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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好像是在感叹两败俱伤。在吴的“本地化”的进程中，她本人固然落败，微软又何尝成功？然则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起。我们此前曾经说到，比尔．盖茨所谓“正反馈理论”，在人才的方面正在出现新例证，也即聪明人喜欢和聪明人呆在一起。现在，在那么多聪明人纷纷离开聪明的吴士宏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理论的实现并非是无条件的。
1999年7月，微软轻描淡写地宣布了吴的辞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大事化小。然则吴士宏却正好相反，她要说的话很多。投向微软的众“矢”之中，又加了一个《逆风飞》。封面以蔚蓝底色烘托，吴士宏端坐正中，衣着华丽，仪态安详，一群被虚化的男人环绕在她身后，415就像众星捧月，又像众叛亲离。著者“吴士宏”三字为鲜红颜色，字号之大，也许开创了出版界的一个纪录。
书的发行收到奇效，将她的一次失败经历变做成功之举。
版权页注明印数为9万册，据说实际印数更多，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她的名字和她的格言在全中国的报纸上频频出现，她的微笑和她的声音也在电视节目里亮相。可是微软一言不发，摆出一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样子，让喜欢看热闹的人有些失望。人们并不知道，微软中国公司的员工全都接到老板指示：不得对吴士宏发表攻击性的言论。
这场风波的中心－－北京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李开复始终置身事外，现在看到满世界这么热闹，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话：“闹到这个地步，我真搞不懂。”如果没有限制，人的智慧是无止境的李开复毕竟是个美国人，不能了解那些五花八门的“中国特色”。但他是个科学家，又是院长，对于自己应416该做的事情无论钜细都能洞悉无遗。1999年的7月、8月和9月，直到10月前半个月，他的脑子里面都在想着一件事：向比尔．盖茨直接汇报他在北京的工作。
李开复虽然来到微软公司还不到一年，但他早就知道：“在微软，能向比尔．盖茨直接做汇报被看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美国出版的各种关于微软的读物上，“向比尔汇报”成为最引人入胜的章节之一。那间幽暗、典雅，让一张古铜色大桌子挤满了的董事厅，是微软员工证明自己能力的最佳场合，也是无数人晋升的阶梯。当然，在微软公司的3万多职工中间，还有另外一问一答也相当普及：“你最怕什么？”
“比尔叫我去开会。”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当你面对一个“世界首富”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太自在也属难免之事。但微软员工在这种时刻的紧张和神经质，更由于比尔．盖茨几乎了解所有技术细节，并且能够极为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关键，穷追不舍。一旦他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就会抑制不住地跳起来，咆哮如雷。当他知道员工在这种情况下的恐417惧和担忧时，有意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以理解，员工第一次碰到我，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会感觉紧张，我自己可能也会这样。但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所有的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问题上。”依照微软的既成制度，产品小组的工作，须经由四级经理方能抵达公司“御前会议”，惟有4家研究院，能够通过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直接向比尔．盖茨汇报。所以李开复说：“这在整个公司中独一无二。”亦可证明比尔．盖茨对于科研青睐有加。不过，在微软每年展开的数以百计的研究项目中，比尔．盖茨通常只考察其中8…10个，而且总是在项目开展两年以后，直到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才会给予关注，所以，真正用在研究院上的时间，乃是真正的“贵精不贵多”。他大约每年听取3次关于研究院的汇报，每次两个小时。美国研究院因为拥有最大规模－－近400人，以及最老资格－－8年历史，所以每次都能占有其中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则由北京、剑桥和硅谷的三个研究院分享。究竟谁能得到机会，完全由里克．雷斯特根据工作展开的情况来确定。
1999年的6月，里克．雷斯特来到北京参加“21世418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就对李开复说，他原本希望把研究院向比尔．盖茨的第一次汇报，安排在2000年2月，因为他料想直到那个时候才能有一些值得报告的事情，但现在，他要将汇报的时间提前到1999年10月了。
可以想像，在这样一种情形中，研究院既无暇关心“科索沃硝烟”，更不会在吴士宏的“逆风”还是“顺风”
上花功夫。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快所有研究项目的节奏。
这时，研究项目已全面展开，主要线索也清晰起来，大致有二：张亚勤小组、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集中在网络多媒体领域；李开复小组、王坚小组和黄昌宁小组，集中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
李开复的想法是，要在3个月中拿出可以让比尔．盖茨看得见的成果。在一番仔细权衡之后，他觉得那些多媒体项目虽然“最酷”，但难度更大，也需要更长时间方能见效，相形之下，中文的拼音输入和语音系统最有希望在短时间里取得突破。
语音识别的研究节奏加快了。李开复原来拿大部分419时间去和方方面面打交道，真正用来研究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现在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强迫自己至少将四分之一的精力放在科研上。看来，仅仅依靠邸烁和陈正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根基毕竟太浅，前进到一个高度就难能继续，有时候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以目前情形论，就算他能够容忍错误，也不能容忍延误时间。幸而这个夏天希格玛大厦人气冲天，新人不断。
李明镜在7月间终于了结前缘，把自己发明的全部“汉王技术”留在“汉王”，只身来到希格玛大厦。对于李开复来说，这已足够，他要的是这个脑袋而不是别的什么。
高剑峰也来了，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然后进来的是黄超－－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和周健来－－中科院声学所博士。最后是张益肇，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张益肇这个人，有着与李开复大致同样的经历。出生在台湾，自幼赴美读书，又加入了美国籍。从外表看上去，他必定是属于那种无论吃多少东西都不会胖的人，消瘦，但却大脑发达。衣着随便，待人随和，如果不是他在使用中文表达思想时那种吃力的样子，你不会认为他有那么多年的美国经历。
420初到美国，张只是小学毕业。那时候他对照着台湾的中文课本学英文，但等到英文纯熟之后，他却把中文忘了很多。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硕士课程，到日本东芝研究所工作一年，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那是1991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在语音识别领域驰骋。他研究怎样把很多人的声音转换成一个人的声音，也研究怎样把一个人的声音转换成很多人的声音。然后，就像很多美国青年一样，他也投身硅谷一个很小的软件公司。
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研制出一个听写系统－－让机器像一个人一样地和人对话。就是在这期间，他听说了李开复其人其事。
“多元化”是张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他说：“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你的兴趣和信仰和大家完全不一致，也没有关系。”但是他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对美国的“多元化”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还将美国经济80年代的低潮，归咎于“这个国家的多元化”。
张那时候有些相信日本人的话，但后来，看到美国经济卷土重来，日本却是每况愈下，就断定：“多元化还是一个好东西。”还把他幼年时在台湾听到的一句话挂在嘴边421上：“一样米养百种人。”现在，他来到中国内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内地，看到熙熙攘攘，乱乱哄哄的城市，他觉得“蛮亲切的，和台湾差不多”。他对内地年轻人的“真是会想事情”很惊讶，又发现“中国学生做事情比美国人认真”。不过他也发现，希格玛大厦里，是要“百种人做一样事”的。
现在，李开复的语音小组拥有李明镜和张益肇两位研究员了，还有好几位副研究员。当初抛硬币分开了两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现在可以建立两个小组：“语言模型”和“声学模型”。他让李明镜和张益肇分头领衔，加速前进。
员工们开始贯彻他的一些激进的想法。在7月份的时候，语音识别的模型还只能识别“300个词汇组成的100句话”，比如“北京的天气很好”。超过了这个范围，机器便一筹莫展。但李开复说，要在“3个月内使系统的识别范围扩大到50000个词汇”。英文原型当中是没有“第四声”的，但汉语有。所以他要求“声学模型”小组必须想出办法来，还必须使模型能识别男女老少各种声音以及南腔北调的各种422方言。在设定了研究员的目标之后，他又指示凌小宁手下的那些工程师，在两个月内做出一个可以让比尔．盖茨看得清清楚楚的“演示模型”。
“声学模型”的要点在于识别语音。“语言模型”的要点是识别语意。用李明镜的话来说，“声学模型”是识别“一”，“语言模型”是识别哪一个“一”。
比如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时候，人人皆知是这个“江”字，但机器不行。“江”有30个同音字，凭什么让它给你出来个“江”而不是个“姜”
呢，这就要把“江”和“泽民”之间连接的概率定得最高，而“姜”和“泽民”之间连接的概率定得最低。这就是“模型”。人根据“模型”来训练机器，机器根据训练的结果来识别国家主席。这样看来，李开复的这些要求，几乎包括了“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两个方面全部最难解的问题。他的雇员们全都知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只是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已经够呛，现在他们却要拿出一大堆好的结果。
但是无论“声学模型”还是“语言模型”，“引擎”
都是其中最基本的部件。它的作用是把声音读出，并且423以文字方式显示出来。你可以把“引擎”想像成汽车的发动机，也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套推理的逻辑和方法。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共同的东西，所以才有可能翻译，语言引擎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希格玛大厦才能将黄学东小组现成的英文“引擎”拿过来使用。但要让它识别中文，就必须给它不同的数据模型，这也正是李开复小组、王坚小组和黄昌宁小组要解决的问题。语音识别比之文字识别更加困难的地方，是同样的字在不同人嘴里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李开复的目标既然是“不特定语者”，那就要让机器识别所有的声音。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既简单又繁杂：在广东、上海和北京3个城市中，选择男女老少各500人。每人均以地方方言和普通话两种方式说话250句，将声音一一录音整理。简单说，就是收买各种各样的中国话，来训练和调试既成的“声学模型”。至于“语言模型”小组的注意力，则全部集中在纠正拼音错误的方面。李明镜又在完成眼前任务的同时，试图解决更加长远的问题。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能否让机器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适应说话的人。使用得时间越长，也就越好用。”这个概念在以往的拼音输入法当中叫做“自适应”，现在李明镜要将它用在语音识别中。
424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研究院的“语音识别系统”
居然真的装进了50000个词，就像李开复当初期望的一样。但是，现在还不是得意洋洋地说“那是我‘儿子’”
的时候。他们还必须把研究院的成果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并且和微软公司那个包括英、日、中文的语音识别大系统连接在一起。这就要依靠软件开发部的智慧和操作来完成。
如果说研究员的作用相当于设计师，那么，技术开发工程师的作用就是提供设计工具以及把设计图纸变成现实。如果一个研究员的“图纸”相当于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那么开发工程师的作用就是把所有零件衔接在一起。具体到凌小宁领导的软件开发部，主要职责有三：开发研究工具以提高研究员的工作效率；把研究员的新思想变成技术原型；在技术原型的基础上完成技术转移。所以，希格玛大厦里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又被叫做“整合”或者“集成”。就这些职责的本身来说，乃是继承了微软公司的既成制度，但凌小宁的软件开发部却在其中创造了一套新的方法：对于技术采取“模块化处理”，最终形成一种井井有条的结构，这同以往技术425开发的混沌一片的结构形态成为对照，所以当比尔．盖茨听说此事之后，不禁大感兴趣。
1999年秋天参与语音识别小组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名叫孙燕峰，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此人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好的硕士，也是最有钱的学生。这话听来有些夸张，但研究院开发小组的工程师们都说，孙是具有最优秀的整合思想和整合能力的人。所以，凌小宁在这个关键时刻，让他来负责整合语音识别系统。
无论从哪方面看，孙燕峰都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
他11岁开始学电脑的时候，就完全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只知道玩游戏。他对编程的耐心超过了成人，白天写的程序没有完成，晚上躺在床上就会睡不着觉。父亲不懂计算机，但却鼓励儿子的兴趣。那时候父母每月的工资加在一起才100多元，可是买一张软盘就要十几元。燕峰不敢买一盒（10张盘），那样父母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只敢买一张。父亲也不知道这么贵的东西有何用处，却毫不含糊地把钱给他。孙从小到大，父母为他操心无数，但他独对这些情节念念不忘。他说：“有些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他们从426来没有这样对我。”父亲从小喜欢画画，但自从当兵之后，就没干什么正经事情。“支左”啊，“游行”啊，就算有了画画的机会，也是画标语，画毛主席像。父亲也许是因为一辈子都没能痛快地干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对儿子格外宽容。计算机这东西他虽然不懂，但孩子喜欢得睡不着觉，就该满足儿子。他过去也曾睡不着觉，不也是因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燕峰从12岁开始获得北京计算机编程比赛的奖项，从此，获奖就成了这个孩子每年必有的科目。凭着一大堆奖状，他免试进了清华大学，又免试读了硕士。人说，中国的孩子必经三大关：高考，考博士，考“托福”。他说他一关都没过，“也混到了今天”。说是“混”，其实一点也不轻松，他在1999年7月来到研究院之后，连续几个星期都在苦思冥想，童年时代那种睡不着觉的感觉，重新出现。
秋天开始的时候，语音识别系统的演示模型进入最后的整合阶段。孙燕峰和邸硕来到雷德蒙微软总部。邸硕负责解决“模型”本身的问题，孙燕峰的责任是把“模型”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去。他一边在心里计算，至少有3个星期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一边从容地写下他427的第一组代码。
但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凌小宁的电子邮件。凌告诉他，国内的国庆节假期比往年延长了好几天，研究院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