好相反啦！
说微软在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显然是无中生有，但是诸如此类的声音在1998年的秋天看上去挺有力量。
关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未来命运的人看到了什么呢？首先看到外国人投资建立了“北邮－－北方电信研究中心”，时在1994年。此后进来的还有国际商用机器、宝洁、朗讯、富士通、NEC、爱立信、罗克韦尔、通用汽29车、松下、惠普和英特尔。等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也即1998年11月，已经有15个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18个研究开发机构，其中大部分位于以中关村为中心的智力密集区。
中关村位于北京西北，是一个大约100平方公里的平坦地域。50年前人民解放军占领京城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地方当作进军的起点。现在不同了，这里兴起4500家计算机企业。这些企业差不多全都集中在一个T字型的地域上，所以这里也被中国人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祥地”，或者“中国的硅谷”，至少也是北京最引以自豪的“高科技产业带”。
其实，京城的知情者中，流传着许多挖苦中关村的话。他们用“尴尬的中关村”来描述那里的情形，还说，“中关村里只有小商小贩”、“没见过英雄”、“信息产业的王府井”、“信息业的个体户时代”，甚至还有“不是电子一条街，而是骗子一条街”的说法。姜奇平把那里的竞争说成“残疾人运动会”。方兴东说中关村不过是“‘硅谷’拙劣的仿制品”。这些说法从北京一直流传到全国，显然言过其实，但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那里的最大特30点，是商业而不是科技。所谓“人才”，其实是一些“个体户”，把计算机配件论堆儿撮着卖。盗版软件横行。有人说，国内软件市场上，90％为盗版。也有人说，更多，超过了95％。要说市场占有率，这已经超过了微软的“视窗”啦，但是在中关村，挑战“微软霸权”的声音却远远超过了挑战“盗版霸权”。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情不少，但很少有比得上这一件的：1998年中国计算机硬件销售额上升了至少三成，而软件销售额却下降三成，我们不怪“盗版霸权”，而是责怪“微软霸权”。中国软件的出口量不及印度，我们还是不怪“盗版霸权”，而是怪“微软霸权”。联想集团是惟一能够挑战“微软霸权”的中国企业，这时候特别吃香，另外可能还有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民族产业”的大旗是他们最雄厚的资源。仅仅这一点，就会在中国人眼里留下一尘不染的形象，也让评论家们抱以无限同情。
不过，说到软件技术，就差得太远。全中国的软件开发企业虽然也有几千家，软件从业人员虽然人多势众－－已有15万人，但是否能和微软这样的软件公司两军对垒，还很难说。因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不是在倒卖电脑31配件，就是在自己的机器里安装盗版软件，最近两年刚刚完成从“DOS”向“视窗”的转移。至于现在国外的软件工程师在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一些最有成就的软件工程师，正在不断地“跳槽”。他们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替公司挣到了钱，自己得到了什么？”
像在美国一样，在中国，微软的崇拜者也是集中在大学校园里。一位北京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说：“微软设立中国研究院当然是件好事，管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他带来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方式总比中国更先进。”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喜欢微软公司，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如果我有机会，我希望到那里去工作。”但是，也同美国一样，在中国，学生的呼声总是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
说起来微软真是有点冤枉，那么多跨国公司开了进来，要说是“狼”，也不只微软这一只。可中国人偏偏只是和微软较真儿。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总经理容志诚说：“中国将成为英特尔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说：“10年或者20年之后，中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这两个人其实是在用不32同的语言表示同一种想法，可是没有人说容志诚是“侵略者”，等到李开复说完这句话，记者们便不依不饶，追问不休。
研究院成立庆典甫毕，李开复回到希格玛大厦他的办公室里，从朝南的窗户看出去，无法将视线投向很远的地方。天地之间，障碍重重：楼房、高墙，还有一座高压电线塔。当然还有一些“无形的障碍”。报纸上面在介绍李开复的时候说：“温文尔雅的微笑带着他的自信，慢条斯理的口才透着他的成功。”都是挺好的词，但他并不轻松。“自信”和“成功”是他迄今为止经历中的主要部分，不过，经历今天这样的场面，在他的确是第一次。
他还不能把所有事情全都想清楚，却已经意识到，自己开始了迄今为止生命历程中最具有冒险性和创造性的一个阶段。他正在步入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其成功与失败，将不再仅仅取决于纯粹的技术和他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而是取决于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纠葛。也许，今后他将不得不用一种全神贯注的热情来谈论一些自己毫无兴趣的事情。
他隐约觉察气氛有些异常，须得预防在先，所以一33一致函中国政府的官员表达谢意。他致信朱丽兰部长说：“我深信在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能证明给您看微软对开放式科研的诚意，并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又在信的末尾处向部长“颂安！”在同一天，他还给韦钰副部长、白春礼副院长发出信函，表示了同样的谢意。信息产业部的吕新奎副部长虽然并未出席，李开复仍然不敢忘记致信表达感谢，信里说：“您的睿智和对信息产业的理解和把握，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次日早上，李开复这一边的感谢信刚刚发出，那一边报纸上关于微软研究院的种种报道便弥漫开来。此后两周中，56家报纸就此评论，既有盛誉，也有危言。根据微软公司公关经理尚笑莉的统计，正面评价微软此举的报道，“占了98％的篇幅”。她的统计是不错的。不过，她没有想到，在中国，很多复杂的事情发生在数字之外。
比如现在，那2％的“危言”所能产生的影响，就有极大可能超过那98％的“盛誉”，当然还有一些既不是褒、又不是贬的话，同样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微软挟巨资杀入中国硅谷。”
“中关村又一次烽烟四起。”
34“‘硅谷’人才大战。”
“联想奋起应对。”
“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
“每个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诱惑力显而易见。”“一场跨国资本带来的‘技术圈地运动’也即‘人才圈地运动’。”“设立研究院是跨国公司争夺中国市场的一种升级。”“数字化的背后是美国化。”
“太可怕了！”1998年，也即戊戌喋血惨案以及谭嗣同就义整整百年，京城舆论难免怀念百年沧桑，间或穿插着一些痛斥微软在中国发起“人才圈地运动”的言论。
“我觉得在中国大家都会夸张或者歪曲我们的想法。”李开复后来有些委屈地说，“对于微软在中国的方针，建立研究院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决定，但要是说蓄谋已久，抢人才，抢市场，还有讨好中国政府之类，都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351第一章FollowingTalent－－追寻天才天才和创造力一直在以一种令人无法预测的方式造成种种进步现象。我仍然相信存在许许多多的天才，只不过他们的抱负和潜力都因经济上的困扰和工具上的欠缺而被扼杀了。新技术将为他们提供表达自己的新手段。
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新一代的天才们提供艺术上和科学上梦寐以求的种种机遇。
－－比尔．盖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进出的门紧锁着，透过两扇落地玻璃窗，仍能看到里面灯火通明。陈蕾扬起手来，把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卡片，凑到门框一侧的电子眼上，门锁发出轻微的“卡哒”声，自动弹开。那卡片上面镶着她的照片和一个隐形磁条，所以既是身份凭证也是开启大门的钥匙。任何人，只要能够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雇员，总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在胸前晃来晃去。上面一行字赫然写着：Microsoft同样一行字也矗立在这座大厦的最顶层。大厦名叫“希格玛”，坐落在京城西北知春路上，并不高大，却有几分夸张。四围镶嵌着蔚蓝色玻璃幕墙，有如一个硕大无比的蓝宝石，栩栩生辉，咄咄逼人。每天有无数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可是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希格玛”。
对他们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这里是中关村，也即我们国家舆论所说的“中国硅谷”。
“希格玛”共有七层。在中关村，更多的人叫它“电脑大厦”。大厦里面装满了著名的跨国公司：一层是“三菱”，三层和四层是“惠普”，五层和六层是“微软”。如果不是“联想集团”在这里占了第二层，有些人就可能把它当作卷土重来的“外国租界”。
陈蕾供职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在第五层。尽管这里是“研究院”而不是“公司”，既不做产品也不卖产品，但陈蕾和她的同事还是习惯于把这里叫做“公司”，而不是叫做研究院。办公的空间不算宽敞，以微软公司数千亿美元的市值和数百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来衡量，算不上3奢华。浅驼色的化纤地毯上编织着深色花格，窗帘是垂下的，天花板由斜线分割成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其间点缀着圆形的灯具。外边天色已经大亮，休息厅里的电灯却都开着，把淡淡的光亮洒在研究员们工作的大厅。走廊边上相隔不远的地方就放着咖啡、可口可乐、红茶、绿茶和菊花茶以及冷水和热水。靠西北的角落里，还有一间专用的饮水房。那些来实习的大学生们，往往会对这饮水房和饮料产生强烈的兴趣。他们过去只是从书籍报刊上听说，微软公司的员工和来访者都是按需取用饮料，不必付钱，现在则有了实际的体验。
关于办公室的设计，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是，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市的那片红杉树林中兴建它的总部时，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里正在时兴大开间的集体办公区（90年代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但比尔．盖茨坚持让每一个员4工都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大约11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