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系娜恕�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他约见了十几位华裔学者，发出几十封电子邮件。结果却发现那些人全都不肯与他同行。他们不是不赞成李开复的选择，更不是不相信李开复的能力和诚意。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眼光远大，头脑敏捷，不用李开复多费口舌，就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在北京建立研究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李开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人，但却长着一副华人外貌。了解他的人都相信，他将冲击中国那块最富智慧的土地上的那种群体惰性，也愿意倾全力助他一臂之力。只不过，一说起到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71会吞吞吐吐起来，提出种种理由：小孩子要读书，大陆太脏、太乱，太太不愿搬家，我现在工作很满意，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就算搬过去，早晚还不得回来？……
是呵，这些人全都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事业有成，热爱现在的工作，享受自己的成功带来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为什么要改变呢？
再接着谈下去，事情就更加复杂。
一个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么优秀吗？就因为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出来了。”另一个朋友说：“回去？整天就要和官员打交道，陪笑脸，说好话。”李开复无可奈何地承认：“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还承认自己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他开始担心国外那些最优秀的中国人能不能回国。
他需要的是真正优秀的人才，而不是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只好回家的“人才”。可眼前说这些话的，不仅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比他这个在台湾生、在美国长的人更了解中国。
72李开复发现自己应当到中国去看看。7月中旬，他就出发了。“管他呢，我自己先去。”他对里克．雷斯特说。
也许是他的执拗天性发生了作用，也许是一股热情和几分天真，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但他就是不肯退缩。里克．雷斯特已经明白了他的难处，却一点也不同情，对他说：“无论在哪里找人，都是一样标准，不能妥协。”“好吧，”李开复回答，“我就不相信中国所有优秀的人都出国了，总能找到。”平心而论，他对中国并非一无所知，不然他也不会对来中国工作抱以那么强烈的热情。自从1990年以来，这是他第六次来中国。过去他到过北京，也到过东部的上海和南部的珠海。但现在不同了。那时候是演讲，谁也不求谁。讲完了，和当地官员客气几句，握手，笑笑，转身就走啦。这一次，李开复既然是“追寻天才”，所以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直奔中关村。同行的还有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几个月后，中国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促使比尔．盖茨决定在中国建立研究院，根本没有提到过凌大任。实际上，要说有哪个华人对微软的这个决定发挥了影响，那就是凌73大任。此人祖籍上海，出生在意大利，又在美国长大。
尽管不会说中国话，但却对中国有一种天生的感悟和理解，其微软研究院院长的特殊身份，又特别适合在科研方面对公司董事会施加影响。公司中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凌为研究院的成立出了大力。他多次去中国，还向公司高级主管进言，说微软既然在欧洲成立研究院，在中国也应该成立。他甚至还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去中国主持研究院的人选，直到找到李开复。
与过去6次来访不同，李开复第一次不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是作为中关村的一员来到这里。希格玛大厦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热闹，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刚刚搬进来，李开复和凌大任走到楼上来的时候，办公室还未就绪，满眼一团糟。公司原来在知春路上一个破旧房子里面，办公室像个货栈，洗手间露着缝隙。吴士宏那时是公司刚刚上任的总经理，还没有后来那些对微软的满腔恨意。她率队浩浩荡荡开进希格玛大厦，挺开心，觉得这蓝色的大厦“比起老地方像是天上”。不过，李开复和凌大任可不是因为它“像是天上”才来的，他们对楼没兴趣，对人有兴趣。
74微软公司的两个院长转身就去了清华和北大－－中国两所最著名的大学。他们对那个真正的“硅谷”了如指掌，所以对所谓“中国硅谷”的说法一笑置之，但却相信“人才摇篮”不是虚妄之词：中关村有58所高等院校和148所科研院所。中国每年300个计算机博士，大部分就出自这里。
北京正是盛夏，两人西装革履。中国的校长当然不是傻瓜，望着这两个和他们一样皮肤的美国人，揣摩其用意，脸色立刻就不一样，眼神也有些奇怪。这也难怪。
你说是“追随人才”，中国人的说法是“抢人才”。外国公司在中国“抢人”的故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何况微软还背着那么大的恶名呢！
其实所有这些争论都是表面文章，即使那些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的人，也不见得真的那样想。至少在年轻一代中间，谈论这些是非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一年我们国家有300多个计算机专业博士生毕业，还有一万多人在国外学成回来。连同过去10年，回来的差不多有10万人了。多年以前，国内舆论纷纷评论“出国潮”，有些贬75意，也有些羞羞答答。听说有哪位博士回国了，记者们就觉得是涌现了一个爱国志士，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一桌丰盛的宴席，急不可耐地扑上去。那些回来的人，也就真的像“爱国志士”一样在报纸电视上频频微笑。这两年可就有些不同：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种种“道德的感召”却越来越少。看到报纸上说他们放弃高薪放弃工作放弃种种舒适生活，他们就会觉得好笑。他们会说：“为什么‘爱国’总是让人们放弃什么，而不是让人们得到什么呢？”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不向往政府机关，也很少到国家的企业或者国家的学校去就职，而是把自己的智慧拿去办公司，取一些不中不洋的名字：亚信集团、UT斯达康、爱特信……然后说自己是“正规军”，而那些没有出过国的人不过是“土八路”。1998年1月1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题为《连线中国》。文章描述了不少中国国内网络世界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就是从海外归来的。报刊上现在热烈欢呼“回国潮”，记者们开始从另外一个极端来理解这些归来的游子，遣词造句的时候不说什么“放弃”了，而是编出一句特别功利的话登在报纸上，说这是在国外流浪的中国学子的切身感受：76“求稳定留美国，要发财回中国。”
话虽不太高尚，但多少让人觉得可信。不过，李开复不这样想。他说，从美国回来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些人，都不是为了发财。还说过，“一个人就算只为自己，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只要他做事的客观效果对社会有利。”他生在台湾，知道台湾的科研人员也曾经历过一个外流和归来的过程。60年代是外流，每年出走上千人。
8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连美国人的就业都成了问题，却让台湾时来运转。那里掀起了一场“吸引人才回台运动”，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后来成为台湾计算机产业的重要支柱，并且开创了赫赫有名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李开复现在发现，同样的情形正在大陆重演，挺受鼓舞。
“就算现在还不能说‘回国潮’，在5年、10年以后，海外会有更多的人回到中国来，”他说，“我就是想要捷足先登。”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李开复带着这样的念头回到美国。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又到中国来了。这一次，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家人住进了京城东郊一个叫做“香江花园”的别墅区。
77离开美国之前，他把带不走的家当都卖了：汽车、家具、房子，还有环绕房子的那一大片草坪。
出卖房子在这个家庭是最费踌躇的一件事。这是一栋平房，坐落在加州一片树木茂密的山坡上。李开复和先铃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穷学生，两个人租了人家一间旧房居住。油漆斑驳，夏暖冬凉，老鼠到处横行，吱吱乱叫。1994年他已成名，口袋里也有了些钱，于是买了一片7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它使他特别兴奋，不仅价格不贵，而且还因为那是一个宁静美丽的地方，从山脚一直伸向山坡，正是夫妇两人梦想中的那种乐园。
绿荫之中有一座陈旧的马棚，夫妇两人自己动手刷上油漆，以两块白色的门板贴在墙上作为装饰，又挂上两盆淡绿色的盆景作为点缀，然后就带着女儿搬进去。小小的房间弥漫着油漆的芳香，不过这只是个临时居所。一个永久性住宅在旁边同时开工。这是在美国通常可见的那种木制结构的房子，有500平方米。新房子兴建了一年半，夫妇两人每天从他们的马棚里面走出，看着他们“未来的世界”一点点成长起来。内饰全部由李开复精心设计。他以自己擅长的多媒体技术绘图，中西合璧，78并且刻意地在那巨大的西洋式客厅里面保持了一种典雅天然的中国风格。地板使用1000块大理石铺就。工程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李开复希望客厅中心地板的大理石，能够依其表面彩纹镶接，浑然天成。但所有工人都说这要求过于苛刻，拒绝照办。于是夫妇两人俯身趴在地上，仔细寻觅石板上的花纹。一块块排列整齐。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50个小时，终于将60块大理石排列成一个正方形。石面彩纹流畅地蔓延开来，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没有走样。很显然，这中间凝聚着的不是技术，而是心血；不是智慧，而是激情。它似乎向人们展现了这个家庭生活中一幅同心协力、有条不紊的景象。
1995年新房建成，从那以后，它就成为他们一同逃避外面喧嚣生活的港湾。
可是才过了两年多，李开复就要卖它了。“我真是下了很大决心。”他说。卖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围着房子转来转去，照了很多照片，然后又希望找到一个好心的买主。“还好，新房主很照顾它，”李开复后来说，“他有时候会给我写信提到它。”先铃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对于那所房子的怀念。有时候李开复把那房子的照片拿出来79仔细端详，而她总是避开。她说：“我不忍心看照片。”
先铃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对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那里没有足够的信心。李开复于是让他的妻子做出选择。
他说他特别需要她同赴中国，但她也可以在美国等他。
妻子不愿意离开丈夫。她说“那可不成”。她早已听说北京和上海有很多漂亮女孩子，会发出许多难以拒绝的诱惑，“MBA”绝对不能在那里久居－－“MBA”本来是“工商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又同“已婚独居男人”（marriedbutavailable）的英文缩写恰恰吻合，所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那些独身男人中被普遍使用。
搬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998年8月29日。这一家人进入北京，随身带着10000磅的行李，这是他们剩下的全部家当，一点也没有留在美国，全带来了。其中精神的价值显然超过了物质的价值：镜框、书籍、照片、字画和女儿的玩具。“香江花园”是京城有名的“高尚住宅区”，里面一半房子空着，另一半住的都是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院内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警卫森严，其中一个黑衣警卫日夜站在李开复的家门口。访客进入大门，80门卫随即记下汽车牌号。在京城中，只有中南海和一些高级官员的住宅，才会有诸如此类的制度。
李开复的住宅是一栋三层小楼，远不如他在美国的那所房子漂亮宽敞，月租金却要8000美元，闻者无不咋舌。房子里面挂着一百多幅女儿的照片，墙上都是镜框。
大女儿满口英语，却又很中国化，穿着中国皇后嫔妃的衣服照相，喜欢画中国的灯笼，还喜欢吃四川怪味肉。
小女儿才3岁，却能熟练地用筷子吃中餐。另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悬着一幅对联。那是父亲最珍爱的一幅字，是钱穆所书。父亲去世后传到李开复手上，他从台湾带到美国，又从美国带到大陆。在美国，有一次搬家时碰上下雨，雨水淋湿了字幅一角。李开复想把它弄干净，不料越弄越糟，于是在美国到处找人，终于找到一家，洗净裱好。人家报账单，要2000美元，他觉得被宰了一刀，但随后看看条幅如初，又觉得值得。对联云：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现在，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81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但是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相信这个美国家庭仍然一脉相承地保留着华人本色。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微软研究院里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李开复1961年出生于台北，成为一个大家庭里的最小的孩子。在他出生之前很多年，他的家生活在四川成都。那时父亲李天民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地区的立法委员。应当说，这在中国官场已属不得了的位置，但是他并不热衷于政治而对学问情有独锺。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军政要员纷纷逃亡台湾，李天民分得两张机票。
这意味着他可以携带他的妻子儿女当中任何一人飞往台湾。但是他却留下所有家人，带着一个昔日部下离开。
母亲携带着兄姐在一年后出逃，经由广州到香港，再辗转到台湾。父亲虽然为官一场，却没有留下什么钱。一家人旅程艰难，到了台湾之后就更加艰难。
父亲对政治已经彻底失望，辞官回家，拚命写作，82赚钿积铢，渐有积蓄。等到李开复出生的时候，家境已是小康。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这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孩子，母亲只说一句：“我要生。”分娩之前，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产妇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低能的概率更大些。”但母亲仍旧是那句话：“我要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专家的话，前一半对了，后一半错了。
开复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大哥便乘船渡洋往美国求学。那几年大陆上正在闹饥荒，数千万人死于饥饿以及饥饿诱发的各种疾病。在李开复幼年的记忆中，台湾的报纸上整天嚷着“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但父亲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事实上，李天民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尤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晚年陆续出版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比如《刘少奇传》、《林彪评传》、《邓小平传》和《周恩来评传》。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持公正，每个国家每个83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正因此，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被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
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他只记得：“父亲是一个非常不爱讲话的人，尤其在家里很少说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李天民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女儿说，那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