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
但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凌小宁的电子邮件。凌告诉他，国内的国庆节假期比往年延长了好几天，研究院的工作日也相应减少，所以他必须在两周之内完成全部工作回到北京。因为向比尔．盖茨报告的时间已经更加急迫。
9月14日，孙燕峰带着他的已经调式好的1000多行程序源码，回到北京。这时候距离他离开的日子刚好两周。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办公室，用了半天时间就把汉语语音识别的演示模型和雷德蒙的大系统连接起来。他松了一口气，凌小宁也说：“你可以到张宏江小组去支持他们的‘搜索引擎’了。”可是两天之后，凌又来找他，说，“停下你的‘搜索引擎’，从明天开始，全力支持语音组。”
李开复小组和王坚小组已经开始最后冲刺。研究员们每个小时都在改进自己的系统，也要求工程师同步改进相互衔接的环节。这时候，“背水一战”的念头已经不仅是李开复一个人的，所有的人都在说着同一句话：“只有成功，才能争取比尔的信心。”那些初来的学生，现在回想起几个月前的闲散，方知什么叫做“全力以赴”。
4289月的最后两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如果没有限制，人的智慧和激情是无止境的。研究工作已经不分昼夜。大家原来都说，国庆将要放长假，所以要抢回一些时间。可是到了国庆的“假日”，所有的人还是没有时间放假。比尔．盖茨在太平洋那一边赞扬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消息，不断传过来，让这一边的中国年轻人更加斗志昂扬。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赴美飞机起程前的最后一刻。那一天是10月13日，张益肇直到凌晨还呆在电脑前工作，王坚则始终在修改他的“界面”，语音小组的人都在这里：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总工程师和工程师。李开复已经在美国，和这边的凌小宁保持着频繁联系。直到天将破晓，终于大功告成。众人离开希格玛大厦，走进永和豆浆店，一边大口嚼着油条喝着豆浆，一边庆祝研究院的第一个技术成果，欢声笑语淹没了所有的疲惫。一个小时之后，王坚和张益肇携带着众人的智慧和心血，直奔机场。一个在嘴上念叨着：“3个月以前一行东西都没有，现在居然做成了。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想像。”另一个说：“在美国也不可想像。”希格玛大厦这一边，曙光初照，所有的人都想起了429凌小宁说过的那句微软格言：“那是我儿子！！！”
向比尔．盖茨汇报1999年10月1日在李开复的生命中很值得留下一笔。那一天他出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50周年庆典，但李开复仍然没有忘记“向比尔汇报”。他把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全部用来构思汇报提纲，以后几天，闭门谢客，写出了汇报的第一稿。面见比尔在他来说毕竟少有，所以他将准备工作做得格外仔细，力求万无一失。他甚至改变了自己只用电子邮件的习惯，与雷德蒙微软总部接通电话，请那些曾“向比尔汇报”的同事和朋友，给他几句忠告。经过几轮电话之后，他将各项忠告整理如下：从一个项目说起。
详述工作的创新性。
随时准备回答比尔提出的尖锐问题。
430别想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蒙混过关。
他斟酌再三，决定接受朋友的忠告。不过，他不打算从“项目”说起，而是自行其是，从一组概念说起，从研究院的人说起。他的这组概念产生于9月研究院的一次全体会议。共计6项，若以英文描述，则是6个以“P”开头的单词，所以又被他叫做“6P策略”：People－研究人才；Programs－合作项目；Publications－学术著作；Patents－发明专利；Prototypes－技术原型；Product－技术转移10月的第三个星期，微软中国研究院有一大堆人来到雷德蒙。李开复当众演练一遍，大家都说不错。于是，这些人信心十足地走进了比尔．盖茨的董事厅。
向比尔．盖茨的汇报安排在1999年10月18日上午10时至11时。那个早上，李开复和研究院的6个研究员431－－王坚、李劲、周明、高剑峰、沈向洋和张益肇，驱车进入雷德蒙微软总部，看上去有点“憨态”。大家第一次穿上完全一样的衣服，不过不是西服。李开复事先特别关照大家，不要西服笔挺。但大家还是精心选择了一种随意当中最正式的做法：全都穿上研究院“院服”－－全黑色纯棉夹克。李开复稍有区别，穿着一件“波罗”
上衣。几个小时以后，大家卸去几个月的紧张和疲劳，一同出去吃饭，庆祝他们第一回合的成功。但现在，6个人想到即将开始的汇报，不免紧张。李开复试图让大家放松情绪，半真半假地说：“万一我有问题，大家都要帮一把啊。”比尔．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型的两层建筑，白色外装饰和墨绿色的玻璃交相辉映。
从正门进去，顺楼梯拾阶而上，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目不斜视地深入进去，再向右转，两侧办公室的高大门窗忽然稀疏，比尔．盖茨的董事厅就到了。以市值5000多亿美元的公司价值来看，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四围镶以本色的原木饰板，地面则是浅驼色的地毯。一侧是一扇巨大的木制门，一张咖啡色的会议桌432占了房间的大部分。靠着走廊的一面，两扇门之间全是落地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走廊对面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另外一个显眼“装饰”，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显示屏幕。李开复和他的同事在早上8点钟就站在屏幕前，反覆试验将要演示的内容。临近10时，又有几个人进来，有里克．雷斯特、凌大任和黄学东。大家衣着果然随便，轻声说笑，等待那位“世界首富”的到来。
比尔．盖茨比预定时间迟到5分钟。身着咖啡色衬衣，没有领带，没有寒暄，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正中的位置。他在会议桌的一角坐下。任何人都懂得，他坐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
李开复开始汇报，一边讲话一边把事先制作的幻灯片投影到屏幕上。比尔．盖茨无数次地插话。“至少每3分钟打断一次。”当时在场的一位研究员说。他的问题有时候极为认真，比如他听说李开复找来不少多媒体的专才，就担心这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询问怎样才不至于让当地学校认为微软在“抢人才”，还说“与各个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我们同等重要”。但有时候，他的问题多少带有调侃味道。李开复提到当年邓小平摸着李劲的头433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还出示邓小平和李劲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又说：“那个娃娃如今就在这里。”比尔．盖茨笑道：“我希望你们找他来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幸而李开复机敏异常，事先又不曾抱有任何侥幸之心，所以顺利地回答了比尔．盖茨提出的所有“尖锐问题”。关于这场对答，李开复本人着有专文予以详述，其中内容富有专业色彩，全无他常常表现出来的幽默调侃：我向比尔介绍了我们的人才策略和在这一年里我们所吸引到的国内外诸多优秀人才。比尔对这一节的介绍很感兴趣，在我已进入其他主题时，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我提供的有关人才方面的背景资料。
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人员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招聘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诸如户口。我一面惊讶于比尔对434中国的了解，一面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改革开放已使人们能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技术原型。我向比尔阐述了其在基础研究中的诸多重要性。我认为技术原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将前沿的高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产品，造福普通百姓。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拿出来放在自己一边，并特别做了笔记。与我的想法一致，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佣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道：“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435另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谈到了不同的中文输入方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10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道：“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看得出来，他对中文输入十分感兴趣。
我还向他谈到应该寻求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彻底改进计算机和信息家电的用户界面，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类自然语言的发展。比尔非常支持这一想法，他深刻地理解世界不断变化的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穷商机。
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品兼容和获取利润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他深刻理解到要做出好的研究，我们的双手不能被现有的方法所束缚，我们必须有探索未知的勇气和自由。当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类似的研究大约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对主流市场产生影响时，他看起来非常有耐心。
汇报接近尾声时，雷斯特博士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一小时内准时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436听。我还有45分钟。”汇报结束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太出色了！”当会议结束大家一同离开董事厅的时候，比尔．盖茨余兴未消，他问李开复：“能够聘用那么多杰出人才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一定是其乐无穷吧！”对于这个似是疑问但却肯定的话，李开复当时并无明确应对，实际上他在心里想的是，“这正是我在微软工作所追求的。”最开心的是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在一起从雷德蒙回到北京的第三个星期，李开复信心十足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我给你们一个承诺，”他对一大群记者说，“每一次请你们来，都有一些研究成果演示给你们看。没有成果就不会请你们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气氛一向宁静而又紧张，员工们不容丝毫懈怠，访客全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但这一天是个例外，那是1999年11月5日，星期五，也是研究院成立整整一周年的日子。京城淡雾薄云，天空灰蒙蒙的，但李开复的脸上却是一片灿烂。他把几十位记者请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来，又让他的那些最出名的研究员437全部停下手里的工作，和记者们坐在一起闲扯了至少一个小时。大厅里一圈一圈的人，笑语喧哗。天花板上吊满了彩带和气球，茶几的“白板桌面”不再有任何奇形怪状的符号，而是摆满了各种水果和零食。又过了一会儿，李开复笑眯眯地走进来，身上是那套只有最正式的场合中才穿的藏蓝色西装，就像一年前研究院开张那天的打扮一样。那时候，也是这群记者，一个劲儿地询问他到中国来究竟想要干什么，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让他的研究院成为“世界一流，亚洲第一”，还要做一些造福于中国人的事情。
现在，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大堆东西，这些东西全都在比尔．盖茨那里获得极高的评价，也赢得微软总部里那些行家的尊重，但在李开复看来，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还要向中国人证明，自己信守了当初的承诺。他宣布，在过去一年里，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做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9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10所大学里和15000名大学生交流。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接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贺信，当他回到母校中国科大的时候，学生们趋之若鹜，438把报告厅的门槛都挤破了；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沈向洋，在国际图形学年会上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引起轰动。
在随后的5分钟里，王坚走出来，把他的曾经感动了比尔．盖茨的成果向中国记者们演示。“做研究不一定随大流。”他一上来就大有深意地说，“比如，报纸上每天都在说非键盘录入，我们仍然在研究怎样改进键盘录入。”经他改进的中文“界面”，在记者们中间引起一阵阵惊叹：拼音和文字不会再在屏幕上跳来跳去；你敲错了字母，电脑可以自动纠正；无须再按什么切换按钮，就可以让中文和英文混合录入……
然而李开复手里可不仅仅是数字、奖状和在电脑屏幕上活灵活现的那些新软件，他最得意的还是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既聪明又朝气蓬勃的人。他说他已经有了大约6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其中有5位同时也是国内10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又接着邓小平当年的话头，开心地说：“许多80年代的计算机娃娃，现在都给我们抓到研究院来啦。”他还有更加得意的事情要说呢：“我们又有了4位博士，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美国来的。”他把这些人拉到台上一一介绍。先请王坚上台。李开复把浙江大学的439这位心理学博士藏在手里已经整整6个月，密不示人，心里总是担心人家指责他“抢人才”，现在看来也不用再遮遮掩掩了，因为他接着介绍的另外3个博士都是从美国回来的。记者们要是说他在中国抢走了一个人才，他就会说，他从美国人手里抢回来3个。有张益肇，有郭百宁，还有朱文武。他把这些人介绍完毕，特别提到朱文武曾在贝尔实验室效力。接着摆出一副挺认真的样子冲着大家说：“朱文武博士是我们这里最有希望得到‘诺贝尔奖’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记者们有些茫然，就听见他继续说：“因为朱文武对‘贝尔’说出了‘No，Bell’，而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他有意识地停顿一下，接着又说，“这是玩笑，过分了，即使对记者也不该这样开玩笑。”但大家还是笑成一片。这时候他显然是在试图让记者们想起他在一年前的保证。那时候，他声称要帮助中国吸引优秀人才回国，而报纸上还认为他是在大言不惭地吹牛呢。
那个下午，李开复的心情显然特别好，也特别有兴趣和记者们套近乎。他邀请他们参加当天晚上研究院成立一周年的庆典晚宴。见到熟悉的记者，就会笑脸相迎，440尽管西服革履，但还是忍不住要向一位他熟悉的记者插科打诨：“咳！你下个星期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吗？”
“当然。”
“那太好啦！会‘拱猪’吗？”
“当然会。”
“太好啦。敢钻桌子吗？”
“当然，谁输谁钻！”
“哈！一定！”
一个星期以后，李开复和他的同事们果然有一个通宵的“拱猪大战”。那是在连续10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的一次彻底放松。那个夜晚的牌桌上，这些“世界级”科学家依然显出逞强的本色，赢了的兴高采烈，输了的就钻桌子。其间穿插着肆无忌惮的言谈笑语，让你觉得这些人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最常见的顽童一样。
不过，在11月5日的晚宴上，这些人不曾这样放浪441形骸。晚宴地点的选择看起来既刻意又随意。那是京城中心西单路口南侧一座旧时的王府大户，大门漆以朱红色彩，门楣巨幅匾额上“四川饭店”四字，为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