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家做）。但是，现在李开复办公桌上不断响起电子邮件的铃声时，他却仍旧可以继续手中的工作，那些电子邮件全部储存在他的专有信箱当中，不会丢失，直到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才来处理。他也会接到一些没有意义的邮件或者根本就是对方“拨错了号码”，那么他就可以不用理睬。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无理取闹之人－－因为微软所有人的电子邮件地址都是公开的，而且你越是有名望，这种可能就越大。比如）比尔．*盖茨就曾经提到，他在接到一位女性的无聊邮件之后，弃置一旁，但那女性再次致函说：“如果截至明天你还不答覆，我就要公布你跟那位袒胸露乳的女招待的事情。”电子邮件的精髓，乃是以数字化的管理手段取代人的主观随意性，但问题又不仅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它在无形中督促每一个人精确地表达思想，反应快捷，直截了当而不含糊其辞，主动地安排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别人，可以在一派歌舞升平当中无所顾忌地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了错事而又没有勇气当面表白的时候，也能以这种不必见面的方式向人家致歉。比如有一次，一个员工在泊车的时候，不小心将比尔．盖茨的“凌志400”
撞坏。在连续几个小时的郁郁寡欢之后，他终于给比尔．盖茨本人发出电子邮件表示道歉。比尔．盖茨立即回电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必介意。此时这位员工必定感谢电子邮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根本没有机会消除心中的不安。诸如此类的情节让很多人坚信，电子邮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美国记者，弗雷德．默迪，在撰写的《电脑的旋律》一书中甚至认为，“这种交流方式也是非常亲密的，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传统而古老的基督教忏悔室。”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电子邮件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值得回味。当人们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直接往来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传统机构中通常具有的那种等级差别就变得模糊，不再需要设立那么多的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层次，那些担负承上启下之责的一级又一级中间管理人员，现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比尔．盖茨曾经说：“由于电子邮件，在我和公司的任何成员之间都不存在着等级差异。”这话也许言过其实，但他的所谓“电子邮件是一种有力手段”的话，的确没有错。事实是，他和公司最下层员工之间，仍然有着5个或6个管理层次，但他的确每天都能听到来自下层的声音。
这样看来，电子邮件是等级式管理制度的天然掘墓者。它需要的是一种扁平式的管理体系，而非一个层层叠叠的“金字塔”。这中间包含的意义当然不仅止于技术，还有文化。换句话说，在一个等级森严并且牢不可破的机构中，即使拥有一大堆最新型的电脑并且全都可以在网络上驰骋，仍然不能设想电子邮件能够发挥其作用。
对于那些热衷于等级制度的人来说，仅仅是不能面对面地向下属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失去了为官的一大乐趣。至于那些横断中间，名曰承上启下实则阻滞上下沟通的中间环节，倘若一个没有层次、没有瓶颈、没有过渡的状态能够形成，那就不仅夺去了他们的乐趣，而且还夺去了他们的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
点子最值钱，架子最不值钱李开复的下属都说他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一个“官”。行政助理陈蕾从来不用帮助他起草什么文件，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向下属发出指示，就自己动手。现在，当他想到要为新会议室命名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其“指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官样文章完全不同。
一连串英文字母从他的指尖弹到电脑屏幕上，其速度比口述还要快。也许是因为具有华人血统，他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念头全是中国式的。他建议使用“中国最着名的发明家的名字”或者“中国最著名的发明”。有一个瞬间，他想到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于是写道：“我建议用‘火药'命名其中之一。这样，当你走进这会议室的时候，必会激发所有的力量，为你的思想而战。”想到他和他的同事的智慧将会以火药的力量爆发出来，李开复不免有些兴奋，于是又在这句话的后面留下一个符号：“∶…））”。我们把这符号竖过来，就可以辨出，这是一对小眼睛、一个小鼻子和两张哈哈大笑的嘴巴，所以它是在显示书写者的快乐。
几秒钟后，陈蕾接到李开复的“指示”，随即在键盘上敲打出一行英文：亲爱的同仁们，我们的会议室还没有适当的名称呢，有时候这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现在征集会议室名称。
截稿时间：明天下午6点！
研究院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都在陈蕾的电脑里面，所以，她只要点击屏幕上一个表明“研究院．北京．中国．所有人”的按钮，就把李开复的“建议”连同她自己的邮件在同一时刻传给了研究院的所有人，甚至连李开复的“哈哈大笑”也没有遗漏。
“火药”的念头在众人感情上立刻产生了共鸣。这批供职于外国公司的中国青年，难免会在心里生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这个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东西，但却只会把它做成鞭炮用于庆典或者祭奠。
外国人把火药引进他们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引进”，但却把它做成枪炮打进我们的国家。悠悠岁月中种种惨痛的故事，难道仅仅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这样的教训么？为什么我们中间种种杰出的智慧，竟不能造就杰出的历史？而种种蒙昧愚蠢的行为却能够发扬光大？
“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徐迎庆立即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给全体同仁的电子邮件中，还特地用中文提出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这几个名字吧：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在新近加入微软的副研究员中，徐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此人身材不高，大脑发达，既聪明又勤奋，总是冒出形形色色奇特的念头，从来不肯循规蹈矩。比如他会坐在湖边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水波的荡漾，又会拿起床单，在微风轻拂之中数百次地来回摆动，藉以体会它那飘飘欲飞的感觉，然后就想像着怎样把这些感觉描绘到电脑屏幕上。诸如此类的念头，在过去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成就，有时候反而会带来麻烦；但这却是微软对自己员工的最重要的要求，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就好像是“鱼归大海”。李开复说，徐迎庆的这种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性格非常“美国味”。奇怪的是，徐在来到微软之前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本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层出不尽的念头和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在50年代“大跃进”的年代中出生，在“动乱的十年”中长大。“文革”结束后，他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益者，从数学学士一直读到计算机博士，其间还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多年。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国传统中种种利弊无疑有着更深的感受，所以才会想到把自己祖先的“四大发明”拿来作一个外国公司会议室的名称。
然则根据研究院的档案记载，徐迎庆并不是第一个对李开复的“征名活动”做出响应的人。至少郑薇就在徐迎庆之前发出了一个建议。郑薇是当时研究院里惟一的行政助理。这个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女孩子，似乎格外崇尚古代中国的文化哲人，所以建议使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这样一些人的名字，并且在相应的会议室里面挂上这些人的画像。这一想法一度得到徐迎庆的赞同，所以他后来又在自己的邮件中补充说：“忘掉'火药库'吧！”张高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国人。“我想到了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这个刚刚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的计算机博士写道：阿伦．图灵－－“图灵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阿伦．伯利斯－－第一个获得“图灵奖”的人。
约翰．卡斯和马温．明斯克－－两个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
道格拉斯．英格伯特－－鼠标的发明者，1997年“图灵奖”获得者。
吉姆．格雷－－1998年“图灵奖”获得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研究院中电子邮件频繁往来。
后人如果有机会阅读这些邮件，必会惊讶这些人对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竟会倾注如此热情，当然还有严肃、幽默，以及一两句插科打诨。徐彦君想起了“雅典娜”。他说，研究院的女性们做出极大贡献，故此以“智慧女神”的名义向她们表示敬意。在向身边的女性同仁大献殷勤之后，徐忽然严肃起来，他说他想起了电影《罗马假日》中主人公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罗马。”所以建议用“罗马”作为另外一个会议室的名称。他的用意既含蓄又明显：“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象征我们在此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李江是到2月3日才发现有这样一场讨论的。大家已经如火如荼地争辩了一天，而他一无所知。原因是他的名字居然忘记登录在陈蕾的“电子邮件名录”上。“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博士一边抱怨一边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应当把“司南车”变成“指南厅”。
“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李开复也加入了讨论。他说他也喜欢徐迎庆的“四大发明”，但他想起中国人在数学领域里发明了“零”的概念。“这等于是半个计算机啊！”
他在给所有研究员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里这样喊道，“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在口头上念成‘灵堂’的。”这个美国人的中文造诣其实能够胜过很多中国人，他能够顺口说出“象牙塔”、“无为而治”、“赴汤蹈火”
一类的中国话，还知道用《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来比喻那种刻薄的人。但现在，他也有了黔驴技穷的感觉。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过渡。当陈通贤和孙宏辉找到下面两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终于有了眉目：）ZeroRoom*：灵感屋；AbacusRoom：算盘室。
“哇－－呜！看看这些想法和争论，多么精彩！”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充满活力的思想。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有趣的讨论吧，这将指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研究。”2月3日下午，到了陈蕾规定的时间，事情有了结果。
会议室的名称确定如下：指南厅－－研究院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大致可容50人。
火药库－－面积仅次于“指南厅”，一门古代火炮的模型放置在这里。
造纸坊－－面积较小。只有一个圆桌和几把靠背椅。
灵（零）感屋－－其中一面墙全被书写白板覆盖。
印刷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是一块活字排版盘和一大堆散乱的铅字。
算盘室－－李开复使用的会议室。
李开复想到了最初的承诺。在给陈蕾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想，奖励应该给徐迎庆，因为是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想法。”“你是对的，老板！”陈蕾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大家写出一句中国特色的口号：“咳！全体同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大家向迎庆同志学习！向迎庆同志致敬！”这几行字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徐迎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手指在键盘上弹出：“这事好像被夸张了！”
如果除去这件事当中幽默和说笑的成分，李开复就不会认为有任何夸张。6个月前，李开复接受比尔．盖茨的邀请，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持者的时候，5个月前，他变卖在美国的家产，携妻牵女来到中国上任的时候，只不过是孤身一人。徐迎庆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张高是软件所的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陈通贤在一个公司里谋职，刘文印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李江在浙江大学当教师，日后围绕在他左右的那些人，全都没有踪影。那时候，李开复的情景真是有点凄凉。才过了几个月，就有这么多优秀的人相聚一室，议论风生。
刚刚出版的《微软研究院通讯》中，也可以辟出栏目《我们的大家庭》，并且喜气洋洋地宣布“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李开复希望在这个“大家庭”
里营造“智慧至上”的气氛。作为一院之长，他当然可以使用他的权力来处理诸如会议室名称这样的事，那会更加简单，依据惯例，也无不妥。但他早就说过，他来到中国是“期望和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也说过，他是在“追随智慧”。他懂得那些最优秀的人尽管性格各异，但几乎全都具有藐视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并不总是有道理，但这就是他们。看到有权势者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乱哄哄地围着一帮人，他们会说缺乏智慧的权力永远不会造就进步的力量。看到思想者冷清孤寂，门可罗雀，他们会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他们会说，点子最值钱，而架子最不值钱；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
李开复明白，在他身边聚集着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他需要他们。他们和他一样，是冲着他的智慧而来，而非追随“权力”。在这场关于会议室名称的讨论中，每一个人代表的都是智慧、热情和想像力，他们能够赋予冷漠的电脑以炽热的感情，用自己的头脑判断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世人皆知微软公司一向信奉“脑力胜过体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信念看作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世界生产“权力”的速度还是超过了生产“智慧”，不免形成深厚而又广大的权力海洋。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权力与智慧是成反比－－权力越多越无限，智慧越少越有限，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弘扬智慧的最大障碍是权力。对于那些敢于幻想和善于思考的人，权力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迷信和愚昧。智慧被压抑、被扭曲、被侮辱的种种记录，乃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即将开始的21世纪，智慧必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功，更不会甘于昔日的耻辱。它也许会在自己的旗帜写上一个新的信念：“脑力胜过权力。”今天我们回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历史，可以认为，“会议室命名”是李开复激发员工热情与幻想的首次尝试。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经历过的第一次“脑力激荡”。风气即开，必会发扬光大，这就难怪李开复要欢呼“哇－－呜”。现在，他坐在这蔚蓝色的大厦里，想像着未来岁月，难免有些得意，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到什么地方去。
摆脱“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1998年7月9日，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李开复博士加入微软。李开复在这一天说：“我现在相信微软研究院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地方。”但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那时不一定会赞赏这样的“梦想”。他曾经说：“让一个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个好主意。”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所说，“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牵涉，现在来看李开复的职业历程。
此人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天降大任。五姐开敏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