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框架椭圆镜片的眼镜，除非在正式场合，全都不系衬衣领口上的钮扣。不过，比尔属于更加外露的那一种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总会咧开大嘴情不自禁地欢呼，见到不能令他满意的人和事，就会粗鲁地骂起来。当然比尔有时也会做出一些笑容可掬的样子，就像他出版的所有书的封面照片一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很难说是真正的比尔。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比尔更像开复。开复有东方人的含蓄，无论喜怒哀怨，来到脸上的时候全都会打折扣，头发一丝不苟，不像比尔那样乱七八糟。中等身材，举止文雅，面容白净而少棱角，说话声音委婉平和，内容不卑不亢，逻辑严谨，常在紧要关头节外生枝，插科打诨，脸上露出一种诱人的笑容。眼镜后面的目光中，总有几分傲慢，但绝没有比尔眼睛里的那种肆无忌惮。
当他的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却又转瞬即逝的时候，便有一分紧张和缺少自信显现出来。他已习惯于处在中心的位置，但有时候也会在内心里估量旁人对他的印象，每当这时候，他的目光就会忽然离开他所关注的对象飘忽左右。他的内敛和宽容远远超过了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比如他在苹果公司做副总裁的时候，有一次召集会议，一个美国人用粗鲁的脏话冲他大骂，在场者全都愕然，他却淡然处之，不动声色。这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本色，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表现，在美国文化中极为罕有，在锋芒毕露的比尔身上更是从未出现。
李开复的名字第一次与比尔．盖茨联系起来，乃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
1998年春的一天，他只身一人，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来到华盛顿州的雷德蒙，见到他的好友黄学东。黄本人就是微软研究院里主持语音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两个朋友不期而遇，分外惊喜。黄学东问李开复来雷德蒙做什么，李开复老实地说，他正在为出卖他的公司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摇头叹息道：“我在出卖自己的心血，而且知道卖不出好价钱。”李开复那时是硅谷SGI公司的副总裁，并且直接领导着SGI下属的一个多媒体公司。SGI以大型和中型的计算机工作站服务器为主要产品，在全世界都挺有名气。
在美国，计算机的世界里真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三五年。70年代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80年代是苹果公司，SGI的无限风光是在90年代初期，那时公司里的工程师们，大都是硅谷最优秀的。至于微软公司的空前盛况，还要等到3年以后。
李开复进入SGI是在1996年春天，那时候这家公司还有一层耀眼的光芒，有一批最优秀的工程师，做的是世界上最快、最酷的机器。色泽鲜艳，光彩夺目，内装多媒体软件也都是最快最好的。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危机的征兆：机器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软件只有专业人员才会有兴趣。计算机企业的瞬息万变和表里不一，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已明晰，可在那个时候，聪明者如李开复，也不能完全洞悉公司隐情。
SGI公司对待李开复的办法非常特殊，首席执行官艾德．迈克拉肯和总裁汤姆．杰姆拉克，双双亲自出动，把公司副总裁的权力交给他，显然也把公司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开复少年得志，自以为智慧过人，又有超常的勤奋，必能无往不利。
表面看来，起步挺顺利。李开复一边卖公司原来的产品－－服务器，一边想像着开创一个新的软件平台，可以在互联网上跨平台使用。艾德．迈克拉肯看来对互联网有特别的兴趣，很慷慨地花费时间来听李开复的游说，然后便竭尽全力地支持他的计划。公司有一段时间情况不好，艾德．迈克拉肯把口袋里最后一笔钱掏出来，交给他的诸位高级经理，咬咬牙说：“李开复小组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剩下的你们其他人分。”然而李开复需要的不仅是钱，还有时间。艾德．迈克拉肯可以倾囊相助，却没有时间等待他的成功。公司的财务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人心离散。眼看着李开复的新产品出现一点眉目，可现在谁都等不及了。在他身后，有才华的人一个又一个悄无声息地离开。他觉得苹果公司的阴影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SGI。
不过，他还是义无返顾地投身在自己的研究中。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让他从梦幻中醒来。那是高级副总裁瑞伯．布吉斯打来的。瑞伯是个商业天才，曾在加拿大开过一家软件公司，SGI看到人家的公司不错，就掏钱连人带公司一起买了来。瑞伯进入SGI负责公司的软件研制，也是李开复的顶头上司。当初为了说服李开复加入SGI，他费了不少心血，但现在，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我要走了。”
李开复大惊：“我是冲着你来的呀！你怎么可以……”
硅谷的情形就是这样。这里有大约7000家计算机企业，有好几万软件工程师和管理者，每年却有大约30％的人离开自己的企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来去匆匆，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两年，就已经是老员工了。李开复回天无力，只有感叹。直到多年以后，他谈起那情景还很伤感：“越是优秀的人走得越快。可惜我没有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公司的情况更加糟糕。走的人也更多了。到了这一步，总裁不得不仿效美国大多数公司陷入这种局面时的办法，一边裁员，一边改组，一边把最后的赌注压在李开复身上。“我们打算做一个专门的软件。要你来做。”
他对李开复这样说。
很幸运，这是李开复正在做的东西，所以，它在公司是救命稻草，在李开复却是兴趣所在。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多媒体软件，它可以帮助用户在因特网上进入三维世界，声形并茂，前后左右，恣意进出漫游。它可以是很小的东西，有如一张网页、一个广告；也可以是整个世界，让你在里面寻找人世间的朋友，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李开复在两年以后这样说，“可以彻底改变因特网的经验。”这时候他已经是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他的不少研究员果然在做类似的事情了，比如沈向洋的“三维漫游”和张宏江的“多媒体检索”。但是，在1997年夏天，他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很酷的事情”竟会将他引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境地。
任何失败之举，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笼罩一重诱人的光彩。李开复的起点也是诱人的。他的智慧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当他把自己做成的软件拿出去给别人展示的时候，每个看客都会张大嘴喊出声来：“哇！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东西！”
“微软做不出来！苹果做不出来！国际商用机器做不出来！” “移植到个人电脑上去！”
李开复尽管已经历过苹果的沉浮跌荡，却还没有学会超过他的年龄的思维方法。真是既天真又自信。别人一说他的技术了不起，他自己也就觉得了不起。“我要做一些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作。把我们的软件全部移植到微软的‘视窗’上。”他对他的老板和同事这样说，“让我来做一个多媒体公司。”
如他所愿，SGI真的买下了一个公司，让他实现他的“多媒体之梦”。大家都看出，这项计划既刺激又危险，但李开复胸有成竹地说：“只要我们的软件好，就可以成为微软的伙伴。就算是竞争，我也不见得输给它。”他准备孤注一掷，但是他低估了一个技术被人们接受所需要的时间。一个好的东西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被人们接受。用户的需求真是奇特，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出来，淹没那些毛病百出的烂货；有时候无论你的东西怎样优秀，他却迟迟不肯接受。这样的例证在计算机的市场上屡见不鲜。
李开复熟知这些事，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同样的事情会落到他的头上。他把自己的宠儿叫做“宇宙”（Cosmos），拿着它到微软去寻求合作，立即就发现了不祥之兆。
“不错！”人家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东西更好些，甚至认定，几年以后会非常重要。“不过，现在用不着。我们现在买来的技术应该足够。”人家轻描淡写地对他说。
李开复赶忙插话，说他分文不收，只是想把这很不错的东西捆绑在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微软的那位一边倾听他的陈述一边微笑，笑完了还是不肯接受。
若干年后，李开复有一次谈到微软这一次拒绝和他合作，承认搞技术的人难免都会犯“技术至上”的错误，但事情恐怕还不仅仅如此。他还低估了比尔．盖茨对市场的影响力，他一心想着只要自己的产品好，就会迫使微软要么接受合作，要么接受竞争。根本没有想到，“视窗95”在以她的活力赢得了全世界之后，竟也会反过来拒绝活力。
他不得不为自己偏爱的“多媒体之梦”做最后挣扎。
熬过几周之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网景公司接受了他的产品。网景浏览器占有60％的因特网市场，照理可以让李开复绝处逢生。漂亮“女儿”抛头露面，动心的人家也不能算少，一年的营业额超过了1000万美元。可是公司支出更大，必须照常开门，100多员工的薪金一分也不能少。一年以后，亏损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到了这时候，李开复不得不承认，微软的“拒绝”不是没有道理。“好东西也不能做早了，”李开复后来说，“当初就算微软接受，也不一定成功。”1998年春天是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到来的。新总裁瑞克．布鲁斯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李开复说：“我知道你的产品很好。不过，我们还是把多媒体公司卖掉吧。”那是李开复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黯淡的春天。他到处奔走，遇到可能的买家就会苦口婆心地讲述自己用智慧、心血和梦想培育起来的公司。到了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在心里暗自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不看重我的公司干下去了。” “我更喜欢自由平等的环境”
李开复再一次来到雷德蒙的时候，已是1998年初夏。
美洲大陆西海岸的这座小城，风景如画，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不过，李开复的心里却笼罩着一片阴云。
春天结束的时候，他的出卖自己公司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期待中的买主是日本的索尼公司，1500万美元成交。公开的舆论叫做“并购”，消息已经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可是当日本人知道李开复不准备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另外5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也将集体离开的时候，变卦了。
现在，李开复的悲剧演到了最后一幕。有一家公司对他的“心血”表示出兴趣，不过，条件极为苛刻：500万美元，只是日本人的1/3，并且还要裁掉2/3的员工。
一望而知对方不是雪中送炭，而是乘人之危。李开复心有不甘，还在挣扎着要给自己的公司和员工找一个稍好些的新家。于是他来到雷德蒙，希望微软不会像当初拒绝他的新技术一样拒绝他的公司，但他再一次失望了。
那天中午，李开复和黄学东坐在一起吃午餐，对黄学东说他要离开SGI。黄学东并不奇怪，他早就认为李开复的光辉被SGI的阴云掩盖了。不过，当他听说英特尔公司正在打李开复的主意，不免着急起来：“英特尔？要你做什么？”
“他们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院！要我去。”
这叫黄学东更加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愿意到中国去。”
“我觉得我挺适合做研究。”
“为什么你不到微软来呢？微软也要在中国开研究院啊！”这是李开复第一次知道微软将要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消息，也是第一次将自己的未来和微软联系在一起。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李开复一时语塞。被迫出卖自己的“心血”这件事表明，他的激情和才能都处在一种被压抑和被埋没的状态中，他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探索时期。
多年以后谈到这段经历，他说这是自己的“失败时期”。
这种失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既有技术、市场的原因，又有他个人的性格作祟，还有那个行业里特有的文化色彩。整整一个春天，他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起点。
硅谷里面，能让他挣到一大笔钱的小公司的确不少，他的同事中有很多已经捷足先登。但他却觉得那样的未来缺少刺激，没有满足感。他也去了一些很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那是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享誉全球。
总裁克瑞格．波瑞特告诉他，英特尔正在中国开设一个研究院，希望李开复去主持。李开复说他“在硬件公司做怕了”。克瑞格．波瑞特说，他们将请他来做软件。李开复说：“我就是怕在硬件公司做软件。”但克瑞格．波瑞特执着地邀请李开复：“来我们公司看看。”李开复真的去了，立刻就发现他不能习惯英特尔的文化。“有点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级分明。”李开复后来对朋友说，“我更喜欢自由平等的环境。”
其实他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环境”，还是为了他那始终不能实现的“梦想”。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研究，他讨厌那些急功近利的公司，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够在广阔的技术领域发挥影响，又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汇入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是一个奢侈的梦想，需要大笔金钱的支撑以及一个真正理解他的老板，其背后的支持不仅坚定不移，而且持之以恒，方有可能成为现实。但这样的支持在美国极为罕有，可遇不可求，而且越来越少。他曾经效力过的“苹果”和SGI，说来都是了不起的大公司，竟全都不能做到，如果微软再做不到，还有谁呢？这样看来，也许他真的需要微软。
微软对李开复的公司没有兴趣，这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公司以500万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另外一家公司。
但微软却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这一点从黄学东的兴奋就可以看出。黄学东是出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在英国做访问学者多年，又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其专长也是语音识别，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早就成为朋友。有一个时期，李开复在苹果公司把语音识别系统做得如火如荼，促使微软建立起自己的语音研究小组，黄学东就是在这时加盟微软，成为微软语音研究的创始者。两个朋友成为竞争者，也就很少往来。多年以后说起这些，黄学东笑道：“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
但是黄学东现在发现有了“国共合作”的机会，不免兴奋起来。他的兴奋并非出于私谊。美国人才如云，论成就声望，在李开复之上者不是没有，但黄学东对朋友了如指掌，知道在李开复身上有一件最奇特的事情，56其研究成果总是走在微软公司的前边，或者也可以说，微软总是追随他的后尘。前述李开复的语音识别技术的突破，令微软在雷德蒙的那块宁静田园不再宁静，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李开复做出的一个叫做“QuickTimeVR”的东西，它能把一大堆照片粘连在一起而不露形迹。
此后，微软也开始招募多媒体专家，也做出一些东西，不叫“QuickTimeVR”，而叫“SurroundVideo”，却和前者大同小异。第三次，李开复的一个新软件（QuickTime）可以在个人计算机上看到视频，微软也做出了一个叫做“ActiveMovie”的东西。第四次，李开复拿出了他的“宇宙”，微软紧接着购买了一个公司，也开始研究类似的“三维技术”。同样的事情重复再三，连续不断，令人怀疑微软在抄袭李开复的创意。李开复本人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他毕竟为此沾沾自喜：“不能说是抄袭，但总是我在先，微软在后。”令李开复感佩不已的是，同样的东西在李开复手里总是虎头蛇尾，在微软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